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同志合照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贺敬之同志在85年的艺术和革命生涯中，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对党和祖国怀有无限的热爱。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把党的召唤和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延安根据地的大家庭生活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感召，特别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他指明了创作方向，焕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写出了《白毛女》、《南泥湾》、《翻身道情》等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用诗歌《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表达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一片深情，对时代生活的满腔热忱，激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改革开放以后，贺敬之同志创作的新旧体诗，意境深远沉雄，开创了一种诗歌体裁，在时代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长期在文艺领导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主持和参与了许多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为繁荣党的文艺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准以“百年敬之和百年文坛”为题，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阐述了“人民喜爱贺敬之，历史更不会忘记贺敬之”的历史必然。
李殿仁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对贺敬之同志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他说，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对贺敬之最恰当的评价，因为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民，最后得到的是人民的认可和拥护。
丁振海说，贺敬之是名副其实的最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他曾多次号召文艺理论工作者要“成为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我理解，这个命题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旗帜是不能模糊的；二是要清醒，清醒的前提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贺敬之同志不“左”也不右，最根本是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文艺战线，他是既警惕右又反对“左”。说到“有作为”，就是在贺敬之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创办了“一会一刊一所”：一会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敬之同志是首任会长；一刊是《文艺理论与批评》；一所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敬之同志的阵地意识是很强的，我们今天还有这些阵地，应该说敬之同志功不可没。我有幸在敬之同志领导下工作，他提出的“坚定、清醒、有作为”，我虽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仲呈祥从贺敬之的辩证思维角度谈了自己的两点体会。他说，贺老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两点：第一，百年中国文艺，贺老是参与者、见证人。研究百年中国文艺，贺老是绕不过去的。他不仅是一个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个理论家，同时又是党的文艺战线的杰出领导者。与贺老交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辩证思维。贺老是真正把握好度的人。当我们对某些东西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他总是说，要冷静、要分析，要把握两端，你还要从另外一方面想想，就这样，把你引向辩证思维的科学轨道上去。有人说他“左”，也有人说他右，这都不对。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主张讲真话、用真情、求真理。还有，贺老对于现实作品的关心也体现了其辩证思维。有些媒体上炒得很热的作品，他会问你，这些作品究竟怎么样？对于一些明显错误的作品，他也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写，主客观原因是什么？现在评论界有太多的今天说东、明天说西的随风飘现象。贺老对于这样的评论家，无疑是极好的镜鉴。
郑伯农说，贺敬之是我国现当代文艺史上的杰出作家，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还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贺敬之的作品不但具有经典性，而且具有传奇色彩。他主要执笔创作的歌剧《白毛女》，观众的数量起码有几亿人次。1951年，它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被译成俄语，登上了苏联的舞台。同年，它拍成电影，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一。1958年，它被改编为京剧。差不多同时，日本友人把它改编为芭蕾舞剧，盛演于东洋。后来，国内也大演舞剧《白毛女》。它启迪、鼓舞了无数人为建立、建设新中国而斗争，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贺敬之的诗是丰富多彩的。有《桂林山水歌》式的飘逸潇洒，有《雷锋之歌》式的宏伟壮阔。每一首杰作都展示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又和人民性、时代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在他那里，没有某些文人的闲情逸致，洋溢的是家国情怀。和前辈以及同时代诗家比起来，敬之特别注意诗的音调美，朗朗上口，铿锵和谐，具有高度的可诵性。在贺敬之的文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担负文艺领导工作后的一系列讲话稿和应红旗杂志之约写的阐述党的文艺方针的长文。这些文稿是研究新时期文艺发展的重要资料，是文艺史上的重要文献。
丁国成说，贺老是诗坛泰斗、百年战士。贺敬之自参加革命以来，就给自己明确定位：首先是做一名战士，其次才是做一个诗人，即使成了诗人，也要为党为国为民甘当战士。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此语常被某些人士误解、歪曲、抹黑、否定，实为大错特错。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号召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实际上，所有的矛盾都要靠斗争来解决，放弃斗争必然一事无成。我们所说的斗争，绝非胡言乱语、为所欲为，而是遵循客观规律，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作为文坛泰斗，贺老一直关注诗坛；作为战士，贺老坚持心怀斗志。他对诗坛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对于诗坛的错误倾向给予实事求是的严厉批评。贺老强调，社会主义诗歌创作既有人类诗歌的普遍规律，又有社会主义诗歌的特殊规律，因而中国诗歌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
涂武生虽然“年且九十”，仍以洪亮的声音朗诵了献给贺老的诗歌：
董学文从马克思文艺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论述贺敬之对革命文艺事业的贡献。他说，贺敬之的文艺论述有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不隐讳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贺敬之坦言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受益者。他的文艺见解、理论和评论，都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行进的。他不像有些人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实际上对之却不以为然。对照一下这些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心化的现象，应该说他的这种境界和品格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贺敬之执行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但他是不保守、不教条的。他根据形势的变化，遵循艺术规律，秉承民族和革命传统，实事求是地不断前进和创新，总结出不少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来。例如，他说“民主是艺术的本性，没有民主就没有艺术”，从艺术民主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双百”方针。再如，他提倡“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对“文学党性原则”的创造性发挥。我们要重视贺敬之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把这当作推进和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笔财富。
