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说说“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

这又是一句从万恶的旧社会传下来的老话，在我们中原流传甚广，特别是老年人都懂这个话里的含义。为什么？因为万恶的旧社会，还有一句话流传，叫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没钱，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所以屈死也不要告状。在北宋年代，朝廷中出了个铁面无私的包公包文正，被民间当作神一样的世代传说，他那三口大铜铡，百姓一看就觉得过瘾。它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平民百姓对官场清明的一种向往。这个故事再加上百姓世代演绎，成为神话一样让老百姓表达对司法公正的向往和期盼。

 

“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这句流传千年的话，今天说饿死不讨米，恐怕很难做得到了。因为老话里还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在平民百姓眼里，还是活着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家乡兰考，在最为困难的那个六十年代，除了县城吃商品粮那些城里户，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要过饭。为了活着，要饭不丢人那。现在兰考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你去问问，大部分都要过饭，没几个没有要过饭的人。今天不一样了，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吃饭不再是问题。

 

但是，这后半句话“屈死不告状”，却依然是问题。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些年却成了问题，这样一句千年古训，却忽然又在乡村城市又开始流传，死灰复燃，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对各级公检法来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无情嘲讽。老百姓怕告状打官司，或者打不起官司，已经成为百姓心照不宣人人都懂的心里话。

 

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我第一次听到“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这句话，还是从我的老家一个邻居那儿听到的。这老邻居在我们家乡是著名的乡间老师，属于秀才先生，教语文那是一把好手。全县老师听过他示范课。因为那时他家住在盐碱地，寸草不生，而一里外的黄河古堤，就是淤泥黄沙地，当时群众都想迁居大堤上，因为那是没用的废堤。可就是没带头的。我这位邻居老师觉得这是不属于开荒的沙岗，用来居住正合适，就找到县乡有关部门通融一下，批准同意了，于是他用毕生积蓄盖了三间瓦屋。原来的房子已经拆掉了。这样一带头不打紧，村子人都开始往大堤上涌动盖房搬家。没想到一天夜里，来了一伙黑衣人，不问三七二十一，稀里哗啦把这位带头的邻居老师的房子推平了。人家是经过县乡部门批准的，怎么说拆就拆呢？这位最优秀的教师，从坐在废墟上嚎啕大哭以后，便就开始了告状生涯。

 

状子告了几年，不仅不见结果，反而把这位邻人还被列为”上访钉子户“，戴上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帽子，乡镇几个人专门盯着他的行踪。弄得自己房子没了，还被列为被防范的上访重点户，工作又受到严重威胁和干扰，被警告如果再上访，就被取消教师资格。这邻居老师觉得太冤，这明显是欺人太甚嘛。于是怎么也想不通，闷在心里不吃不喝，终于积郁成疾，最后撒手人寰。学校老师和三五村的乡亲还给他开了极其感人的追悼会，上千人号啕大哭，很多年没见过这么感人的追悼会。哭有何用呢？人已经没了。

 

记得他临终前，我去看他，他断断续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让我一辈子不忘的话。他说：“兄弟，啥也不怪啊，都怪我没听老祖宗的话，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现在我米也讨了，一辈子在湖北讨饭三年，如今好不容易有饭吃了，却告状告个倾家荡产。哎，死了也好，再也不用去衙门求人了。”

 

如今，在那座黄河大堤上，已经满满住了万户人家，每当看到这幸福中辛苦劳作的乡亲们，不知怎么，我总是禁不住首先想到为了住房而最终被冤死的邻居老师。这老师叫徐秀成，一辈子不能忘，小时候一个床铺和他睡过觉，听他讲过很多故事。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河南平顶山，我熟悉的一位老兵自愿辞去公安局工作，甘愿回家乡搞绿化。为何这样？因为在战场上打炮落了个耳聋，不适应公安一线，他便回家乡承包县里一项绿化工程。结果连自己积蓄带转借凑了启动资金，承包了一项某市的大型绿化工程，工程也被评为市里优质工程，但是县里就是赖账不给。这样一个上千万的资金被县里赖账的企业，根本就谈不上发展了。无可奈何，这老同志又不愿给当过兵的军人身份增添什么负面的东西，毕竟是个党员嘛，还在战场立过一等功，怎么也不能让群众看笑话啊。没想到这一等二等，一下子就等了三四年。期间他亲自找了市县领导，都是打哈哈，甚至玩弄耍花腔。眼下，这老兵就开始准备上访。于是几个要好的朋友过来劝他，说老话讲“屈死不告状”，况且你告状还要投资，进哪个门不得花钱啊，弄得不好，钱花了，账也没有要来，再等等吧！这风气总不能永远这样吧，风气好了也许县里会觉得有愧于你这个功臣。于是这个已经一贫如洗的老同志忍气吞声又开始了没有结局的等待、等待......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数也数不清，多得很。要不，“屈死不告状”这句旧时候流行的老话，怎么今天又开始流行起来呢？

 

 

前不久，在包公府的包公塑像前发生过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妇女趴在塑像前嚎啕大哭。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妇女一定是遇到了大冤案，肯定心有冤屈，或许多年告状无门。不然的话，即使是一个演员，你让他到包公面前大哭半个时辰试试，恐怕再好的演技也哭不出来。这个事情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主动作为，找这位妇女做些调查，安慰了解一下，肯定有好效果。开封或许根本没有这么做。当时网传开封包公府悄悄把那个包公像暂时挪走了，但后来也有说景区辟谣了，包公像没有被移走。

 

问题怎么办呢？听说那几天哭包公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人越聚越多，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简直嚎声一片，哭者也不全是河南的，还有很多外地人去哭的。河北来了，山东来了，还有南方的也来了。有谣言说，这都是神经病，这简直胡说八道。这个事看来靠挪走包公像绝非上策，而是应该主动作为，有关的各级政府开个联席会，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躲避矛盾，不能用那些雕虫小技解决群众关切的大问题。

 

老话屈死不告状，不是无状可告，而是告不起状，或者找不到真正考虑老百姓民生的像包公那样的政府官员。如此这般，你说我们公检法以及有关部门的各级官员，是不是应该从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无奈中思考或者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呢？是不是应该彻查需要告状人向你们的人送礼行贿才接纳状子呢？你们能不能站在老百姓角度学习一下包公的工作作风呢？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在过去的那场大运动中，曾经有一句口号，叫“砸烂公检法”。作为群众的过激运动，这是历史了，有很多教训。但为什么运动一开始就瞄向了公检法？这里边确实有教训，但也有太多太多的真实原因被掩盖了。真值得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志们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因为年代并不遥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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