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全文） - 昆仑策
-
张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全文）
2025-03-07
【内容提要】从劳动主体性出发，把对生产力认识的视角从物转向人、从客体转向主体，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和矛盾运动中，分析把握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精髓和重大历史贡献。新形势下，需要从实际出发，以劳动主体性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生产力的核心、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要素、生产力的动力、生产力的目的、生产力的表征、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的质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等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若干基本问题再认识
——基于劳动主体性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列宁精辟地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生产力发展正经历着新的重大飞跃，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兴未艾、影响深远，摆在中国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时代的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研究，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更好认识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更好指导生产力发展新的实践。
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精髓，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在经济思想史上，生产力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有过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高度评价了生产力的重要性，并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力的认识，始终是在客体的或物质的层面而不是在主体的或社会的层面展开的，见物而不见人，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对此，马克思作了深刻批判。针对李嘉图提出的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和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的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道，“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1845年撰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拜物教思维的偏见，把对生产力的认识的重心从物转向人、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劳动主体性出发认识把握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阐明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阐明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精髓和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劳动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活的源泉，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和证明，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克思指出，劳动在本质上是“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总之，劳动是一个自觉、自主、能动的创造过程，是主观性与客观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自己、发展自己的过程，“人猿相揖别”由此开始，人的主体性由此确立，人的本质由此展现。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破天荒第一次将历史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这就是“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本质上是劳动创造历史，在劳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运动中，蕴藏着社会发展的活的源泉。因此，如果离开了人的劳动，人只是被置于客体的地位，而没有被当作能动的主体来考察，那就不可能把握社会运动的特质。最重要的是，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活动所体现出的鲜明主体性，以及人们在这一鲜明主体性引导推动下进行的生生不息的劳动实践，使客观的自然过程日益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过程，自发的自然存在日益转化为自觉的社会存在，劳动因此无可辩驳地成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和核心，成为自然、人、社会三者统一的根基。
那么，劳动和生产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如果从整个过程的目的，从要生产的产品来考察这些要素，它们就可以被称作生产材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指出，劳动过程如果“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概括讲，劳动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生产活动的主体性，生产这一概念突出了人的劳动活动的客观性；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前者是活动形态，后者是物化形态；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转化。一方面，劳动是一切财富活的源泉，是“生产的真正灵魂”，离开了劳动，生产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劳动是人与自然的结合过程，是客观的物质变换活动，劳动必须运用包括自然要素在内的生产资料，才能创造出有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劳动到生产，是人的主体活动施加在外界客体上，不断对象化、客观化、具体化的过程。随着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深化扩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劳动异化了，成为资本的附属，而资本则成为支配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权力，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如随着商品交换内在矛盾的展开，劳动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必然要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作为生产的活的源泉也必然要以资本的物质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绝不应忽视，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本质和灵魂，生产与再生产中最关键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不是抽象的“一般生产”，而是劳动！劳动者才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生产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对象的“积极活动”，真正的创造性基础，只能是劳动对象化的塑形与构序。
马克思曾经将政治经济学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出发点。从劳动这个社会存在的最基本事实出发，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马克思科学阐明了生产力的性质、地位、作用、结构、动力、表征、质态、趋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了系统完备的生产力理论，为完成两大理论发现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明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统一，提出了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重大论断，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深刻分析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指明了人类社会最终从异化劳动走向自由劳动、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光明灿烂的前景。
总之，劳动及其鲜明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精髓。牢牢把握这一精髓，我们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就有了正确的出发点。
二、如何认识生产力的要素，生产力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由生产要素组成。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并在生产要素中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力量，表现为客体的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就是在生产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归根结底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就生产力要素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最初的论题，集中于生产力是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于光远等人以斯大林的论述为主要依据提出了生产力二要素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指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王学文等人则以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三要素的论述为主要依据提出了生产力三要素观点。马克思提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两种概括其实只是从不同视角概括的不同说法，一个是劳动视角，一个是生产视角，二者并不矛盾。无论是二要素还是三要素，都是一切时代和社会的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构成及其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比如，马克思曾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又如，一切生产中所用到的信息、数据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但是，过去这些要素的作用不那么突出，不那么受重视，没有必要把它们从基本要素的构成中单独提出来强调。现在，这些过去不那么重要的生产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以至于今天人们需要把某些要素单独提出来以重点发展。此外，在现实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各种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只有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分工、协作、管理等社会性或组织性要素也十分重要。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生产力（率）的时候所列举的生产力要素，它们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等。考虑到这些复杂多变的情况，卫兴华等学者提出，将生产力简化为二要素或三要素的传统观点都不够全面，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了任何社会及其发展阶段劳动过程的基础。然而，随着生产劳动过程的演进，新的要素会不断加入。还有学者尝试在三要素的基础上加入科学技术、管理、信息、教育、文化等要素，逐步形成了五要素、六要素甚至八要素等理论，这些都属于生产力多要素论的不同呈现形式，为理解生产力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还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要素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构成方式。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生产资料以及自然条件等，都隶属于资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整个生产过程和它的每一个要素，以及流通的每一个要素——从物质方面来看——只是资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要素都表现为资本的要素，社会生产力则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当今世界，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各类生产要素作用的增大、效能的提高、组合的优化，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总结世界生产力发展趋势和我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对生产力及其要素的新发展作出系统的概括总结，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是财富的源泉，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强调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强调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强调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强调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深化和发展了对生产力及其要素发展规律的认识。
