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地瓜与地瓜饼

 

常州人吕志恒在闽地任知府时，一次负责刑狱诉讼事务及对地方官负有监察之责的臬使，请他审理案件。当时闽省海禁甚严，凡谷粟之类的粮食均禁止出海，如有违令，就得处死。因当时海盗猖獗，海盗尤重抢粮，以养人马。而当时闽省所辖漳州、泉州两地，穷人很多，严重缺粮，百姓平时多以地瓜为基本食物，所以当地官府也视地瓜为粮食，如有私携出海，亦属死罪。然而，许多当地百姓觉得地瓜毕竟不同于谷粟之类的粮食作物，加上又无其他食物充饥，所以为生存计，私携地瓜出海者还是不乏其人。这些人因此获罪，被处死者不在少数。

 

看到这样的情况，吕知府不由得生出恻隐之心。显然，他觉得对于这些沿海贫穷百姓而言，如若连携带地瓜出海充饥都不被允许的话，那无异于将他们往饿死的绝路上逼。心存善念的吕知府，忽然想起了《急就篇》中“饼饵麦饭甘豆羹”这句话，立马就有了主意。他向上级打报告请示道，海盗们感兴趣的是美食佳肴，对地瓜根本不屑。再说上面明令禁止的是私携地瓜出海，那么在“地瓜”后面加一个“饼”字——做成地瓜饼，它与纯地瓜还是有区别的。所幸的是，吕知府的请示报告最后获得上级部门批准。“自是全活无算”，无数百姓因此得以活命。

 

面对百姓的生存之艰和实际困难，吕知府本可以一句上面有规定，禁止私携地瓜出海为由，奉命行事即可；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向上级递交了那份请示报告。

 

明嘉靖三十四年，一支72人的日本海盗敢死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从浙江的严州、衢州，穿江西的饶州，过安徽的徽州、宁国、太平，一路杀到南京。明朝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分析此战失利的原因之一正是层层请示，等请示都到了，敌人早准备好了，即便韩信、李靖复生，恐怕也难以取胜。

 

西汉陈汤灭了郅支单于，并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历史最强音，却惹得朝中那群酒囊饭袋羡慕嫉妒恨，逮着他假传圣旨说个不停。好在官居宗正的刘向为陈汤争辩，说皇上虽无明旨，但陈汤也是顺着陛下和万民的心愿行事，何错之有？

 

政策是死的，执行政策的人是活的。不领会政策之神，机械教条执行“明旨”之“形”，看似“守正”，其实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同样，不领会政策之神，偏离守正的“创新”，走的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不囿于“明旨”之“形”，而“顺着陛下和万民的心愿”之“神”地创新式执行，才是真正的“守正”。

 

圆规可以画圆，因为脚在走，心不变。守住圆心就是守正，绕圆心而行是为创新。守正与创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又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辩证统一一样，守正与创新相互渗透、相互贯穿。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路径。只有守正才能为创新把握方向，只有创新才能科学守正、可持续守正。

 

这就如写散文。“形散神聚”是为上品，“形聚神聚”次之，“形散神散”又次之，最下品是“形聚神散”。道理很简单，“一根红线贯穿到底”地“神聚”，却能思接千古心游万仞地“形散”，最有大容量、可读性。神聚而又“形聚”，拘谨生硬的表现力自然不如“形散神聚”之作，其神的“聚合度”一定也不如“形散神聚”之作。“形散神散”自不必说，可为什么把“形聚神散”列为最下呢？因为这样的散文最具有欺骗性，容易被误读为好散文。时下，不少张口对仗闭口排比，不惜“硬做”、削足适履、以辞害意的文章，绝类“形聚神散”的散文。

 

《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载：周幽王八年，史伯给郑桓公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批评幽王去和而取同，主张和而不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说“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形散神聚，是讲原则前提下的团结，那么“同而不和”就是形聚而神散，乃“和稀泥”而成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合唱队里，多分高、中、低等多种声部，不同声部的人音频不同，才形成音质圆润丰满的和声。而如果人人音频相同，音量再大也缺乏厚重饱满，无以形成和声之美。

 

如果将“厚德载物”理解为守正，那么“自强不息”则可谓创新。“和”乃守正，“不同”乃创新。《孙子兵法·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如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毛泽东主张保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开展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则是“和而不同”。

 

唯守正才能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章乃器所谓“少号召多建议”，乃漠视守正前提的空谈创新。遇事不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实乃乱作为的“伪创新”。

 

唯创新才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党历史上，之所以出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思想根源正在于教条式机械套用、贴标签式解析马克思主义，忘记了创新是守正的题中之义。遇事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实乃不作为的“伪守正”。

 

针对德国和法国“左”派政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教条式机械套用、贴标签式解析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曾非常气愤地说：“我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毛泽东同志与当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在讲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对他讲过一段很有意味的话：“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等于马克思”固然不失守正，但“超过马克思”靠的是创新。机械教条地执行政策，如果只是因为糊涂，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着意自己的乌纱而不在意党和人民的事业，这样的“举着红旗反红旗”，属于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最具迷惑性欺骗性，也最有破坏力。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