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思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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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思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
2024-12-01
一、本文的缘起
在国内几处重要地方，挂着一篇文章：《〈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书评》（下称《书评》）。近日偶然看到。写作本文，本出于无奈，时间又有限，我也未查作者为谁，也未读《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等等。本文假设《书评》对该书的概括是准确的。
大约十年前左右，我还没有注意到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曾因国内流行比较优势话语而撰写并发表多篇批判比较优势理论的文章。我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批判文章之后才发现，萨缪尔森自己在2004年，他89岁高龄的时候，撰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他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比较优势理论。我看到的是国人翻译的这篇文章，标题挺刺激的：“自由贸易：福兮祸兮”，才知道萨缪尔森改变了自己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2004年是什么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三年。萨缪尔森写这篇文章干什么？同志们，我推测，他是在理论上反对克林顿同意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他推动美国以暴力的方式把中国作为敌人，而不是如尼克松、克林顿那样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把作为敌人。当美国给中国打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企业战之后，我想，我撰写的批判比较优势的文章得到印证了。美国除非是不得已，是不可能与中国搞比较优势的。如果美国人说与中国搞比较优势，那么，它除非是不得已，或者是美国吃肉中国喝汤，否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比较优势。
虽然这些文章剑指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比较优势理论，而不是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既然否定了李嘉图和萨缪尔森这两位西方大佬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也就不大相信中国能有什么人能够提出什么真正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了。
林毅夫教授2012年出版新结构经济学的专著以后，既然有那么多，包括斯蒂格里茨那样的大佬推荐，我抱有较大的希望，希望能够看到林毅夫教授得出一个漂亮的理论来。但一读之后，希望变成失望。因为按照《书评》的说法，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必然会存在逻辑一致性问题：依靠自身禀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必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在经济领域，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见解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阶级结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看不到阶级结构的。抛开了阶级结构，能够提出什么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吗？抛开了阶级结构，新结构经济学就变成了掩盖阶级结构的学说。而且，我记得林毅夫教授还宣称新结构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抑或是基础），以比较优势为战略。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两条线的对立的理论。我七八年前本来撰写了一篇文章，与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商榷，但思忖再三，没有发表。
然而，看起来，林毅夫教授所建构的比较优势理论与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有所不同的。李嘉图的理论是主张英国和葡萄牙搞比较优势，萨缪尔森的理论是主张美国和欧洲搞比较优势。而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应该是主张中国和美国搞比较优势——想一想2012年时的中美关系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早已是暗流涌动。据我所见，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没有谈什么禀赋。禀赋的概念是赫克歇尔和俄林引入到比较优势理论的。禀赋是什么？在汉语中，它的意思是人所具有的智力、体魄等素质、天赋。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我想（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去仔细核对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本来就有的资源。然而，什么叫作本来就有的资源？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在谈论资源禀赋的时候，一般是以森林等自然资源为原型的。那么，中国要实现发展，依赖什么样的本来就有的资源才算是有比较优势呢？在我的印象中，林毅夫教授长期的主张是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资源。我就请问，中国依靠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能够实现长足的发展吗？在撰写批判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文章时，我查阅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我看到，李嘉图在他的相关论述中提到了一句话，即两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格局取决于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然而，李嘉图全书可能仅仅在那里提到了技术对比较优势的决定性作用。再请原谅，我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再次查阅原文，将准确的原文引到这里了。我看到李嘉图的那句话后，我就知道，李嘉图是很厉害的。我没有看到有中国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将技术作为价格的关键决定变量是我在2011年的一篇论证为什么不能说供求决定价格的文章里明确提出来的，并在我批判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很显然，林毅夫教授依靠廉价劳动力产生比较优势也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导致中国产品成本低，从而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低价产品胜过高价产品。而这样一来，所谓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了。——到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产品似乎依然大量是出口美国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萨缪尔森2004年的文章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我看到林毅夫教授的著名同事周其仁教授在2006年4月21日《经济观察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讨论萨缪尔森的文章。