不管现实生产过程如何复杂、有哪些要素发挥作用，归根到底，不外乎两方面因素，“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最初出现的两个因素，也是最基本的因素，体现了生产力的本质，需要作重点说明。
1. 关于人及其劳动
首先，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社会的生产力，劳动是生产力活的灵魂和统摄性要素。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通过自己有目的的活动，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个人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生产力。“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劳动主体的劳动能力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动过程。
其次，劳动资料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积累的劳动”，“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再次，劳动对象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东西。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劳动对象主要是天然存在的各种自然资源。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劳动对象绝大多数是已经被人们的劳动改造过的人工材料，是人类的过去劳动的结果，这些材料的种类随着人类劳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而不断增加。
最后，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能力的发展又日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是指关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而技术则是指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际技能，它们都是人类劳动能力不断发展的结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取决于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进步，科学和知识日益作为直接的生产力而发生作用。
2. 关于自然及其物质
马克思多次引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用来说明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德国工人党纲领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表述，马克思反驳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体，必须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与和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靠自然界生活”，“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把劳动生产力区分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中具有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自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基地。二是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三是为生产过程提供必要的环境和生态保障。四是经过劳动者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土地、矿藏、风、水、光、蒸汽等自然要素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转化为生产力。
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主体有目的地改造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能力就是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此外，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有机生命体，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本质上是自然生产力；整体来看，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统一。因此，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否充分展示人类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程度。
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从资本增殖的手段转变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马克思这样说道：“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力概念，强调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把马克思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观点转变为系统化的理论和生动实践，深化了对生产力本质的认识。
三、如何认识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的社会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中介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依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斯大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如下界说，“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这个界说简单又清晰，被广泛接受。然而，问题有复杂性。因为，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因此，生产力中不仅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包含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集中体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联系特别是分工协作关系。分工一方面在使不同劳动部门和不同劳动者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部门和不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使每一种局部或个别的劳动具有了社会性，他们或者结合起来用协作的方式生产同一种产品，或者通过相互交换，用商品生产的方式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分工协作还确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劳动关系，即围绕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而产生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构成了生产力社会性的核心内容。
关于生产力社会性属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这一问题，人们认识不一。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平心明确提出了生产力的二重性的观点，认为生产力既有物质技术属性，也有社会属性，生产的社会属性就是生产力内部的社会联系，包括直接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各种社会联系、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等。林岗认为，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或者说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是发挥着实际功能的生产力的现实形态。生产力的各个简单要素，只有通过一定的技术组织联系，才能结合起来造成能动的劳动过程从而转化为实现职能的生产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属于生产关系。张闻天提出区分两类生产关系，一类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特殊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关系。类似的，国外学者G.A.柯亨和威廉·肖等人将生产关系分为物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前者是约束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的关系，后者是对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力关系，劳动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
第三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社会性兼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属性。吴易风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将生产方式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作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并且认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范畴之间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包容关系。高峰认为，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体。特定的劳动方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
上述三种观点都不否认，生产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社会联系，它是人们之间围绕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发生的物质技术关系，服从于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规律，集中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在这种社会联系中，人只是作为自然的人、生产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技术规则，以社会化生产或联合劳动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的物质力量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以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这种社会联系与生产关系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围绕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或社会权力关系，服从于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社会规律。当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两种关系是相互交织的，正如孙冶方提出，劳动组织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根据生产规律把直接生产者组织起来，即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组织问题是生产力问题，更是生产关系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理论上对其加以区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管理二重性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联系，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等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为了避免将此种社会性与生产关系意义上的社会性相混淆，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作生产力的自然社会性、物质社会性，把后者称为生产力的经济社会性、权利社会性。
