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思考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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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思考
2025-03-14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已经较为明晰，编写中国经济学的原理性教材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由之路也得到公认。然而，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谓基本问题，就是关乎道的问题，关乎基本原则的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历史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和未来的问题。本文较为抽象地归纳总结这三类问题。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建立一个基于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型。这个经济模型不是如西方经济学模型那样无法趋近的空想。1949~1976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必然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型。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期产生了那么大的成就。当时的党中央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型中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安排的。今天，思考中国经济学应该包括怎样的经济变量，应该排斥怎样的经济变量，应该包括怎样的变量关系，应该排斥怎样的变量关系，也应该在这样一个抽象而具体的模型中。这种经济模型是面向平等的模型，是能够得到而且确实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模型。今天，它也可以成为我们观察现实经济政策的一种参照系，可以成为现实经济体系扭曲性程度的一种科学衡量。按照这个经济模型所呈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会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有显著的不同。我们这种思维方式是很正常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和运行机制作为中国的参照了。善良的人们一直以为改革开放真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然而，今天如果说改革开放是100%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没有一个人相信的。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中国人的经济思维能力大大下降了。毛泽东主席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方面被当作一种旧的、低效率的体制被改变了，比如，全民所有制企业改成了国有企业，人民公社改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国企消失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恢复我们过去的好的东西。这就需要得到理论上的阐释。中国经济学必须给予毛泽东时代以高度的评价。没有这种高度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就，这种成就的基础就是在1927-1976时期奠定的。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晚年担心中国变色？王震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没有说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许多人可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表象中看到了毛泽东的预测是对的。那么，毛泽东主席的预测根据什么呢？预测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因素。比如，土地虽然公有，但是可以商品化、资本化；虽然有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但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可以建立起来。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许多人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这句话和其它类似的话，但没有把它们与毛主席担心中国变色联系起来。极懂历史、极为重视情报工作、拥有极高分析能力的毛泽东主席必然是发现“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历史正在上演。不然，为什么读到这里要失声痛哭呢？中国古人讲天下为公，而实际上，无论是以周代商、三家分晋、盐铁会议、林甫金改、东林书声、鸿章外交等等，无不是门户私计，或包含门户私计的成分。崇祯吊死，部分也是因为大臣门户私计。家国家国，实际上常常家比国大。刘邦、朱元璋大杀功臣，赵匡胤酒释兵权，康熙智擒鳌拜，也都有考虑门户私计危害的因素。毛泽东发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难的。这才是毛泽东晚年担心中国变色的真正原因。而毛泽东基于这个原因，担心中国变色，正表明了毛泽东非常懂经济，也非常懂经济学理论。反而是毛泽东主席之后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经济。毛泽东为了民族的前途，自己一辈子走了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他的同志们身处其中，往往很少能够理解他这一点。所以才有王震等人的后知后觉。后知后觉，承认自己错误，证明自己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对问题的思考很难。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问题也很难。
对基本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思考、深入探索。而这种深入思考、深入探索，实际上是把别人不认为是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把别人认为是正确的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别人认为是错误的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新鉴别去伪存真。很显然，对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入探索，如果没有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出来，就不成其为深入思考和深入探索了。而去粗取精是进一步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是对基本问题的研究，才能返璞归真，求得大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一些企业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认为成功不是靠努力，而是要靠站在时代的风口上。就跻身于中国顶级富豪之列（进而为社会做贡献）的目的而言，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人人成为富豪，所以，它不是中国经济学应该采纳的观点。中国经济学是基于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基于某些商业上成功人士所作出的思考。这可能正是伟大的政治家与商人的经济信条之间的最大差别。
一、历史的问题：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发展的问题
历史问题涉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问题，也涉及怎样排除西方经济学错误思想对中国影响的问题。我们这里把历史大致限定在1921年之前。说大致限定，是因为这部分所谈也涉及到1921年后乃至今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经济学知识。许多知识放到现代依然正确，而且非常符合经济学函数论的思想。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我认为，中国古人有非常高的文学修养（反映在他们用字、用词的精准上），而且高度重视实际（反映在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的纷繁复杂的实际上），所以，能够把实际的经过检验的经验以非常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上升为理论，比如见利思义、重农轻商、盐铁专营等等。它们应该进入中国经济学的教科书，以去掉中国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言必称希腊。中国典籍的可信性比西方典籍高多了。
