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凯：长征“放水”论充满谎言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的图谋。图为反映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英勇作战的油画  樊甲山/供图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所谓“放水”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肆意篡改、随意裁剪历史，乃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然而，近几十年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在于蒋介石“放水”。这一谬论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

 

“放水”论由来已久

 

所谓“放水”论主要针对中央红军，其核心观点有两个。一是红军之所以能从中央苏区成功突围，是蒋介石蓄意设计的结果。蒋介石故意在中央苏区西面留出缺口，并不断加大对中央苏区北部、东部的进攻，目的是逼迫红军西走，并无消灭红军之意。二是蒋介石逼迫红军西走，意在借追击之机，降服西南军阀，以控制西南。

 

从思想源头上讲，“放水”论由来已久，只是时人没有明确使用“放水”一词。1934年9月，胡汉民在致国民党美洲及伦敦各总支分部的函稿中称：“西南各省军队已痛加邀击，惟宁中各军号称剿赤，实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近共势稍戢则又驱兵于湘粤桂边境，威胁西南，期实现其数年来统一西南之迷梦。三十余师之驻闽，十余师团之入湘，处心积虑实在于此，乃复佯为和缓制造各种和平合作等空气。”1941年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时说：“余缅想前事，深觉共产党之威胁，我国实因祸而得福。如无共党，中央军恐不能入西南川、滇等省。”

 

“放水”一词被明确使用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其目的无非是为国民党追堵红军失利乃至最终败退台湾编织一块遮羞布。《蒋纬国口述自传》写道，“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近年来，一些人在上述旧说之上，进一步发挥“想象”，竟然宣称“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真可谓荒诞不经、匪夷所思。

 

充斥错误逻辑

 

要使“放水”论成立，必须满足若干前提条件：首先，蒋介石必须具备彻底封锁中央苏区的能力，否则难以解释其在西面留出缺口，究竟是出于故意还是能力所限。其次，蒋介石必须能够及时了解红军及西南军阀的动向和意图，否则他就难以预计红军长征路线。再次，国民党中央军必须能够有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然而，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以上前提条件都不成立。以红军的行军动向为例，蒋介石日记恰恰显示他未能及时掌握红军的确切动向。例如中央红军于10月10日正式开始长征时，蒋介石竟然一无所知，直至10月23日的日记仍写道：“匪果西窜乎？”由于无法掌握红军具体动向，蒋介石自然也无法确定何时何地进行所谓的“放水”。

 

即便这些条件能够成立，历史事实仍与所谓“放水”论存在诸多矛盾的地方：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那么不设置封锁线岂不是更利于红军向西突围和国民党中央军尾随？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红军又怎会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又怎会北渡长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

 

“放水”论秉持的历史观十分幼稚。该说常以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围前夕采取的“驱其离巢”策略自证。虽然这一策略表面上看似有“放水”之意，但蒋介石在“驱其离巢”的同时，还在“远处张网”，采取欲擒故纵策略。除了“驱其离巢”外，胡汉民、李宗仁、萧佛成、胡羽高等人对蒋介石“放水”的暗讽言论，也成为“放水”论者所谓的“线索”。然而，暗讽蒋介石“放水”并不等同于蒋介石实际“放水”，因为这些发表暗讽言论的人，或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或是与反蒋军阀有着紧密联系的人士。他们发表此类言论，意在指斥蒋介石“剿匪无能”，削弱其政治权威，以图自保或“倒蒋”。换言之，他们所谓的“放水”言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之争的“话术”，岂能作为严肃论据？

 

实际上，对“放水论”最有力的反驳恰是蒋介石本人的各种决策和言论。在部署第五次“围剿”时，他的计划是要“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至湖南后，蒋介石给追击部队下达的指令是，“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随着中央红军一路西进到云贵川等地，蒋介石仍处心积虑地想要消灭红军。1935年4月10日，蒋介石训示各将领要“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总之，歼灭红军主力始终是蒋介石的首要目标，那种将假象当作真相的“放水”论显然大错特错。

 

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数量和武器装备均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封锁，取得长征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英勇善战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因如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能与错误路线持续斗争，召开遵义会议，确立正确军事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正因如此，广大红军战士在危急关头，勇于牺牲，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克服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完成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红五师与敌军激战三昼夜，师参谋长英勇牺牲，两个团的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全师3000余人损失逾两千，但最终仍然成功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安全过江。在觉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红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等2000余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3个师进行两昼夜的激战，多数将士壮烈捐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担任殿后任务时，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终大部分牺牲。反观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集团，为一己私利，相互倾轧、钩心斗角，军纪涣散、贪生怕死，特别是一些地方军阀武装，吸食鸦片，欺压民众，好赌滥行，几为乌合之众。两相对比，只要执行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红军就必然取得长征胜利。

 

有的“放水”论者提出，被任命为“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在把守第四道封锁线时，洞悉了蒋介石有意让红军进入西南的战略意图，因此故意采取退让策略，允许中央红军主力在数日之内渡过湘江，并装模作样地对殿后部队发起攻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当时中央红军主力计划是到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但是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加上蒋介石已经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才决定向西而行，利用广西北部复杂的地形掩护，躲避国民党的“追剿”。对于这种决策，何键绝不可能事先预知，又何来“故意”。

 

还有“放水”论者认为，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还未结束，作为此次军事“围剿”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远离前线，故意为“放水”制造条件。该论断隐含一个前提，即蒋介石离开前线，便不再指挥军事行动，或者蒋介石不亲临前线，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就会中止。实际上，即便蒋介石不在前线，他依然关注江西前线的军事动态和红军动向，并通过电报等指挥前线部队。这一点在蒋介石日记以及台北“国史馆”馆长编纂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中都有明确记载。

 

剪裁和恶用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但需要进行严格的辨伪和考证，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细致分析。在史料运用上，“放水”论就存在严重问题。

 

一是故意回避观点相左的史料。如张戎等人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在写湘江战役时，就有意忽视与李德等人有关的史料，只因这些史料证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到国民党阻击并付出巨大伤亡，与他们想论证的“放水”论不符。可笑的是，他们为了诋毁、污蔑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在同一本书中的其他地方，又多次引证李德等人的史料。

 

二是违背“孤证不立”的原则。“放水”论者大多仅利用一份材料就得出所谓“确凿”结论。如蒋纬国得出“放水”论的依据，仅为一名飞行员的回忆，没有其他文献资料佐证，而且没有交代这名飞行员“证言”涉及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甚至连飞行员的名字都没有透露，无从核实真假。另有一些论者凭借的是一则关于蒋介石对下属谈及西南时局的回忆，同样没有其他资料佐证。

 

三是断章取义。有的“放水”论者引用1934年11月底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何其巩给蒋介石的密函作为“论据”，即“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认为这是何氏窥破蒋介石所谓“放水”意图而作的进言。事实上，这封密呈是何其巩就日本问题发表的看法，主要谈的是安定北方、巩固中部、经营西南三方面的内容。上述引文实乃何氏在“巩固中部”部分中，针对时人担心的“赣匪主力西窜经湘入川再造根据”观点所做的评论，与蒋介石“放水”并无关系。而且，密函所提“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更是对“放水”论的直接否定。

 

长征“放水”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追求历史真相”的旗号，实则通过编造、扭曲和遮蔽等手段，混淆历史的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所谓“放水”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肆意篡改、随意裁剪历史，乃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作者：敖凯，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