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自然社会性与生产关系不仅有本质区别，更有紧密联系。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者说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的首要性，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但是，对于这个基本原理，长期以来人们仅仅满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之类极度抽象的陈述，对于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却不甚了了，当然也远远不能达到“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科学水平。所幸，现在学术界对生产力社会性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共识，特别是对集中体现生产力社会性的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认识，并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和枢纽，从而就能够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作出较为具体的说明，简单说就是：在一定生产力特别是一定劳动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一定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上，产生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全部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吴易风教授所说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这个原理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中得到了深入阐述。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是，手推磨如何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如何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个问题，借助于生产方式的中介作用，在《资本论》中得到了透彻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中，由于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由劳动过程的社会性而产生的管理、监督的职能成为资本的特殊职能，社会生产力转变为资本的生产力，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深，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创造了客观的物质前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按照社会共同利益有计划调节生产，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提出的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范式，对于准确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四、如何认识生产力的首要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能动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相对生产关系居于首要地位。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重要反作用。作用与反作用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正如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必须了解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一样；理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同样必须了解其具体内容和作用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说明。
第一，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组织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不是机械组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生产关系确立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合理的生产关系，能够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其二，生产关系确立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社会生产提供有效的激励结构和发展动力。合理的生产关系，能够保证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入得到相应的回报，充分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其三，生产关系确立了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统一规范，减少由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经济联系的不稳定，增强了人们的经济预期的可靠性，为社会生产在正常秩序下进行提供了基本保障。其四，生产关系确立了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或价值标准，这些目的或价值标准包括了生理、心理、教育、健康、环境、人权、安全等多方面的维度，这些价值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与生产力的技术标准相结合，共同对生产力发展的技术路径产生影响。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是有弹性的。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的。一方面，某种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形成相应的利益结构以及保护这种利益结构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使生产关系具有了一定的刚性。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与既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作为既有生产关系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免旧制度的崩溃，会以保留既有生产关系基础构架为前提，对旧制度作某些改良以局部地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将更高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一些要素引入旧制度的框架，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暂时延续自己的统治，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阻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阻止旧的生产关系的衰退。但是，这也同时为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准备了条件，使统治阶级成为自身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的确立，需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壮大、从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表现出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体现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对不同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范围的兼容性。此外，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自然条件等因素特别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对生产关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同样是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同时容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样是个体劳动方式，可以容纳西欧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和中国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当然，这些不同的经济制度虽然彼此之间存在差别，但由于具有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其基本架构是大体相同的。
第三，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这样说道：“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关系的这种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也有具体表述。比如，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役地租的生产关系时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决定性反作用，《共产党宣言》曾提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从生产力进步的杠杆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作了这样的评论，“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
第四，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历史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这是一般的理论逻辑。但人们观察到，在现实的历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迁的先后次序却往往是相反的，即不是先有新的生产力再有新的生产关系，而是先有新的生产关系再有新的生产力，这种情况被有的学者概括为生产关系相对生产力的历史优先性。在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像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错误论调，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俄国的道路也是中国和其他一些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同走过的道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论断，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历史优先性从特殊命题上升为普遍命题，为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明，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贡献。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既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具有主要决定作用，既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往往具有历史优先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首要性呢？这个问题，只要辩证地思考就会明白，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正是由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来定义的。比如，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进步的？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是合理的？生产关系的进步与落后、制度的“好”与“不好”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都只有在坚持生产力首要性观点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答。所谓进步的生产关系和“好”的制度，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看，就是能够适应生产力水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反之，所谓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不好”的制度，就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制度为什么重要，改革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好的制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命题，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称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一致性从何而来？根源仍然在于人类劳动与实践的主体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脱离人类的实践而进行的“无主体”的自然过程，而是人类主体在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在活生生的社会主体力量的格局中，用丰富复杂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具有极大的能动性。生产力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开的竞争、合作和斗争中作出各自的制度选择，推动生产关系变迁；生产关系同样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为了追求各自利益而展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中作出经济选择，推动生产力发展。有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有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就有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制度弹性和历史优先性，就有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广阔空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都不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自发进行的，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自觉进行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如此，建设如此，改革也如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广大人民从被剥削掠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政治生活的主人、社会生活的主人、历史创造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不仅以政治主体的身份，从上层建筑的角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从经济基础的角度，以经济主体的身份，按照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对抗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得到空前的加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是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和把握这条重要规律，并依据这条重要规律不断进行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认识。