（二）中国经济学要体现中国经济学的卓越。近代以来，少有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学。而大批海归学者归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甚嚣尘上。中国经济学是真的落后了吗？还是中国经济学的先进性被一些人的有意无意地否定抹杀了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在近代也没有落后，因为它有优秀的传统加以继承。中国经济学就在那里，但它被近代以来的学者、媒体普遍地集体地忽视了。近代以来的学者和媒体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西学上了。其中，尤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论为代表。魏源虽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主张保持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作为技术和制度改革的基础。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实际上被其他人过度使用了。在这其中，洋务运动实际上把夷之长技理解为技术，而维新派和国民党的宋教仁等人则把夷之长技理解为制度。西方到底优在制度，还是优在技术，在20世纪晚期还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争论。比如，林毅夫认为技术重要，杨小凯认为制度重要。在爱国的面貌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实际上否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先进性。因为它宣布了夷有长技，言下之意则是中国技不如人。反而是辜鸿铭、张之洞等人坚持中体西用，肯定中国文化。辜鸿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对现代化持保留态度，他认为现代化不应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我认为，至少就这点来讲，辜鸿铭的见识优于魏源。然而，辜鸿铭当时被人视为守旧派。今天，中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优势。放在经济学上，就是要承认中国古人的经济学优于当代的西方经济学。不承认这一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很容易依然到西方去取经。今天中国高校中，海归太多了。他们普遍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而在浮躁的职业晋升制度下，他们也很难有精力去研究传统文化。我怀疑，中国现行体制还在推动中国顶级高校系统地吸收海归（来取代本土博士）。中国顶级高校不用自己培养的博士，这怎么是自信的表现呢？至少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我不认为，海归带给中国多大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只是把中国人的经济思想搞乱了。有的直接反马克思主义，用西方经济学私有化理论裁剪中国实际；有的则坐而论道，避而不谈中国实际；有的在忙于职称晋升。
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可以由毛泽东的横空出世而得到证明。毛泽东在儿童、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这种传统文化教育居然能够对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使得毛泽东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革命的胜利，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巨大的优势。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中美技术比较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汉字在效率上优于英语。中医优于西医，也是基本上可以定论的。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是先进的，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就不可能是短板，况且，中国的生产力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美国加拿大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在1840年的时候也不是很强。中国能从西方学到什么呢？在中国许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普遍缺乏对中国的真正了解。
如果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学界似乎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反而成为共识呢？第一，西方文化的根基其实并不强，西方文化取得的相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可能在于，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系统地窃取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成就，然后把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局部吸收并在某些方面发扬光大了。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送给瓦特改良的那台蒸汽机实际上是明朝时期中国人制造的。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英译“Yongle’s Total”的中译，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用中国皇帝的名字虚构的西方古典人物。实际上，从现代的文法看，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很有现代文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在冯梦龙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英国的英语直到莎士比亚才有大的改进，怎么古希腊就出了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维缜密的人物呢？古希腊也没有多少生产实际来催生出那种理论啊！“永乐大典”之所以能够传到西方，可能是徐光启等人的阴谋活动。有说法认为，徐光启受洗而信基督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收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很可能的事情。第二，西方窃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最新科技，但偏重于发展科技。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太小，需要科技来武装自己。而科技一旦开始发展，就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建立了相对中国的优势。第三，当西方科技借助中国力量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处于清朝最黑暗的愚民统治之中。这种愚民统治最主要表现在清政府限制私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清朝人口有增长，而在20世纪初，中国的人口识字率那么低了，低到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第四，当西方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中国人，朝野震动，一下子将中国人的自信打下去了，从而，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共识就在中国形成了。第五，在上述共识取得的基础上，不仅西方典籍大量输入，而且武器、机器、设备、产品从西方输入。不仅派遣留学生，而且直接把西方人请过来任中国的顾问、教官。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或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不惜向西方国家借款。美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设计影响中国文化。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家处心积虑地向中国输出西方文化、产业（如医疗、医药）。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人处心积虑地在中国发展对美国有利的大学教育，并积极打造自己的人设。这样，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共识就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不断得到巩固了。第六，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和依靠这种胜利所取得的世界霸权，使得西方文化更加靓丽起来，以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主要是对美开放。现在，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系统性衰败。这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他们没有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讲清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中国大中小学的教育中，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大大突出出来，要大大压缩对国外文化的介绍。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中应该加进去中医的内容，加进去中国古代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作为主要是大学开设的学科，其教科书应该充实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内容，而不是长篇累牍地介绍西方经济思想。笔者已有文章论述，中国人（包括研究者和社会）从西方经济思想研究中所得甚少，甚至可能所失大于所得。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能解释历史。
