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把二者简单等同起来、混淆起来的糊涂认识。混淆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不仅否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且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仅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说服力和战斗力，而且容易重复过去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错误，不利于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还容易造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思想政治上的松懈和麻痹，丢掉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不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因此，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一个时期以来，贬低和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错误观点甚嚣尘上。有的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乌托邦”，说共产主义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有的对经典作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竭力讽刺和挖苦。如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个悬案，有许多需要商榷之处。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空洞抽象、不切实际、有许多明显的学理缺陷。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经济称作经典作家的误判，把按劳分配称作平均主义[1]“大锅饭”。还有人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称作经典社会主义、把苏联模式称作传统社会主义，声称这样的社会主义早已走入坟墓，要从经典、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解放出来。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百分之百的空想、绝对的乌托邦。还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未来社会理论，不是根据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概括出来的，而是依据19世纪欧洲的发展状况设想出来的。还有人认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充满了空想主义色彩。总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

 

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后果，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次数最多，态度也最坚决。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 习近平同志还严肃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3] 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因此，对于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科学预测的错误言论，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于我们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未来前进的方向。否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否定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大船就会在大海上迷失方向，就无所适从了。因此，坚持还是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层面弄明白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落到具体实践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政治层面有重要影响的问题，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丢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会重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覆辙，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白流，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是由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站在整个人类彻底解放的高度看问题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确切得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真理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是科学的，他们只限于揭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从来不作详细具体的细节描述。

 

他们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最常用的手法是：把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先是等同起来、混淆起来，然后在二者之间制造对立，通过用人们亲眼能够看得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去剪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最典型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经典作家说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准确地预测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存在。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本站不住的。

 

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至少四个方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4]。这么看来，这些国家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绝不是国内外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其他主义。但是，现实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还没有来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作为未来理想社会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阶段[5]。因此，通过把二者等同起来、混淆起来、对立起来的办法来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这种把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基本特征的预测说成是空想的观点，实际上是在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6]来否定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测的科学性。其实，在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在逻辑上丝毫不存在矛盾，因为二者并非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同一个阶段。用马克思说的实行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来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不对的；同样，借口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来贬低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科学性也是错误的。

 

二、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不断有人怀疑、贬低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舆论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7]等等，不一而足。在国内，也有人不断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的打开，在一部分人中间逐步产生了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他们总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主张全盘西化、私有化，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认为搞社会主义没有希望和前途。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又有人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有人提出，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搞的是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却在搞市场经济，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人说，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我们现在还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他们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不会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

 

上述国外学者的质疑、贬低和否定，迫切需要我们给予有说服力的回应。国内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困惑和疑虑，也迫切需要我们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笔者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论是困惑、疑虑，还是贬低、否定，都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简单地等同起来、混淆起来，从而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解决了三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又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过程。

 

首先，按照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内在逻辑来分析，就不难看出：现实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际上针对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一个基本问题，而是分别回答的两个不同的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基本特征，回答的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致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的问题。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致是什么样的”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科学回答，那就是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具备这些基本特征的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撇开这些基本条件去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而现实社会主义，则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或“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回答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必须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问题，必须坚持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必须把主要生产资料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等等。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不能马上消灭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等一系列特殊的办法先发展生产力，迂回、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落后国家，还不具备马上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还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各国，在探索中的一个失误就是超越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实际。改革开放就是为了从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并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其他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多阶段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也不难看出：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作家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同一个阶段，而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比，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虽然还达不到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还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着“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或“事实上的不平等”，还需要类似国家的某些强制性职能的保留，但是毕竟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旧的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得很清楚，此不赘述。

 

而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处在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一个时期，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人类理想社会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共同所有，因而多种经济成分、商品货币关系、阶级和国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他们并未说过，在过渡时期就已经消灭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就已经消灭了阶级和国家。此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说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段时期，不仅不能马上取消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而且还需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现实社会主义分别属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并非同一个阶段。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不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科学性的证伪。

 

由于忽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简单等同起来、混淆起来，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二者之间的相互否定。或者以现实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为由，来否定马克思说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预测的科学性；或者以马克思说的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为借口，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现实必要性。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实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阶段，只是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过渡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则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未来方向。因此，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加分析地简单等同起来、混淆起来，然后制造二者对立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贬低和否定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脱离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今世界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化和实现形式。

 

三、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说服力和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其中一个非常突出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两张皮”的现象。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然而，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却又在大力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社会主义社会是已经消灭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却又不得不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再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阶级差别和国家，然而，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国际国内都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必须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现实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我们常常用“发展”的名义简单地搪塞过去，缺乏对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深入分析和解释，更不去探究造成这种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久而久之，人们就不再相信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当成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政治说教”。于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教”论在一部分人中间就流行起来，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学理性、系统性、科学性。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8]的奇怪现象，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说的马克思主义“三化”“三失”的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但是，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三化”“三失”的现象依然存在，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出现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直接等同起来、混淆起来。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习惯于把二者简单地直接等同起来、混淆起来，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把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简单地、不作区分地等同起来、混淆起来，不仅造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错位，而且还造成二者之间的互相否定。如前所述，一方面，有人常常以现实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经济为由得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错误结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来是科学的理论，却被看成是过时的教条。另一方面，另外一些人则拿马克思说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简单地等同起来、混淆起来，是造成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其实，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实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无差别占有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必然不存在商品经济，必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必然不存在阶级斗争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都是以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为起点的社会主义，不仅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经济，而且还需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结构基础上，不可能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不存在阶级和国家。二者虽然都被称作社会主义，但是却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科学性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之间制造二者相互对立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因此，只有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联系与区别，才能从根本上克服马克思主义“三化”“三失”的现象，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说服力和战斗力。