对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周教授“猜想读者中喜欢这个推理的不会很多”，他“自己也不喜欢”，可是“倒觉得萨缪尔森这篇论文最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关于‘后进经济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的设想。远的不论，单就这次在台州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证明萨翁的构想贴近真实”，因而“只好同意”萨缪尔森的“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长久损害美国利益”的结论。然而，周其仁教授又说，“真实世界里的欧美、日本尚具比较优势的玩意还很多，中国、印度等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领域里的生产率进步又不过刚刚开始，远不够普遍，更不够快。因此，所谓‘有时自由贸易长久损害美国利益’云云，还完全不是今天全局性的事实。”看来，周其仁教授对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有怀疑的，只是还没有从比较优势的话语里彻底地摆脱出来。同志们请想一想，假如你没有如周其仁教授那样去台州做调研那样的机会，你就相信比较优势理论吗？为什么中国古人能够做到“不出于户，以知天下”呢？无它，唯读书破万卷而又“慎思之，明辨之”耳！而且，除非两个国家完全一样，否则，假设一个国家在某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另一个国家一定在其它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哪里有什么“真实世界里的欧美、日本尚具比较优势的玩意还很多”的说法呢？
如果不是阅读了《书评》，我上面的思考也就会烂在肚子里了。可是，读了《书评》，我觉得，上面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话需要说出来。因为比较优势理论、话语在中国造成太多的误解和误导了，而且还可能会继续造成新的误解和误导。《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的作者王勇副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然所受训练非同寻常了。但从《书评》看，在慎思和明辨上所下的功夫还是不够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诸多学者存在的共同的问题。我相信，《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思与辨》是对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做出了重大改进的，但我认为，这种改进还是不够的。
阅读了《书评》，我认为，似乎可以从如下方面进一步改进新结构经济学。
第一，改进叙事结构。要在中国推广新结构经济学，就不宜说“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较为稀缺，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因为这种叙事是西方学者的话语和叙事。连“发展中国家”一词也是西方话语，暗藏玄机，虽然已经被中国转化使用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原来（1957-1976）是没有私人资本的。假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趋同，私人资本的数量也应该是大大减少的。西方学者在提出他们的发展理论时，他们不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可以的。中国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应该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而且必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是最重大问题的话。
第二，去掉要素禀赋这个核心话语。要素这个词含义过于复杂。笔者正在写文章探索数据要素论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我2024年11月27日才看到，有人说，“华为认为‘连接’是新的生产要素”。华为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成。华为确实做了很多非常伟大的连接，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这是华为的经验之谈。我在1991年开始读大学和1997年开始研究生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什么是研究？却长期没有答案！2013年，还做副教授的时候，为了晋升正教授，需要发表一篇教学研究论文。我撰写和发表了《社会科学论文撰写的范式思考》。我想，我那时就悟出了研究就是连接。这几年，在给学生讲课或做报告时，多次给不同的学生们讲了这个诀窍。我还做过和发表的多个研究表明，按要素分配是不可能的。如果不严格地使用要素这个概念，仅生产要素的数量就将达到100个以上。这是已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要素如果是一个元素数量很大的向量，就存在究竟哪个要素更为重要，是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要素的问题了。
为什么要去掉禀赋这个词呢？既然禀赋这个词在汉语中包含了天生的意思，它所对应的英文单词endowment的意思是捐赠、天赋、捐款、资助、才能、天资，那么，要素禀赋这个词的含义不就是天生就有的要素吗？各个国家的发展能够靠天生的要素吗？这是无稽之谈。难道中国学者非要在禀赋这个词中加上人造的含义吗？如果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将发生变化”这句话就是不通的。为什么要多个“禀赋”二字呢？这句话，如果保留要素二字，岂不是可以改写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要素及其结构将发生变化”吗？这样，岂不是更为精炼吗？为什么要强调禀赋这个天生性的因素呢？强调禀赋不是唯物主义话语，而是宿命论话语。——应该指出，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的意义上看，真正能够称得上是要素的东西是不多的，只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连技术都不是。为什么？因为土地所有者收入在封建社会的GDP中可能占到30%的份额，而在封建社会，资本把土地的这个份额给剥夺了，变成自己的了。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也不能说成是：“每个时点上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则需与之适应”。时点的说法太过于极端了。一个国家的“要素”不可能时时变化。中国大概在1990年代就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创新还被再次提出，创新的作用才被社会所明显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适应经济基础。这里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根本没有谈及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原谅我没有仔细查阅原文，但这个判断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经济理论是不可信任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每一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生产关系的基础。没有明确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蕴含的生产关系是什么，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它适应呢？中国的上层建筑不分青红皂白地“平等”地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好的产业政策吗？中国改革开放后，就真地不适宜发展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等等极度赚钱的产业吗？中国真地没有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这些产业吗？为什么1949-1976时期创造条件发展了这些产业呢？