二、现实的问题：解释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我们的前面论述稍微偏离了对经济学的探讨。因为笔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了解还较少，为了写作本文的效率，只能从更抽象的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讨。但从那种抽象的文化探讨已经可以推知中国经济学在历史上应该是非常高明的。在这部分，我们聚焦在经济学上。这部分的现实既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包括1921-1976年时期的历史和1976-2012年时期的历史。因为这两段历史与今天的现实关系太过密切了。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历史上说，共产党已经证明自己相比任何其他党派都具有卓越的战略能力。仅从这一点，它就是不可取代的。对中国体制而言，在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蕴含着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因为如果领导不正确，就不可能真正实施领导。作为学者，我们毋庸讳言，在历史上以党中央名义发出的政策文件也并不都是正确的。在现实中，党中央的许多决策包含复杂过程（从调查研究到起草文件、征求意见、通过文件、文件执行，涉及的人数众多，观点百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党中央的某些决策完全可能出现偏差，甚至是重大偏差。出现偏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苏联赫鲁晓夫之后那样的错误的政策长期延续，甚至变本加厉。政策错误的根源在于世界观上的错误，如否定矛盾的客观性，否定斗争的必要性。这又涉及到领导人是否存在严重的私心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才能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一些人做了领导之后，就可能认为自己无比正确。历史已经反复说明，领导自己犯了错，最好的办法是主动承认、主动纠正，而万万不可文过饰非。当然，究竟什么是正确领导，也存在模糊之处。对于任何决策、领导，都会有反对的意见。因此，并不是有人反对的决策就是错误的决策。而究竟什么决策（包括制定怎样的文件）正确，非常考验领导人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决策科学化的方法包括主动学习、集体决策、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等。中国共产党还会通过后人纠正前人的错误来实现决策科学化。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位的概念。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人民谋福利。这一点也没有疑义，不可更改。这两条结合起来，就可以推出一些政治结论。比如，如果出现了腐败，就必须铲除腐败。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强力反腐。不管这种腐败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这也是保持革命本色的问题。保持革命本色不是纠缠于过去，而是现实和未来都需要革命。如果告别革命、忘却革命，中国社会必然走向腐朽。再如，社会主义社会不应是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应该强力建设公有制企业。这是因为只有公有制企业才能确保充分的平等。平等有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和高收入水平下的平等。公有制下的低收入水平的平等可以发展为高收入水平下的平等。私有制下的高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可能发展为低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或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从清朝末年起，就是中国从高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发展为1911-1949年时期的低收入水平下的不平等，又发展为1949-1976年时期的低收入水平下的平等，进而又逐渐发展为1978-2012年时期高水平收入下的不平等。这说明，中国1978-2012年时期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问题。有人担心，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还会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学要解释和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只有在解释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保证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才不会变色。这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一度出现的只重视生产力、不重视生产关系是错误的，也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对此，如果不加承认，就很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致起来，就很难保持理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这也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英明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完全可能领导一变，一些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命题都变了。领导层的英明与否取决于领导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承认以往一些理论观点的错误，并不一定意味着算旧账，但确实意味着中国经济学教科书再也不应该继续保留宣扬错误理论的内容。中国经济学教材应该是高度理性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的教材应该把公有制和公有化的发展作为基础性的内容。这也不否定中国依然需要发展民营经济。因为我们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学教材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理想的模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型可以允许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但它可以指导未来。
因为现实中存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外因素，因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稳定我们国家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政治经济意义。有人可能会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经济学应该涉及的内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的，它的科学化的完整形态不得不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致起来。它的内容不能不集中反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如《资本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原则。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划清与资本的界限，必须防止资本攫取政权。20世纪80年代，被奉为改革模范的天津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公开喊出“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口号。禹作敏在喊出这样的口号时，或许并没有太多的恶意。但客观上，这样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资本的口号。禹作敏通过倒买倒卖，赚得巨额财富，成为了资产者。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成为禹作敏那样的资产者呢？14亿人是否都能够通过倒买倒卖赚得巨额财富呢？所以这种口号只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经验的总结。它不仅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观，还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核心价值观所反对的价值观。而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十五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之后，我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资本的问题，资本已经在我国取得了“56789”的地位，有些资本势力已经具有觊觎政权的野心和能力。未来到底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坚持资本的领导（或者说谁做谁的主），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必须讲清楚的一个问题了。如果对资本不加限制，中国未来成为资本的天下，并不是不可能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既是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原则，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性。然而，正确和错误总是对立存在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不易做到的。为此，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经济学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二）中国经济学所包含的原理性内容