五、如何认识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性
依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又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明确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指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这些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阐明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书信中就专门针对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我们要承认生产力标准是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标准，同时也要承认生产力标准并不是判断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标准，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各自独特的衡量标准。当然，这些标准归根到底要服从于生产力标准。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
为什么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唯一化、绝对化？原因在于，生产力标准与其他方面的标准并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互补统一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但是，如果进一步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是什么？确定生产力标准的标准又是什么？为什么说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性标准？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规律性与目的性、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生产力标准的确定，首先是以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依据的。但这个依据只是证明了生产力发展是客观的、基础的，但不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好”的或“善”的。前者是一个事实判断，后者是一个价值判断。除非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证明生产力标准的确立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既是必然的、又是应然的。将生产力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合规律的也是合目的的，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正当性，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卫兴华曾提出，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既要用生产力标准去判断，又要以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去判断，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内在地统一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也是人民的理论，为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绝不像李嘉图之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牺牲为代价”。在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下，“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和坚定实践者，始终不渝追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始终不渝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毛泽东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胡锦涛指出，“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所在、魅力所在。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何以可能、基础何在？是否背离了生产力决定作用的“一元论”，能否避免“二元论”的嫌疑？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范畴，在哲学上得到了解决；通过引入劳动这一范畴，在经济学上得到了解决。劳动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实践活动，鲜明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劳动的目的性上，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正是在劳动的目的性中得以统一的，可以从两个维度具体说明。
第一，技术维度或自然的维度。如马克思所说，在劳动过程中，建筑师在建筑房屋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是由自然界存在的客观因果联系和技术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王国。在这个领域，人们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从事劳动，才能实现人们预先设定的技术目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认知愈多，就愈能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愈能实现人们的主观目的，使因果性和目的性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价值维度或需要的维度。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是满足自身需要，这种需要具有自然生理的基础，但是这些自然生理需要又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满足，满足这些需要的形式和手段也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们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在讨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时指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上述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目的性作为人的主观意识，相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必然性来说，是自由的。从技术维度来说，人的目的固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服从自然法则。但是，一方面，客观规律只有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才能发挥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人们在客观规律的面前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或多或少具有相对自由选择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在思想上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因此，人们的目的性并非机械的、僵死的，而是具有鲜明的主观能动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辟地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价值维度来说，人的目的性固然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受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感情和意志的深刻影响，受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总要通过对客观的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人们的目的设定所包含的主观意图不能和自然的必然性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目的的落空、自由的丧失。
于是，在劳动主体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科学证明了社会发展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证明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其具体的论点包括：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等于个人才能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科学日益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因，等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等于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的增加，等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等于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等于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从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出发，马克思把社会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态。这样，就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并从经济上深刻地论证了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总之，我们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的基本观点，又要反对将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唯一标准的片面观点，将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六、如何认识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劳动时间节约作为首要经济规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是关系唯物史观逻辑能否自洽、理论是否彻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就此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比如：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劳动资料的变革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就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更为全面的观点是把生产力发展动力作为一个具有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复杂结构系统，其中人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生产力诸要素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就是要证明生产力是能够自我发展的。正如平心所提出的，“生产和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趋向”。如果生产力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内生的动力，怎么可能成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力量，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呢？总之，这里所讨论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指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终动力，或者说是源动力。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自然不能抛开生产的主体、生产的活的源泉即人及其活动。国外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G.A.柯亨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一个个体动机和行为模型，用于证明生产力具有自我发展倾向的原理。该模型包括下述三项“事实性命题”：第一，人，就其特性而言，是有理性的；第二，人的历史境遇是一种匮乏的境遇；第三，人具有的聪明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够改进他的处境。