 

四、有助于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

 

20世纪以来，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急躁冒进、超越发展阶段地建设社会主义。1936年斯大林提出苏联已经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仅仅三年之后，斯大林又提出要向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提出苏联“二十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大都与苏联超越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有关系。当然，斯大林的失误与他的功绩相比只居于次要地位，因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比例失调问题有所认识，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9]。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他专门提出要认真研究过渡时期到底包括哪些阶段的问题[10]。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我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以浮夸风、高指标为特征的农业“大跃进”[11]和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12]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一系列急躁冒进、超越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急躁冒进的错误简单地归咎于领导责任，而应当充分认识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方面的因素。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制裁，首次翻身成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劳动人民，都有一种急迫的心情，要争分夺秒地加快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当时从下到上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心愿。因此，把急躁冒进的错误完全归咎于领导个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急躁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犯了超越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过渡到马克思说的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合起来。脱离生产力的客观水平、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只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吸取过去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强调一切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不断探索，我们逐步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既要反对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又要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倾向。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概念。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3] 他还专门对“新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科学解释。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14]的一个阶段。习近平同志关于新发展阶段的论述，一方面强调不能再犯过去那种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超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同时也是对那种企图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名推行私有化、回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错误观点的严厉批评。

 

其实，早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15]。这其实已经为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提出了研究任务。

 

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承认现实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利于我们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利于我们对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达成思想上的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充分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在对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搞公有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不应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特别是不应该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他们担心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看不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我国只是必要的补充，决定我国社会性质的仍然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另外一种看法与此相反，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全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结果。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空想”，把公有制说成是“空有制”，认为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切实际的，进而把改革理解为去公有制，认为私有化越彻底越好。他们只看到作为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却看不到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这两种错误观点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先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混淆起来，然后制造二者之间的互相对立和否定。前者是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来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必要性；后者则是用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必要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二者的共同错误是没有科学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

 

因此，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避免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错误。

 

五、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深刻的教训。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新的高潮，离不开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方位的清醒认识，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顽强斗争，离不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

 

首先，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是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方位的需要。科学说明二者的关系，承认20世纪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尚未进入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大时代观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判定历史时代的主要依据是：“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6]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7]。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历史时代，就是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

 

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在此期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先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蓬勃发展，又遭遇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前所未有的曲折。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虽然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但当今世界还远远没有来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五种社会形态，即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仍处在由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而且还只是处在这个历史大时代的初期。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依然占据优势。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要不骄不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把现实社会主义直接当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存在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了”等错误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因此，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明确20世纪以来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承认现实社会主义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形势，有利于我们科学判断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常怀忧患意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其次，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是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需要。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我们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来自各个方面的安全问题，既要防止黑天鹅，又要防止灰犀牛。在我国，虽然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外因素多重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我们既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警惕阶级斗争熄灭论。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在长期和平建设的年代，看不到过去拿枪的敌人，就以为真的没有敌人了，看不到过去战场上的硝烟，就以为当今世界已经真的和平安宁了，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斯大林和苏共早在1932年就曾一度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彻底地永远地解决了”[18]。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告诉我们：现在看来，斯大林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了。实践证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进入世界范围内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前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当今世界，资强社弱仍然是客观现实。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必然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等各种形式进行破坏和捣乱，甚至不惜发动有形的和无形的战争。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应对敌人挑战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必须长期坚持。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19] 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无异于自动缴械投降。戈尔巴乔夫抛弃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丢掉马克思主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连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家都看不起[20]。从一定意义上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正是由于丢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1] 我们决不能丢掉斗争精神。关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得最早，强调最多，早在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中就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22]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

 

如果把现实社会主义简单地、不加分析地直接当作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会得出“告别革命”“只有合作没有斗争”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对于彻底克服和消除贪图享受、消极怠惰、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准备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科学说明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关系，是促进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有效联合、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巨大动荡和不确定性，金融、财政危机深不见底，贸易战、科技战此起彼伏，局部战争硝烟弥漫，新冠病毒仍在变异扩散，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受到威胁挑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在为非作歹，祸害人类。当今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各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现在已经是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切爱好和平和进步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了。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列宁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根据当今世界新的特点，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虚假的共同体”，也不同于人类理想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实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同体，是团结斗争的共同体，其内涵是：联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和进步的人们，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捍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而携起手来、并肩努力。

 

参考文献：

（1）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程恩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派的十大政策创新》，《河北经贸大学》2021年第3期。

（3）程恩富、宋宪萍：《全球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型工业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5期。

（4）李慎明：《科学判定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方位》，《红旗文稿》2019年第1期。

（5）侯惠勤：《共产主义理想决定性意义的科学论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6）张杨：《经济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7）肖斌、郑勇良：《国外左翼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评价与启示》，《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2期。

 

注释：

[1] 石镇平：《论新发展阶段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6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4] 石镇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经济纵横》2020年第10期。

[5] 石锐杨：《论现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内在逻辑》，《海派经济学》2023年第3期。

[6] 石镇平：《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错误观点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

[7]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

[11]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2]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13] 习近平：《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 年1月12日。

[14] 习近平：《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 年1月12日。

[15] 本报特约评论员：《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

[1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18]《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06页。

[19] 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龚云：《历史虚无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

[20]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2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16页。

【基金资助：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1BKS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