西方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理论的丛林。那么，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是否也要非常复杂呢？从其形式上看，从事物的复杂性看，是必然的。但从原理上看，则并非如此。实际上，就西方经济学来讲，它的原理性内容是非常少的。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不是只归纳了十条吗？而且，从科学性上来讲，它的许多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真正的原理性的经济学是非常简单的。基于这种理解，下面我们就来大致地阐述一下中国经济学所包含的原理性内容。
1、中国经济学的性质
西方人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这两种定义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它们隐含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因。这里所谓的财富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所谓的资源配置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就是资本家拿利润工人拿工资，资本投资和就业随利率和工资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资源配置的效果即使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都是乏善可陈的，更不用说对无产阶级而言了。我们应该把中国经济学定义为研究重大利益的科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大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与其他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属于一个阶级，因此，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重大利益实际上是阶级关系问题。因为阶级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是靠利润生活的利益集团，无产阶级是靠工资生活的利益集团。因此，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重大利益就是私人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关系问题。最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安排就是私人利润等于0。如果私人利润不能等于0，那么，私人利润降低也就给提高工资提供了空间。从这个定义看，毛泽东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是非常科学的。因为生产关系第一位的内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安排。美国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了制度与发展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过于笼统，根本未提所有制。制度首先是所有制制度，而不是其它。所谓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所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所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不足为凭。
既然我们将中国经济学定义为研究重大利益的科学，中国经济学在政治经济上就是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它不能不与西方经济学相对抗。从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经济学的一大科学主旨就是显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它将教会世界人民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思考。中国经济学如果能够产生这种功效，则善莫大焉！
2、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组织经济学
在西方，也有一种组织经济学，包括了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代理理论、合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司财务、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西方的组织经济学基本上是私有组织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一种公共组织经济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组织起来的传统。大禹治水需要组织，商鞅变法所变化的是组织。如商鞅废除世卿世禄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垦荒都是组织问题，甚至连坐也是组织。郡县制更是组织。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面对几千英军的进攻，居然无法抵抗，完全是缺乏组织的缘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归根究底是因为有新型的政党组织、军队组织、政府组织。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也归于组织。所以，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组织经济学。它必然要承认集体组织的有效性。而西方经济学原子主义、还原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含有无组织的基因，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组织的客观存在是巨大的矛盾。
3、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种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
利益和组织都离不开生产，离不开人，从而离不开生产关系。因此不仅中国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世界所有的经济学都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不是以这种生产关系为核心，就是以那种生产关系为核心，不是以这种社会制度为基础，就是以那种社会制度为基础。只是有些经济学不明显地表现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掩盖起来而已。比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供求分析为核心框架，呈现了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面貌，但它的基础和核心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个社会的再生产不仅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个穷国要想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首先配备好生产关系。一个国家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首先需要配置好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并且只有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在社会生产中再生产出来，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稳定下来。一个富国，比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地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所以任何国家的经济学都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也不例外。
4、中国经济学应该是长逻辑链条而不是短逻辑链条的经济学
