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讲：“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互相对立。
在阶级社会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的情形下，他们大多数都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服务。所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道：“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者，即权势者设想的办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然而，最初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来的呢？从原始共产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由于奴隶主集中了奴隶劳动的剩余生产物，就可以使一批人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政治、文化、艺术、科学等活动。从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但也恰恰因为知识分子脱离了劳动，远离了日常实践，便以为精神生活决定了物质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决定了精神生活。他们颠倒地观察这个世界，夸大了精神活动的作用，将它绝对化，因而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因为依附于剥削阶级而生活，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所服务，为统治者的政权作辩护。如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观念在社会上的作用，比任何物质上的权威还大，它可以入人于不觉，慑人于隐微。如此一来，统治者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剥削的权力了。知识分子既然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反之也就被统治者所推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独霸中国，使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也就使人们做了二千多年的偶像奴隶。
事实上，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这几千年来，因为剥削阶级总是处于精神文化的垄断地位，所有繁重的体力劳动都压在了下层被剥削阶级的身上。可剥削阶级仍肆意贱视人民的劳动，觉得“农民是天生的愚笨”、“地主是天生的福气”、“唯妇女和小人难养也。”但实际上，小人和妇女是当时的生产者，是小人和妇女养地主阶级。养之反被剥削，是地主阶级难养，而不是小人和妇女难养。
从《诗经》里可以看到当时地主阶级对妇女和小人（农民）和剥削。
如《魏风·葛屦》章：“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译文：穿着这歌麻绳编织的凉鞋，怎么能在结霜的地上行走？这双手已累得不停地发抖，再缝制衣裳怎不叫我发愁？缝好腰部再做精致的衣领，美丽的主人穿它抵御寒流。美丽的主人仪态如此安详，那左侧的襞缝真切又鲜亮，插上象牙的簪子更显大方。可这美人的心眼实在狭隘，所以我讽刺她的刻薄心肠。）这是当时地主对妇女的剥削。
又如《魏风.伐檀》章：“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译文：不播种也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都往你们家搬啊？不冬狩也不夜猎，为何见你们的庭院悬着猪獾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这是当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然而，知识分子又是怎么看待这种剥削的呢？在《孟子.尽心》说：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译文：公孙丑说：“《诗经》中说道：不能白吃闲饭啊。君子不去耕种却能吃上饭，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国君任用他，他就能给国家带来安定、富强、尊贵、繁荣。国家的年轻人跟着他学习，就都能学会孝悌忠信的道理。这不是白吃饭，试问谁还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呢？”）
君子不耕而食的理由，是国家任用他，就能给国家带来“安富尊荣”，年轻人跟着他学习，便能学会“孝悌忠信”。这真是有剥削之实，却无剥削之名了。不但不承认对农民的剥削，反而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掩盖对农民剥削的痕迹。所以王小波曾说：“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对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生活差距的对照，可以从杜甫的《观刈麦》感受到：“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译文：妇女们担着竹篮盛的饭食，儿童手提壶装的水，相互跟随着到田间送饭，收割小麦的男子都在南冈。他们双脚受地面的热气熏蒸，脊梁上烤晒着炎热的阳光。精疲力竭仿佛不知道天气炎热，只是珍惜夏日天长。又见一位贫苦妇女，抱着孩儿站在割麦者身旁，右手拿着捡的麦穗，左臂挂着一个破筐。听她望着别人说话，听到的人都为她感到悲伤。因为缴租纳税，家里的田地都已卖光，只好拾些麦穗充填饥肠。现在我有什么功劳德行，却不用从事农耕蚕桑。一年领取薪俸三百石米，到了年底还有余粮。想到这些暗自惭愧，整日整夜念念不忘。）
此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也是当时杜甫对现实生活的写照。在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的阶级社会，人们始终是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但又有人说，孟子也提倡：“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确，“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不要忘了，在封建社会，仍是君主专制的社会。表面上，君主可以高举仁义道德和民贵君轻的旗帜，背地里该怎么压迫人民还是怎么压迫人民，甚至正是由于“民贵君轻”思想的禁锢，给百姓制造了一种假象，使百姓想象中以为自己的地位挺高，见了官，便要跪得服服帖帖的了。但实际上，态度可以是虚的，权利却是实的。
这就好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说的“自由”、“民主”、“博爱”，实际上也只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包括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超阶级的，代表着全人类的思想，但那是混话。他们如果敢承认自己的阶级性，那么他们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历史证明，资本家不会爱工人，地主不会爱农民。历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想办法去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一个剥削阶级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毛主席才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唯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真正摆脱剥削，人民才能真正当家做主。
但是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不代表就没有了阶级斗争。我们现在还有封建旧惯势力（如之前发布的曾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为什么被移走了？）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侵蚀我们的思想。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反复的。
思想的入侵，我们是很难察觉的。比如我曾经读到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咋一读，以为是他为了守护文学的纯粹性来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但实际上，不过是打着所谓“人性论”的幌子来掩饰其为资产阶级拥护的立场。
他认为无产文学理论的错误，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人性。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有祈求身心的愉悦，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对于这“相同的人性”，看似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人是生活在社会里实实在在的人，世界上存在所谓的人性，但是这人性，并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无不打上自身所属的阶级的思想烙印。所以，承认文学的阶级性并不是束缚了文学，而是正是有阶级性的文学，其人性才是具体的人性，真正的人性。就如鲁迅所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譬如梁实秋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其文中言及以资产阶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一篇为资本家斗争的文章了。
此外，现代资产阶级也是用“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与阶级斗争无关”等言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这与梁实秋宣扬的“文学一概以普遍的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把人类心理的某些共同属性片面夸大，硬说是“共同的人性”、“人类之爱”是艺术的“永恒主题”，否认阶级社会里“人性”的阶级本质和艺术的阶级本质。
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普遍的“人类之爱”，人的爱和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地主、资本家不可能爱农民、工人，而农民、工人也不可能爱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资本家。毛主席曾说：“真正的人类之爱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
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先进阶级的艺术和反动阶级的艺术。先进阶级的艺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进步要求，起着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它或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黑暗，鼓舞人民群众对旧制度的反抗；或者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高尚的品德；或者唤起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或者揭露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通过对活生生的形象的描绘，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规律性。
反动阶级的艺术则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它鼓吹敌视社会进步、敌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使人们消极颓废、精神堕落、追求低级趣味。
总而言之，在阶级社会，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着阶级斗争，斗争的武器不仅有政治、哲学、宗教等，还有艺术这种武器。不了解社会意识形态下的阶级斗争，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言论。
钱钟书曾说：“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如何不上印刷品的当，那就要了解知识分子代表着什么阶级。
作者：一枝呀；来源：真见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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