忽培元说，贺敬之和他们那一代从延安走出的大批文艺前辈一样，是首先解决了立场、感情问题，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然后才放声歌唱的。贺敬之同志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楷模和旗手，这不是谁人封的，而是他用自己85年来创作的大量时代经典证明了的。他的全部创作雄辩地证明，他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文艺思想最忠实的学习者、践行者和宣传、捍卫者。这也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的根本所在。他在延安时期就努力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从“小鲁艺”走进“大鲁艺”，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最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形象代言人。实践证明，这样的一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美学原理的伟大文艺家，不存在“左”和右的摇摆问题，而是实事求是，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洪流同波共振。他的大量作品，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经典，人民群众热爱的不朽之作。
曾镇南从政治抒情诗的角度阐述了“贺诗”的独特贡献。他说，贺诗是最具当代政治性和诗的概括性的，他为他面对的每一个时期的当代世界歌唱，但每一发声总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在尽可能辽阔的时空里呼唤未来。在贺敬之的诗学里，对政治抒情诗形态的挖掘是他诗论的核心部分。他的政治抒情诗实际上是探究传统诗歌精华的延续。综观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抒情诗，他们都是既有与天地同体与万物同游的至大境界，又有进取之意存、忧患之思。贺诗的历史性价值，也许就永存在这些不朽的诗句里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贺敬之称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席勒。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永远属于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永远属于全世界进步人类，是属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举理想之旗的人们的。
陈飞龙说，贺敬之是“延安的赤子”。他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延安精神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从此，他的艺术生涯与革命融为一体，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都与延安有着不解之缘。他曾说：“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贺敬之是“时代的歌手”。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和黄金时期。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宏大抒情诗，以其特有的艺术气质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位置，被誉为“开一代诗风”的诗人。贺敬之是“人民的诗人”，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各个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情感。贺敬之的名字与那些激荡人心的诗篇和剧作紧紧相连，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陈先义以“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面旗帜”为题，阐述了贺敬之开创中国一代新诗风的历史功绩。他说，在一大批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和军队的优秀诗人和诗作中，贺敬之是旗手和领军人物。他代表着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的诗歌创作在新中国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就会走到一个比较辉煌的崭新境界。遗憾的是，由贺敬之开辟的中国新诗风被淡漠，不少诗歌创作走入一条脱离人民大众的稀奇古怪的道路，出现了一些所谓“梨花体”、“屎尿体”的低级趣味的诗歌作品。面对这样一种痛心局面，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毫不动摇坚持高举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的旗帜，以贺敬之老人为榜样，坚持走为人民大众的文艺道路。我们相信金子终究要发光。以贺敬之为代表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发出灿烂光辉。
崔柯以“新古体：形式再造与内容重塑”为题，分析了贺敬之新古体诗创作的开创之功。第一，形式创新。一方面，贺敬之对“古体”加以审视、选择、创新，以抒发今日之诗情；另一方面，内容上翻新“古意”，对古代典故和文化掌故翻陈出新，在“新”与“古”、今与昔的交锋中，写景状物，抒情忆旧，体察时事，抒发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第二，“诗思、诗情”是形式创建的基础。贺敬之强调形式，更重视思想内容：“判断一首旧体诗的优劣高下，不能只看形式方面所要求的诗律，还必须要有从思想内容方面所要求的诗思、诗情；更必须要有使这种诗思、诗情得以艺术地显现的诗意；这才有可能从内容到形式做到整体表现的诗味。”第三，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贺敬之提出“发现新的规律”：“格律的形式美，不仅来自整齐，也可来自参差；不仅来自抑扬相异的交替，也可来自抑扬相同的对峙；不仅来自单式的小回环，也可来自复式的大回环”，如此等等。如同新歌剧、政治抒情诗一样，“新古体诗”是贺敬之辩证地理解诗心、诗思、诗情与诗歌形式之间的关系，循时代之脉搏、发人民之心声、创艺术新形制的实践成果。
贺茂之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贺敬之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有幸曾与贺老多次交谈，感受到老人家是真正深刻地感悟崇高、理解崇高的文艺家。他16岁到达延安，当年考入鲁艺，之后加入共产党，在延安学习、工作、战斗整整6年。他深知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崇高，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崇高，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崇高。在延安，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重要讲话，亲眼看到了毛主席在窑洞案头的专心笔耕，亲身与朱德总司令进行了亲切交谈，他亲眼看到了从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士兵，一同纺线、一同开荒、一同战斗的情景。这里没有特权、没有官僚、没有等级区别，惟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互帮互学、团结有爱、与人为善、共争上游的氛围。这就是崇高的氛围。可以说延安的小米养育了他的身体，延安的崇高精神锻铸了他的灵魂。也正因此，在他自延安后八十多个春秋的岁月里，他一直自觉地用崇高规范自身、指导工作、引领创作，使他成为崇高的诗人、崇高的文化界领导人。崇高者永远年轻！
赵铁信作为曾经长期在贺敬之身边工作的同志，很动感情地说，在当代文艺界，贺敬之是我最敬仰的大诗人、大作家和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从1980年起，我一直在贺敬之直接领导下从事文艺工作，其间也曾给他当过秘书。他担任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进行调整和完善，有人建议只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了，不必再提为什么人服务。贺敬之针对此问题在中宣部的文艺理论座谈会上做重点发言。他认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应当明确为什么人服务，并提出：“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达，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胡澄满怀敬仰地说，贺老是“延安文艺”的最卓越的代表，并且多次指出，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要彰显“延安文艺”的历史地位，就如同历史上研究“建安文学”那样。贺老是新中国诞生的呐喊者，一曲“北风吹”吹得“天下红遍”。贺老更是新社会人格的塑造者，千行《雷锋之歌》以社会主义新诗的美感唤起了亿万雷锋式的新人，塑造了共和国的集体人格。贺老还是党和国家在重大历史时刻的使命担当人，在历史性的转折中挺身而出，不计毁誉，在重大时刻与重要岗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邱正印介绍了他研究阐述贺敬之诗学思想及其历史性贡献的历程和成果，并深情朗诵了他献给贺老的颂诗。
范晓伟以激情洋溢的诗篇，为座谈会献上了一个优美的尾声：
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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