逻辑链条的长短关系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质量的高低。西方经济学是短逻辑链条的经济学。因为它的诸多理论在逻辑上是缺乏联系的。这些理论只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是方法论上的一致性。比如，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框架都是供求分析。这种分析框架的聚焦点是在供求均衡上。它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都是基于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推出来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仿佛只受到供求均衡的限制，其实不然。供求均衡尽管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供求无论均衡与否，背后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即所有制。此外，低生产力下的供求均衡与高生产力下的供求均衡也存在极大的差别。对于穷国富国而言，生产力发展在许多人眼里是更为基本的问题。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供给，就没有市场，何谈供求均衡呢？但更根本的是所有制。当中国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供求均衡的地位会上升，但它依然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比如，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再需要货币，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需求了，从而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了。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垄断条件下没有供给曲线。因此，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均衡分析是一种假意识。中国经济学中不能充斥着这种假意识。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种长逻辑所构成的严整的体系。
中国经济学的逻辑严整性的根基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它在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价值概念。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中证明价值可以用以产生一个长逻辑链条的理论。价值也可以用以产生社会主义的一个长逻辑链条的理论。劳动价值并不是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劳动价值可以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商品，还有私人企业。所以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那种价值现象。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还需要劳动。因此，劳动时间就依然重要，依然是商品产品价值的衡量标准。第三，新产品生产中劳动价值的不确定性为新产品的高价格提供了一种理论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要想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必须推动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等。第四，即使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商品，价值概念依然成立。只要生产产品需要耗费劳动时间，价值概念就依然可用，但是要经过改造。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绝对剩余劳动时间和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转化为为社会提供剩余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因而存在劳动，但是不存在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就业。因为所有人的生活都已经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得到了保证。人们可以把自己大量的时间用于休闲和进行创造性活动。
价值的概念为衡量一个国家的产出水平、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尺度。要提高一个国家的价值就必须提高全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必须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又取决于教育、资金供给、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等等。这些概念和内容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这里，我们给“资本”打上了引号，意思是具有和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厂房、机器、设备等等。
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大推进投资。这意味着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只有社会主义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在社会主义国家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货币并非是中性的。因为作为购买手段，货币是企业投资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货币掌握在私人手中，是作为私人资本积累的手段。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度的货币化之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距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否定私有制和货币的结合。在公有制社会里，货币主要掌握在公有制企业中，货币所起到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所起到的作用是有根本区别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需要推行股份公司制度，因此也不用发展出过度复杂的金融制度。因为如果没有股票，就没有股份，就没有股份公司，就没有股票交易，就没有公司的上市，就没有股票价格的波动，就没有人凭借股票上市圈钱暴富。我们可以把股份公司制度的推行理解为中国为了发展生产力所做出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让步。中国金融领域已经成为诈骗泛滥的领域。股份公司制度使得少数人的违法行为防不胜防。这一点，了解实际运作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承认的。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说有剩余价值，但这种剩余价值是社会剩余价值。它为国家财政提供了收入来源，用于维持国家的运转。中国不能采取高薪养廉制度，而应该通过国家暴力的办法来确保公务人员的廉洁。如果允许商人的存在，就要隔断官商勾结。但我们也要承认，如果允许商人存在，隔断官商勾结就十分困难。就是因为商人如果有巨额的利益，就有行贿官员的手段。而行贿官员反过来又为商人带来巨额的利益。商人的巨额利益与官员的廉洁之间存在巨大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理念虽然存在着剩余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不以剩余价值的追求为唯一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原则，我们只能要求它们有高度的自律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可以为了整体利益而持续性亏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不能完全适用西方的会计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设立经常性补贴、拨款制度，向一些重要的国有制企业提供必要的注资，以弥补其亏损。这种政策可以建立起下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货币和价格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以全民为“股东”从而不需要进行登记的“股份制”企业。由于不需要进行登记，这种“股份制”企业的交易成本要低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股份制企业。因为不需要登记，也不需要发放股票作为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凭证，因此也没有股票交易，不会产生衍生证券，不会对资产证券化。简而言之，几乎不存在直接融资市场。企业产品的价格应该基本按照劳动价值论来制定。一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应该等于这种产品的价值乘以一单位价值所对应的货币量。一单位价值所对应的货币量是由货币供给数量、工资制度等等来决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有货币。这种货币可以是纸币等法偿货币的形式。货币的供给应该采取与物质产品的生产等速率的增长的政策，而不能采取2%的通货膨胀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持物价的稳定。物价应该稳定在低物价水平上，同时保持本国货币的高估值。这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使货币中性化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经济模型中。货币主要是交易的中介，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储藏手段。一个国家可以采取更为偏向物物交换的方式来减少对货币的使用。这可能会降低经济的效率。但是它能保证货币的使用不至于将社会不平等拉大。
在这种经济模型中，也可以有货币数量论。但是这种货币数量论主要用于防止通货膨胀。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有庞大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存在，货币数量论也不一定是精确。但有时，货币数量论可以作为战略武器来使用。