柯亨的分析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个人理性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将发展原理视为个体最大化选择的结果。柯亨这样做，彻底撇开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使生产主体沦为孤零零的个人，这样，难免陷入“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生产行为的分析，则是以劳动为出发点展开的。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人们从事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生理器官延长的工具从而人类的劳动能力逐渐得到改进；在永无间断的劳动实践中，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经验和知识得以不断累积；劳动过程的展开推动了社会合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劳动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劳动能力，同时也生产出了新的人类需要。人类的需要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需要的发展又反过来激励人类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生产的发展和需要的发展就这样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推动着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在任何时点，和人类的物质精神欲望和需要相比，人类满足需要的能力和手段即生产力总是相对有限的，必然受到自然的、物质的、物理的、技术的限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西方经济学据此提出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概念，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一道，当作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柯亨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命题，遵循的也是这个思路。但是，这个思路并不正确。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自然物质和技术物理意义上的稀缺，就像不能否认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寿命是有限的一样，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是一种相对的有限性，是和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的需要（求）相比较而言的。西方经济学在把稀缺当作真理的同时，却又苦于“有效需求不足”，苦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一切稀缺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稀缺，特别是劳动时间的稀缺；而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特别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所以所谓的经济理性本质上是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为什么要节约劳动时间？这是因为，人的生命以及他所拥有的脑力和体力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人类还要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满足睡觉吃饭等纯生理需要上,在其余时间内，人们才能从事劳动和生产，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矛盾，即人类只能用有限的时间和力量去生产，以满足他们自己不断扩大增长的需要；节约劳动时间，就是人们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矛盾而作出的所谓理性选择，被马克思称作人类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用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是由这一首要经济规律决定的人类基本的经济行为。正是在劳动时间节约作为人的基本经济行为和首要经济规律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或快或慢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而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变化，只要劳动具有稀缺性，劳动时间节约作为人的基本经济行为和首要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会消失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不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作用机制和表现方式也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正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形式。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价值规律。这一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商品的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即等价原则来进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剩余价值规律。最大限度追求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节约规律表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其基本内涵被斯大林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方式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方式。其实质就是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住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也就把握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七、如何比较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形态上的不同表现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呢？“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对应于人们生产使用价值、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从而也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客观化、对象化、外在化的结果——使用价值的质和量，以单位劳动投入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数量和质量为基本标准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最直观的。但问题在于，不同部门不同产品在使用价值上是不同质、不可比的，不同时期社会产品或社会使用价值的结构也是不同的。比如，如何比较面包、苹果、汽车和电脑的使用价值大小呢？又如何在今天的社会产品结构和30年前的社会产品结构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两个时期社会总产品使用价值大小作出比较呢？为解决这一比较的理论和技术困难，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一是劳动生产率。这是反映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基本概念。劳动生产率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数量，或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或者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不过，这个指标没有考虑到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产品结构或部门结构差异。所以要在整体上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仅仅依靠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或结构升级的维度。
二是分工密集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质的提高集中体现为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体现为产品和产业的创新以及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正在走向世界前列的有力证明。我国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产业体系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过程。
三是剩余产品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在劳动时间和必需品的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增多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为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方面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生产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自然要以物品的使用价值为单位来比较衡量。但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共通的社会尺度。通过价值形态或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形态来比较衡量使用价值的大小，进而比较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们通常采用的办法。比如，人们通常使用的产品的价值量、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率等价值量的增长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复杂的多维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特别是离开了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不仅难以得出正确结论，还往往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生产力和价值的变动是成正比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然，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但是，未必会创造出更多价值。关于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三个命题：（1）从单个商品看，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越多，则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则反是。（2）从个别生产者看，劳动生产率与其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个别生产者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与部门平均劳动耗费之间的差额越大，生产的使用价值就越多，创造的价值量就越多。（3）从个别部门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商品价值总量无关。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部门的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这三个命题，是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对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变动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规律性认识。