第四，不能说“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不了解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误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发展不起来是市场失灵所致，因此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 如果如本文上面所建议的去掉要素禀赋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话语，这句话就要重新组织。即使不去掉要素禀赋这个核心话语，这句话也是不成立的。从内因的角度看，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是西方的理论，而这个西方理论的作者们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难度，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深刻的甚至是残酷的社会革命。没有这种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建立其对于经济发展充分的上层建筑，就根本不可能制定和执行真正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也是许多产业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深刻的社会革命本质上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革命的胜利，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个革命的成功是很艰难的，几乎相当于在刀刃上行走。简单说，结构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只从经济上看问题，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从外因上看，结构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新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地攻击结构主义。
“市场失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特殊条件（即中国1992年刚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对于market failure的引入和翻译，目的是为了防止片面迷信市场经济。然而，failure的意思是失败，而不是失灵。从这个角度看，把它翻译成市场失灵是误译。西方学者提出market failure的意思应该是市场失败，其指向应该也是不应过度相信市场，甚至是表达了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教材的编写者们把市场失败理论也堂而皇之地与市场机制理论放在一起，教给学生，毫无逻辑违和之感。在西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市场失败就是资本主义失败，就蕴含了主张极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虽然现在有人把market failure思想溯源到西斯蒙第，但就我的印象，market failure的提法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在西方出现和流行的。而这时，结构主义已经趋于沉寂了。1950-1970年代美国的结构主义者似乎很多并没有强调市场失灵或市场失败，而是强调生产力低下。市场的本义是交换。西方结构主义者当然清楚，没有生产，就不能发展交换。没有生产的发展，谈什么市场失败。所以，西方结构主义者主要着眼于贫困恶性循环、大推进等理论。而中国著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他主张农业国搞工业化。农业国比较丰富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是农民。农业国比较擅长的事情是什么？是农业。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那么，按照新结构经济学，1949-1976时期的中国应该以发展农业为先导的。这种与梁漱溟殊途同归的观点当然是荒谬的，也是与张培刚教授的理论相违背的。
武汉大学是发展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在介绍、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作为本硕博毕业于武大的学子，学习和阅读过的武汉大学学者编写的教材和撰写的著作中，似乎没有说西方结构主义者主张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西方1950-197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没有那么高的想象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是杂糅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后来出来的话语。其实，它可能暗指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席所主张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如果这样，那么，新结构主义所否定的结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1949-1976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抹杀它的成就，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说成是荒谬的，不可持续的。——这很有点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传统哩！很得到美国极右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真传哩！马克思主义当然重视结构，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标榜自己是结构主义者。
第五，不能说“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不是在于它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而是在于对市场失败缺乏正确的认识。类似以上，government failure也不能翻译成政府失灵，而应该翻译成政府失败。西方学者都知道，西方国家的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政府失灵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府失败。而资产阶级政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因此，在西方，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几乎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失败了，资本主义失败了，资产阶级政府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也会失败，无产阶级政府也会失败。即使失败，失败的理由也不同。而新自由主义预测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府必然失败，即使取得成功，也是失败，隐藏着失败的种子。这种观点本来应该是用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身上的。中国人的经济学不应该陷入到西方政府失败论的话语逻辑之中。
第六，新结构经济学所认为的“一个经济体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经济取得稳定、快速、包容发展的最佳途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能要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视野狭窄的经济学理论，却得出了这样一个普世的命题。这是巨大的矛盾。新结构经济学的作者们过于自负了。这种自负是致命的。它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却说自己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似乎适用于所有国家。请问，英国和美国是否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来发展的？如果是，那怎么解释英国的一度的日不落帝国？如何解释英国的衰落？如何解释美国那么看重自己的世界霸权？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国又如何面对这种遏制？等等。如果不是，那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的？面对美国的遏制，中国又如何按照自身的要素禀赋来发展经济？对中国而言，哪些产业是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是否要去掉那些比较劣势的产业，从而成为残缺不全的工业体系？如果这样，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缺乏必要的工业品，怎么打仗？赔上人民本来可以不赔的性命吗？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完全是一种纯经济学的臆想了！