5、人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金融的辩证关系
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的经济变量的地位问题。把重要的说成是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说成是重要的，把次重要的说成是第一重要的经济学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这里讨论三种经济变量。
（1）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以及重要性的可变性
自然资源是重要的。近代以来，石油、金属、稀土成为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资源。它们的重要性是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的。石油的重要性使得连美国都要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与石油生产挂钩。这是石油的经济价值所产生的衍生价值。这种价值对于中东国家和世界人民并非福音，而是对美国金融资本的价值。而随着新能源技术（如光伏、核聚变）的发展，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可能降低。这已经影响到了中东国家的国家战略。它也影响到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科技的发展，金属的重要性也可能下降。自然资源虽然是大自然的赠予，但它的开采、冶炼、运输、销售、使用都与人有关。如果没有人，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人们也只能临渊羡鱼了。
环境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中国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环境友好的。因为它不把私人榨取剩余价值作为企业的目的，更不会把私人榨取剩余价值美化为利润最大化，不主张过度生产、过度消费，而在必要的生产中讲究多快好省。这里的好就包括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环境污染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由于不把追求私人剩余价值作为目标，因此它的生产中所形成的剩余可以用来改善环境等公共目的，比如植树造林、治理沙漠、治理河流、再生产等等。
（2）科技在生产力中的地位
当代世界的发展似乎凸显了科技的力量。然而，正如自然资源背后是人一样，科技的背后也是人。科技是由人做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科技。所以，只有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美国科技发达，对中国有多少用呢？而且会诱导中国向美国让步。当然，科技发展了，也会影响人。比如，中国需要一大批学生学习科技来发展科技。所以，科技是重要的，但不比人重要。AI很重要，但也不至于比人重要。
（3）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限，金融内部一定要保持平衡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但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金融必然有独立运转的趋势，即不断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基于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用于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中。金融交易的规模如果达到某种程度（如超过GDP的某个比例），就必然诱发金融危机（因为金融产品价格过高而交易量过大），甚至通过大型金融企业倒闭诱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需要财政来买单。为了防范金融危机，就必须限制金融发展的速度。一般来说，金融发展速度不能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当某种金融工具的发展影响到现有金融格局时，一定要仔细衡量利弊。
美国把金融作为了掠夺他国人民的工具。但美国这样做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可以稍微离开实体经济一点儿，但不能离开太多。有人总结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掠夺三部曲：1）实体经济财富金融化，2）金融财富泡沫化，3）金融财富国际交易自由化。中国要防范这些现象的出现和规模的扩大。
6、储蓄与投资的关系
这里的储蓄和投资都是实物意义上的。储蓄是一个国家未消费的产出。投资是一个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储蓄、投资函数都是非线性函数或者是分段函数（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就不同。比如，在经济较为发达之后，对储蓄和投资的需求就会降低），是因社会制度、文化不同而不同的函数。比如，中国的文化偏爱储蓄，边际储蓄倾向更高，从而投资率会更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会表现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有投资。即使在简单在生产中也有投资，只不过投资用来弥补机器设备的折旧。要实现经济发展，有一个投资率的问题。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投资率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要想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把投资率提高到10%、15%、 20%乃至更高水平上。投资率的提高需要压低消费。而要压低消费，就必须压低工资，压低私人利润。压低私人利润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也计划经济时期就是这样做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之间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要模糊一些。这种模糊性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无需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加强管理，一般就不会出现也不需要出现赤字财政。因为国家掌握了几乎全部的经济剩余。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也无需财政支出乘数、税收乘数、投资乘数等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利率，或者利率极低并保持稳定，所以也没有IS、LM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平衡和总量平衡的问题，但是没有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之类的概念。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价格的稳定。保持价格的稳定就使得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变得简单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出现菲利普斯曲线这样的东西。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学来讲，它的主要的内容很简单。一是国民收入的衡量，二是经济增长理论，三是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四是科学技术理论。这样我们就知道引进西方经济学，对于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西方经济学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中国人照搬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就会步入歧途。这种比较简单的精确理论也比较适合于经济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状况。
扩大积累，还是要靠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只不过这里的剩余价值不再被私人所有，所以就不具有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含义。
7、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问题
在公有制条件下，虽然不能搞一平二调，但是调拨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大。市场并不一定会将资源引导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调拨当然也不会保证资源的最有效使用。所以市场和调拨之间的优劣是很难直接用效率的高低来比较的。但是调拨确实意味着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成本结构。比如，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归这个工厂使用还是归那个工厂使用对企业不产生成本。这样就避免了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成本。因此，在调拨制度下，企业发展会更快。经济落后国家要发展怎样的企业、怎样的企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因此调拨即使会出现问题，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只要做调拨计划的人足够多，足够负责即可。我在某地调研时，地方干部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资进入中国所需要的土地往往是从村支书那里获得，因为更大的官员不敢负相关的责任。他们向村支书行贿一定的资金，就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土地。村支书发挥了土地调拨的一种功能，并利用这种功能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几十年之后，这样的村支书手里就已经不再有土地资源了。这就如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果不扩大城市的边界，就没有土地供给，就没有经济发展的空间一样。而如果土地是公有的，国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已经被占用的土地的采取腾笼换鸟的政策。土地公有，所以公有制企业使用土地不用向国家支付租金。这也就降低了公有制企业的直接成本。沃尔玛将超市选址在城郊结合部，也部分是因为降低土地租金。