又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技术进步的一个比较常用的概念，用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在实际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面临着如何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比较的难题。因为社会生产涉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不同要素，每一类要素又进一步包含不同的具体类型，彼此难以替代，也很难准确量化。因此，通常是以要素的市场价格代替要素的实际投入进行比较测算，这就难免受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分配关系、政府监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失真失准。同时，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主要以生产要素静态变量关系为依据，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部门、新产品、新要素、新型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价格体系剧烈波动、经济结构加速演变、分配格局深刻调整，这就为不同质态下的生产力水平的比较衡量带来了困难。一方面，劳动是生产的主体，是使用价值和价值创造唯一活的源泉；另一方面，生产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物质力量，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包括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考察生产力发展水平时，需要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技术指标和价值指标的统一中，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
八、如何认识生产力的不同质态，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发生革命性变化，使社会生产力区分为不同的质态，进而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区分为不同的形态和时代。
生产力革命是怎样发生的？生产力的不同质态是怎样区分的？马克思提出了两个主要标志：一是劳动资料。他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二是生产方式。他提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也就是劳动组织），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般来说，生产资料的性质决定劳动组织的形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并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将这一观点称为“我们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当前，对于生产力革命的阶段划分存在多种说法，如“四次工业革命”“六次科技革命”等。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质态划分的原理，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过两次大的革命即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形成了两种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即个体化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农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消极依赖，创造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化小生产，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次革命性飞跃。工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对人体自然力的限制，创造了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革命性飞跃。对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客观规律及其革命性后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系统深入的分析。目前正在迅猛发展、深入展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三次革命性飞跃。关于这次革命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系统论述：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信息技术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总的来看，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的核心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能化是信息化革命的更高阶段，也是现阶段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性技术。从这些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智能化生产力。
智能化生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从历史看，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等劳动资料及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都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在智能化生产中，生产工具的革命也是划时代的。“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工业化时代，发动机产生的动力经由传动机构带动工具机运转，发动机代替了人力，工具机代替了人的肢体，最终，机器的分工代替了人的分工，形成大规模、标准化、快速统一的生产过程。不过，机器只是从局部代替了人，机器的运行仍然离不开人的指令和决策，但人的决策有其固有缺陷，在需要大量运算和全局优化的情况下容易犯错。为此，机器的发展不断将人的知识编码化，使其固化为机器的一部分，以编码化决策代替人的决策，但这种机器又往往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限制了效率的提升。智能化生产工具在机器原来的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个新的部分，即智能化的决策系统，其主要功能是搜集和处理有关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数据，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节自己的运动，既克服了人脑在感知和处理信息方面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也克服了传统机器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上的不足。智能化生产工具虽然不具备完全自主的感知系统，但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模拟人类智能进行决策，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并使自动化拓展到更多领域，以相对自主的方式进行决策和解决过去人类难以处置的问题，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变革、大提高，最终将劳动者从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智能化生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生产力质态，还在于生产工具的划时代革命引起生产方式的划时代革命，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历史性变革、整体性跃升，实现社会生产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其中，智能化是新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绿色化是新生产方式的突出表现，融合化是新生产方式的组织形态。当前，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模式彰显出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生产单位内部，传统的工厂内部那种以集中和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局限性日益明显，并被更加灵活化、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所代替。企业的生产过程基于企业内外的海量数据，生成信息和知识，自动形成生产决策，灵活调整产品数量和种类，更好适应市场需求，传统的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二是在生产单位之间，传统生产组织的边界逐渐被打破，不同组织之间的融合程度明显加强，生产资料的共用现象更加普遍，数据、算力等公共性一般生产条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平台成为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的重要形式，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三是在社会总体层面，智能化的生产资料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社会分工和协作、更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化利用、更高水平的规模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使社会生产过程各环节紧密连接、协同配合，形成一个灵活、弹性的有机整体，为生产社会化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那么，这一生产关系是什么？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毫无疑问，就现阶段我国的情况来说，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的制度安排，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此之外，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其他什么类型的生产关系。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够成熟，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用历史大时代的视野深入思考和研究，智能化生产力革命的全面深入推进，将会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什么方向演变？这是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马克思曾经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景作了这样的预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这时候，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样一来，“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现在，马克思的这个天才的预见，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论猜测，而日益被智能化革命的迅猛发展的现实所证实。人们已经看到，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个体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资本的全方位的统治和掠夺性监管之下，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一切自由空间正在被无情剥夺，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向“技术封建主义”演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制度性失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寄生性等矛盾和弊端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与此同时，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生产社会化极大提高，人的体力和脑力极大解放，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日益充分涌流出来，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化革命的矛盾性后果，塞德里克·迪朗以文学的笔触写道：“人类文明正沿着一道山脊走向完全归属于资本的无望时刻……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100多年以前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历史选择题，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现在更加尖锐严肃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必将以炽热的主人翁的精神、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大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取得更为突出、更为骄人的成就，以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充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斯大林选集》（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毛泽东文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3年、1996年、1996年、1996年、1999年、1999年、1999年。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2017年、2020年、2022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注释从略）
【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