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创新开展网络外宣”的重要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当前，移动新媒体时代，终端随人走手机刷屏随时看，机不离手手不离机，眼不离屏屏不离眼，互联网成为即时跨越时空、空间限制传播信息的主渠道，如此一来生活在地球村上的各国人们都离不开一张大网，数据、算法、算力成为支撑移动分布式智能化数字化传播的三大基石。
创新开展网络外宣，除了借助数据、算法、算力，通过外宣社交平台发布世界多语种通俗化中国故事的短视频，建构能够高效、精准地实现信息生成、分析、分发、优化、个性化推荐的外宣网络虚拟环境外，还要注重增强国际受众对外宣内容的接受与认同。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本经验与教训书。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引发甲午中日战争。
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政府以舆论战配合军事行动，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作为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路透社》。在金钱的驱使下，这些被日本政府邀请的随军记者，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了隐瞒真相、欺骗民众的舆论。而清政府却将所有外国记者拒之门外，导致国际社会只能听到有利日本人的宣传报道。
甲午之殇让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尤其是世界人民听不到清政府的声音至今令人沉思。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为抗日的先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动员一切力量，就必须加强对外宣传，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国际社会很少了解，知之甚少。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公开性，但当时的国共合作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制约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下与国外联系时断时续。虽然在苏联有少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但因苏联同英美处于意识形态对立状态，所以英美公众对中国共产党认知不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报纸以《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为代表。但是这两份报纸的受众主要是当地的华人华侨。正是基于国际社会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很少了解，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多来自国民党方面，所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形象的真实状况。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增强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影响力的认识。1936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指示，“为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1936年7月，斯诺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同他谈话，内容涉及苏维埃政府内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方针等问题。1936年8月，为《长征记》征稿之事，毛泽东等同志发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进行国际宣传”和“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扩大红军“国际影响”。
1937年2月，周恩来电告延安，建议在红军中加强新政策的宣讲；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也更加重视加强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动向海外人士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以及抗日根据地建设等情况。此后，中共中央创办了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多次会见他们，认为“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抗战时期，大量外国记者来到大后方，通过他们语言优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主张，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和地位，英勇抗战事迹得到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如：唯一全程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西方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采访过多位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他曾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
抗日战争初期，贝特兰接受毛泽东同志的邀请访问延安，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接见他，并就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随后，贝特兰前往晋南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并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战地采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詹姆斯·贝特兰再次访问中国，并且写了《重返中国》一书。他和许多真诚的国际友人一样，不论是当中国革命处在困难阶段还是胜利时期，都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这份始终不渝的“中国情”令人动容。
1940年，哈里森·福尔曼作为《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再次来到中国。从1944年5月31日进入边区，到同年10月下旬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在这5个月中，福尔曼撰写了《北行漫记》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所见所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事迹写成故事。
1944年至1945年之交，《北行漫记》一书出版。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北行漫记》打破了长达数年的“装甲封锁”，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了世界。
1940年12月，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至抗战后期，英美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书籍则更多。虽然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及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有关事迹和信息的传播，但是起决定性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各种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社会，人类地球进入数字地球，人类媒体进入数字媒体，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终端随人走、手机随时看，机不离手、手不离机，眼不离屏、屏不离眼，争夺国际话语权力量结构、任务也将随之发生质的变化，争夺制国际舆论主动权不仅局限于现有传媒工具，还正向由AI+各种大模型一键生成的移动网络终端产品博弈拓展。
2022年11月底，美国一家名为OpenAI（开放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推出ChatGPT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实现与用户之间的智能聊天对话与交流。两个月后，这款机器人在全球社交平台火爆，媒体报道说它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与人交流对答如流，既能写也能编还能改,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新动力新动能。
继ChatGPT诞生后，OpenAI于2024年2月又推出了一款名为“天空”（Sora）的文字生成视频模型，在AI领域形成了震动效应。美国媒体认为，随着OpenAI、谷歌、微软等公司将目光投向文字和图像生成之外的领域，寻求巩固其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并赢得自一年多前ChatGPT问世以来一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消费者的青睐，文字生成视频模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为舆论战领域争锋又添加一把刀--视频舆论战工具--文字生成视频模型。
随着数字媒体、各种大模型不断被运用于国际传播体系，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日新月异，争夺国际舆论战主动权日益激烈。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打赢舆论战的前提条件，是夺取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促进宣传、外交、经贸、旅游、体育等领域协调配合，推动部门、地方、媒体、智库、企业、高校等主体协同发力，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好中华文化资源、紧扣国际关切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然要求。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文明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深入实施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工程，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决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没有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无从谈起。
2024年8月21日，第六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暨中非智库高端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次盛会，深入研究和传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念与实践，共同探索更高质量、更有韧性、更加包容普惠的发展繁荣之道，为“全球南方”国家破解现代化发展难题提供智力和舆论支持。
论坛以“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指导，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非洲广播联盟主办。论坛期间，中非有关部门机构签署6项广电视听协议，发布20项合作项目，举办“友谊·合作”成果展等活动。来自中国和40多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门、媒体、智库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代表与会。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中国积极推动各国开展多种形式交流互鉴的同时，我们也应借船出海，抓住有利时机把外国记者请进来让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开展国际传播，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新华网，2024年7月21日
2、洪富忠，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北京日报，2020年8月3日
3、朱纪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作者：魏岳江 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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