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是如此。在计划经济年代里面，许多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去了深山里面，去了隔壁滩，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生，有的甚至因为从事秘密工作而不得不抛妻弃子，牺牲了个人的家庭生活而无怨无悔。现在，如果中国不讲奉献，我们估计中国也会出现许多无人区、少人区。
因为没有私人资本，所以，企业也无需支付资本利息。
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由于不用支付土地租金、资本利息，再加上低工资，企业产品的价格就会较低。这种较低的产品价格与较低的工资是匹配的。而平均化的工资使得人们少有竞争之心。依然存在的竞争，比如，在八级工资制下，技术工作者拿比普通工人更高的工资，可以吸引普通工人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技术。这样就可以使得国家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迅速提高。而国家通过安排夜校、函授等方式提供教育服务，也使得教育成本比较低。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主要集中在城市，甚至是某些地区的城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贫穷，生产力水平低下，缺少储蓄和可贷资金，因此只能把可贷资金用于少数地理位置比较合适的地方。当然由于战争危险的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也可能放在偏僻的地区。
当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低工资政策的时候，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很小的。因为市场价格的些微波动，就会对人们的福利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时候，就物价控制而言，必须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也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价格闯关改革的尝试是错误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提高效率的诸多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许多低效率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有提高效率的需要。但是社会主义提高自己的效率，要有自己适当的办法。我们认为，提高效率不是靠提高工资，而是主要靠精神激励。这正是毛泽东的观点。而正是因为突破了这种观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就拉大了。这引起了中央制定限薪令的必要。
社会主义要有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确实能够提高效率。但这不是根本的提高效率之策。投机倒把能够使少数人实现原始资本积累。但一个社会不可能依靠投机倒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储蓄。投机倒把的人也很少能够把储蓄用于真正的需要投资的领域。
社会主义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要满足社会需要，就需要交换或赠与出去。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上，更不用说1949~1976年时期的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赠与。西方就有观点说，中华民族总是被他们的一些英雄保护得很好。这些英雄，如毛泽东、钱学森，实际上就给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大量的赠与。他们没有利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私人获利。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中允许有交换，甚至可能应该大规模发展交换，但是社会主义的交换并不是把等价交换作为最高准则。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等价交换。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是强者只提供很少的东西来换得弱者很多的东西。这不是交换，而是巧取豪夺。社会主义的交换是强者提供很多的东西，而弱者提供相对较少的东西。如果双方相差不多，交换才实行平等交换。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防范巧取豪夺。在资本发展之后，巧取豪夺的办法太多了。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的人群，特别是农民，要组织起来。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够与城市工人在交换中处于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加快城市部门的积累，采用了一个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政策。在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实际上得到了延续。一些学者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建议。但是如果农民不组织起来在农村发展生产力，反哺农业就会对工业造成过大的负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排斥私人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体系的安全性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傻子瓜子和卖茶叶蛋的，这些“资本主义尾巴”确实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也只能在短期内做微小的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应该依靠资本主义的尾巴来改善，革命必然对于一些人是有痛苦的。完全否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合理性，中国社会也就必然出现倒买倒卖，也就必然有人因为倒买倒卖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人对于投资的理解，实际上是很弱的。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会想办法集资来炒房，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发展成如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家。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许多人根本不懂投资，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他们投资哪里呢？如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家的出现也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发达。中国未来不需要巴菲特，但需要有为国家和社会利益进行投资的人。
