刘振起|阅读王春晓文章的三点认识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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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起|阅读王春晓文章的三点认识
2025-02-03
油画:遵义会议(邱瑞敏 章德明 等作)
阅读1月28日昆仑策发表的王春晓的《1983年〈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失实问题真相》一文,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感敬佩,同时也强烈的获得三点认识。一、《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物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是“虚无化”真实历史,即个人、群体或集团,不遵循实事求是原则,“污名化”地否定真实历史,不予真实历史以应有的尊重和肯定;二是虚假历史“真实化”,即个人、群体或集团,以自身的历史为对象和以自身的需要为取向,人为制造伪史。这两种表现形式,尽管看似绝对相反,但都是为了混淆是非,否定历史,性质和作用如出一辙。从党史领域看,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打着“还原历史真实”的旗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建设史、奋斗史进行曲解、贬低,从而达到否定我们党执政合法性、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毫无底线地通过编造谎言、移花接木、恶意解析等方式,抹黑、污蔑、嘲笑党的领袖和英雄烈士。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 反思历史”、“ 范式转换”、“ 还原真相”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肆意肢解、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其本质就是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史、国史、军史。1982年,中央级的临时机构“党史征集委员会”(简称“党史征委”),该委员会的李志光、陆友山,在没有认真研究历史,采取偏听偏信、自说自认、杜撰虚假电报等手法,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武断地给出虚假结论,把1935年1月7日至9日的遵义会议,改为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该调查报告,是一个违背历史真实,毫无根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调查报告。二、遵义会议1935年1月7日至9日召开是无可争辩的史实王春晓说,遵义会议召开时间一直是有明确定论的,为此,他在文章中列出了如下10条,无可辩驳地实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1、毛主席亲自主持编写的党的重大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收有“遵义会议决议”,明确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附有文献原件图)。《六大以来》在正式成书之前,中央曾先以散页形式发给高级干部阅读,参加遵义会议的19人(李德已离华)人手一份,无人对《决议》所标“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产生异议。
2、中共中央办公厅确定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8日至1月9日,确定以1月8日为纪念日。1959年,遵义地委向贵州省委宣传部请示,因为陈云同志的“汇报提纲”表明,遵义会议时间是三天,特请示中央办公厅哪天作为纪念日为好。1959年12月26 日,贵州省委宣传部复电:“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办公厅杨尚昆主任指示确定以1935 年1月8日为‘遵义会议’的纪念日期。”至此,遵义会议纪念馆就一直以这个时间宣传遵义会议。3、张闻天警卫员刘自升所刻写的历史文献原件证实遵义会议时间,是1935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张闻天警卫员刘自升所刻写的历史文献原件“《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当年任红军总部机要科译电员、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同志曾回忆指出:“当时在总部刻蜡版的叫刘自升,遵义会议决议就是他在遵义刻的”,他反复肯定地说:1月8日《决议》是“不可能刻错!”。这里感慨一下,就是猪脑子也能想明白,这样重大的时间问题,刻蜡版的时候不止一人,印好发出去又不知多少人看,能把明显的错误留存下来吗?这是常识吧。4、杨尚昆同志证实遵义会议时间是1935年1月8日。1957年3月6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馆长孔宪权采访杨尚昆同志,证实会议时间是1935年1月8日。当时,孔宪权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馆长。长征时期他是杨尚昆的部下,任三军团司令部的侦察参谋。1957年3月6日,为弄清遵义会议的一些疑难问题,孔宪权带资料员国瑞臻赴京采访杨尚昆,受到杨尚昆同志的热情接待。杨尚昆的回忆:“会议大约是3天。元月8日开始。教堂是总政治部住地,王稼祥是政治部主任,就住在那里。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5、贵州省社科院与贵州省博物馆编辑出版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标明《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6、《红军长征·文献》有记载:《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标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7.在“遵义会议”中共领导参会人员全部健在时,所有文献都注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7日至9日。8、1977年8月24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采访陈云时,陈云同志证实遵义会议8日左右召开。9、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提到遵义会议是1935年7-8日召开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10、吕继熙(吕黎平将军,长征时任红军总参谋部参谋)同志证实,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7日晚开始的。他在回忆文章中说:“1月7日凌晨,红一军团第二师进占遵义。中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率军委纵队的先遣梯队——总司令部,按预定计划紧跟第二师之后从东南方向移驻遵义城。”“当天晚上,召开了有红一、三军团军政一把手、五军团政委以及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代主任参加,李德列席的历时三天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了上述内容,我们不得不说,把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1月7日至9日改成1月15日至17日,是个重大的历史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过来,以绝谬误再流传。另外,阅读王春晓的文章,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例如:从这些历史文献上,我们看不出原先有明确定论的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换句话说,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有确切的资料,为什么还要派人去专门调查呢?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用意呀?又为什么不经充分论证、不经反复推敲就修改呢?其用心和目的何在呢?有什么理由非要修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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