所谓按要素禀赋结构特性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是最佳路径的说法不仅在历史上完全拒绝苏联和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而且在哲学上拒绝辩证法，也排斥了十八大之后的党中央提出的补短板战略。辩证法认为，优势劣势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短板是可以补上来的。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战略最多是蜗牛爬行式的发展战略，最多是缺乏战略眼光的发展战略，也是不问收入分配的战略。它无助于中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我曾指出，比较优势战略最多只能适用兄弟般的国家。李嘉图就是这样用的。而英国的一个勋爵指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按照这位勋爵的说法，李嘉图的想法也是不可靠的。
第七，作为一种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或许是不错的，但作为一个理论，特别是作为一个意欲让中国人信奉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视野就太狭隘了。林毅夫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必要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优于张维迎的市场论的，但这不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优越，而是因为张维迎的市场论太糟糕。仅仅有产业政策是不够的，其对产业政策的支持还属于纯粹的从而也是狭隘的发展观点，与唯生产力论曲径通幽。按照《书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有限，只能针对所要发展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也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才能发挥‘有为政府’所应该有的作用。”这是什么意思？这几乎就是亚当·斯密的守夜人的观点，只不过要政府比守夜人多干些事情而已。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还需要存在国有企业吗？在我看来，国有企业相当于人民和政府在经济中的派出机构、代理机构。如果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则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比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要大得多。如果新结构经济学不改变它的这个核心主张，就不可能适用于中国。它基本上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变型，所以，不可能是如它所宣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所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只是它拿来掩盖自己实质的一个幌子而已。
第八，新结构经济学还是过分迷信市场，滥用有效市场概念。《书评》说，“企业会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有效市场只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一个学术假说。新结构经济学把这个假说看作了一种可能实现的前景。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经济有一个周期。而在一个周期中，市场有时看起来运转良好，但接下来必然发生危机乃至崩溃。到底是运转良好是前景还是崩溃是前景呢？美国在衰败，而且是大势所趋，而且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总趋势。美国也有强大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阻止了美国衰败大大趋势了吗？没有！如此，怎么可能把 “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作为一个美好的前景呢？这不是过分迷信市场又是什么呢？
三、结论和结语
综合以上，虽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可能“已得到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王勇副教授对它的思辨可能有《书评》所指出的那些贡献，特别是“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地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观点及政策内涵”，——本文也正是间接地基于王勇副教授的著作而写，但本文认为，如果“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看待新结构经济学”，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新结构经济学虽然有些新意，但如果以上八大方面不加以改进，它就不能代表中国人所达到的经济学水平。实际上，它距离成为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科学还较远。
写作本文，并不是针对某些个人，因为本文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存在得太普遍了。如果连中国最著名的学者都犯一些最基本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指望中国经济学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就可能数典忘祖，离经叛道，在经济学领域贻误中央提出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机！
写作此文，还让我产生许多感受。目前，国内至少在某些单位，对博士研究生毕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我想，如果我们一些应该已经比较成熟的学者在理论上还存在种种基本性问题，那么，对博士毕业生要求太高是否现实呢？读博士只是一个阶段。只有极少数博士生能够在博士阶段拿出真正推进科学进步的成果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据说，有一个规律，只有年龄足够大，才有可能拿出真正像样的成果来。我想，这个规律大致是可靠的。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能够在30岁左右写出《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理论文章，只有像列宁、毛主席那样的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历，才能在24岁写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在32岁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理论文章。而他们也都是文章越写越好。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普遍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学习的内容被八股式考试局限了，也根本没有机会实践。怎么可能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拿出很好的成果来呢？
我们可以说，创新是少数人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博士生培养是工厂式生产，而且在经济学领域，以西方范式，特别是计量范式为主流范式。怎么指望他们都写出高级的成果来呢？学术成果靠外力逼是逼不出来的，只能逼迫他们投机取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因循。因此，我建议我们国家对博士生培养的形式主义要求减少一些。我认为，中国的学术水平很快就能全面处于世界第一。即使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要求，也必定有人会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从而攀桂步蟾宫、鲤鱼跃龙门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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