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郁氏为何把自己新居定为“风雨茅庐”?

 

郁达夫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杭州的寓所为“风雨茅庐”，几十年来，正像它的题名那样，经历了几番“风雨”，现在云开日出，迎来了新生。“风雨茅庐”原非自然风雨，而是隐指政治风雨。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原名文。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1919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建创造社。1921年，他的处女作《沉沦》问世，由于“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从而走上创作道路。1922年，他曾先后在北大、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主编过《创造月刊》、《大众文艺》等刊物。1926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年底辞职，返回上海后，郁达夫在创造社、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30年，他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参加“左联”。著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

 

1934年4月，郁达夫由于个人和政治原因，偕夫人王映霞自沪移杭，1936年秋，在杭州蒲场巷场官弄构筑“风雨茅庐”。“风雨茅庐”系郁达夫自己设计，布局分正屋和后院两部分。进大门，两侧有五六间平房，穿过天井，有三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一间为客厅，有后轩。厅东西为卧室，三面回廊。后院建平房三间，为书房和客房。书房内有郁达夫自撰的对联一副：“烽火满天殍满地，书生何处可逃秦”。转过月门，内另有小斋两楹，这就是主人日常聚友、写作之室。

 

 

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外景

 

郁氏为何把自己新居定为“风雨茅庐”?当年曾与他交往密切的黄萍荪先生在《风雨茅庐外纪》一书中有过详细介绍。作者问郁达夫：你那风雨茅庐用的是洋瓦、水泥，不是屋上三重茅的杜甫草堂，风雨来时，括不走，吹不歪，何以“风雨”命之?

 

郁达夫回答说：你钻牛角尖。试翻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也并无“以草结顶”的文字。故“风雨茅庐”者，又何必真有其实呢！说穿了，连“风雨”两字，也不能真作自然的风雨解。在作者再三追问下，郁氏说出了原委：秦王登极以来为时不足十年，括腥风，下血雨；明的暗的，没有一年、一月、一天和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停过！为了没齿不忘这种历史上罕见的“风雨”，便以之冠于吾庐之上，顾名思义，“茅”也在其中了……这里的秦王系指蒋介石，1936年，正是他发动“四·一二”政变9周年，联想郁氏自撰的那副对联“烽火满天殍满地，书生何处可逃秦”，命名“风雨茅庐”的心曲不喻自明了。我从郁达夫为新居定名中可看出其浓浓的革命气节。

 

 

郁达夫的“风雨茅庐”

 

据郁达夫自述，“风雨茅庐”内收藏的中国书籍约有八、九千册以上，其中，宋、元、明和清末的类书，以及清初的禁书（专为研究明清之际的小说而搜集的），都是他心爱的精本；线装类书中，上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至《李氏五种》等，都是极为难得的珍本。明清之际的刻本小说，珍、善本更多，而收藏的英、德、法、日文书，则达两万余册。

 

以后，郁达夫离开“风雨茅庐”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下南洋，主编《星洲日报》，曾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新中国成立后，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风雨茅庐”也同他主人一样，历经沧桑。敌伪时期，沦为马厩，“蔓草荒榛，狐兔为宅，颓垣败壁”。据说郁氏藏书是被他的日本同学、日寇侵入杭州的统帅矶谷廉介悉数席卷。日寇投降后，“茅庐’又被作为“敌产”处理，转辗数易其主。新中国成立后，中外人士前往“风雨茅庐”原址参观访问的络绎不绝。1986年4月，杭州市政府将“风雨茅庐”列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几次整修。2015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及郁达夫殉难70周年，郁达夫杭州故居“风雨茅庐”正式对公众开放。

 

“风雨茅庐”内分序厅、杭州足迹、走进郁达夫、杭州情怀、郁与文、尾篇、永恒印记等几个篇章陈展，详细介绍郁达夫的生平事迹、在杭州时期的活动、其发表的文学作品和书信往来、各地各界对郁达夫的追忆和评述、郁达夫小说奖等相关内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