在国际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机构来统一对外贸易。当一个国家的国内价格水平很低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义务用自己的产品去改善其他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其他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前途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或廉价的供给上。因此这个国家在国际领域应该制定出本币高估的政策。这样来使得本国在国际交换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当然，由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考虑用自己宝贵的资源去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其他国家革命成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就减少了。其他国家的革命成功了，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也就有改善的希望了。这里也涉及到开放政策问题。你究竟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还是对其他国家开放？究竟是打着开放的名义向资本主义国家让步、屈服还是敢于斗争？苏联解体表明，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让步和屈服可能发展到彻底否定自己的地步。而这种彻底否定自己，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自取灭亡。在经济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共产党高层，依然存在着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是可能普遍的存在着。如果不加制约，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然走向背叛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精深、人口众多的国家。西方的文化即使侵入，可能也不足以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共产党也可能由于自身的失误丢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方面。帝国主义是有着长期的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的。在历史上，西方人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名义上是传教，实际的使命则可能是窃取中国的文化，再反过来打压中国的文化。这是中国实施开放战略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中国人也应该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不能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西方的文化。文化的变异并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变异根源上依然是经济问题。当西方人在中国人中普遍建立起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印象时，西方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侵入中国了。而要抵御这种市场的侵入，中国人就不得不组织起来。
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市场问题，而是人的组织的问题。市场也是靠人来组织起来的。市场也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比如，城市和工业部门很自然成为农产品的市场。因为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组织化程度相对农村更高。所以城市和工业部门在与农村的交换中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如果农民不有效地组织起来，就没有办法与城市和工业部门进行较为平等的交换。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交换是天然不平等的。因为单个的资产者相对单个的工人具有优势，而资产者组织得又比工人组织得好。当一个占据有利地位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供应链和营销领域具有优势，因此可以获取垄断低价或垄断高价。企业内部可以实行高度有效的计划管理。计划是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管理的四大职能之一。计划是人的本能。中国经济学不能片面强调市场，而否定计划。
从行业来看，国家要对能源、金融、交通、科技、媒体、流通、教育、军工、重要的原材料等领域拥有强大的控制权，以服务于社会利益的需要。
8、企业发展问题
如果你在企业界摸爬滚打，而且你也学过西方经济学，你就发现，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很少能够在现实中使用。我看到雷军的一个视频。他说，中国一些企业家在思考如何培育能够持续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企业。他的观点有三：为了打造这种企业，企业家应该用真材实料的投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产中令人喜出望外的产品来。这就意味着，第一，在产品生产上不能作假。这就对原材料和工艺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求有非常高的投入。而高投入就会导致高成本。第二，在高成本趋高条件下，还要尽力地降低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这些企业要尽力的降低企业的可避免成本。比如，研发团队必须找聪明的人来做，研发团队不能搞得过于庞大，产品线不能做得太长，等等。第三，要在功能和审美上做出完美的产品。这需要中国有庞大的高素质管理者、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纪律性极高的普通工人。雷军讲的这三点关系企业的核心的竞争力，在哪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讲过？西方管理学也没有这样讲过。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伟大总结，虽然他的总结部分是基于美国的企业。
在世界的战争史上，弱小的军队打败强大的军队，弱小的国家战胜强大的国家屡见不鲜。在企业界也是如此。中国近些年涌现出一批在艰难困苦中为了民族的利益奋战的企业家。有的已经奋战了几十年。
有了上述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人看似高深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缺乏科学性的。我们也已经看到，西方人开始尝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恶果了。沙利文不是已经反思美国对市场经济的盲信了吗？
三、未来的问题：预测未来中国怎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来到了人类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个关键节点就是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具有人类某些智能的机器设备已经能够替代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了。也就是说财富的创造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劳动力已经不能再找到足够的工作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种奇点了。
然而，这个世界还不太平。所以中国需要保持足够大的人口规模。那么当众多的劳动力无法在工厂里工作之后，这些人要活下来，就必须给予制度的保障。而这种制度就是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现在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还没有达到所有人都按需分配的程度，还需要有一些人去工作。然而，这确实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如一些学术界人士、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过去所得到的认知就变得过时了。要实行按需分配，就必须缩小中国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主要采取公有制的办法来运营和发展这个经济。假设中国允许少数人继续通过股份公司每年赚千万、亿万的钱，留给普通人的按需分配的资源就变少了。
自动化技术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呢？并没有否定。我们可以假想，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是自动化生产的，不需要任何劳动力。那么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趋于0，从而价格也趋于一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货币的商品标价功能将会大大减退了，货币的购买手段功能、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也将大大消退了。人类会第一次普遍认识到，货币并不代表财富（因此那种一切向钱看的观点的错误性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承认），真正的财富是生产力。人类也会第一次普遍见到由生产发展所推动的去货币化进程。当生产能力提高以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人民生活的压力也会大大减轻。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到了充分富足的时代。那么，在中国，走向按需分配的过程中，在产品的价值已经趋于零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一定会发生一个持久的通货紧缩。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发生通货紧缩了。我们认为，今天中国的这种通货紧缩已经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市场经济的通货紧缩了。这种通货紧缩是货币退出历史舞台所必经的阶段。货币再超发也不会引起人们追逐商品的狂热了。产品的大量供给也使得货币没有超发的必要了。生产力的高度自动化和货币的历史性的退潮表明，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航船了，已经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阳了，已经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婴儿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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