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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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
2024-11-02
【摘要】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新质生产力理论这一“思想”与高质量发展这个“现实”的双向奔赴，是因为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或现实问题之所在。新质生产力不是任意的新的生产力，而是能够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的当前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正如使用价值与价值不是一回事一样。虽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带来使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新创造的价值的增长，但它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要“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此，他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要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可见，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此后，在2024年1月31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他还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因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是新质生产力理论这一“思想”与高质量发展这个“现实”的双向奔赴，这也是因为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或现实问题之所在。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奋斗，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并处于优势垄断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则致力于发展金融服务业，致力于通过金融手段和各种霸权手段攫取利益，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虽然也有进步，但进步幅度较缓，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从而大大缩小。当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正当其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际话语权也随之增强，这对西方国家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形成了威胁，西方国家开始以各种方式打压中国的发展。在西方国家还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些领域，他们通过限制关键装备、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等手段，凭借技术优势对我们进行“卡脖子”。西方国家在其领先领域的先进生产力，对中国来说也是新质生产力，需要我们进行技术方面的革命性突破，以打破西方国家的技术限制和垄断。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尽管让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先进的技术，但也为中国进行技术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出了国内市场，使得中国新质生产力企业可以先通过国内市场发展起来，再找机会参与国际竞争。《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中国新质生产力商品如果能够做到价格低廉，同样可以摧毁西方国家的封锁。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迈过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正在推进共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只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凭借新质生产力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做到。
有人把“资本增殖的推动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资本的目的是价值增殖，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更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例如，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某企业集团一直致力于组装电脑、“赚快钱”，而不去研发芯片和开发操作系统，其解释是先把钱赚到手再投入开发，但在其赚取了足够的利润之后，该企业也没有去开发新质生产力，而是通过收购白酒企业等方式，力求通过投机赚更多的钱。相反地，以华为为代表的一些公司开发手机操作系统、设计芯片，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对抗美国霸权的威逼利诱，其目的决不是或决不只是出于资本增殖。因此，在全民族和全国范围内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才有可能提出，而且也有能力提出。毕竟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居于主导地位的、处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有经济，在私有经济和非国有的公有经济中也有广大党员能够发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深化和重大发展。不过，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涉及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差别。因此，如果我们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这就需要先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的价值规律相关论述，并找出所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并使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配合。
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规律
有学者在探讨数字新质生产力时指出：“传统生产力是要素生产力，强调单一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而数字新质生产力则强调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功能，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维持适当比例，提高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质量，从而提高效率，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因此质量要高于传统生产力。”但是，即便是传统生产力也要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维持适当比例，并不只是强调单一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挖苦罗雪尔教授对资本家的谄媚时曾经指出：“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所表现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体现。“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正是要把劳动者置于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之下，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这里的同一劳动不是同一的具体有用劳动，而是同一的抽象劳动，否则当生产力发生变化时，具体有用劳动也会发生变化而不再同一。一个手摇纺车的工人与一个使用自动纺纱机的工人，只要他们劳动的辛苦程度相同，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里付出的体力和智力上的消耗相同，他们的抽象劳动在同一时间里提供的个别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只不过由于生产力的差异，他们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不同，从而单位使用价值量上分摊的价值量也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质同量的使用价值有相同的市场价值，前提是，这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市场。如果一个是十年前手摇纺车为主体生产模式的市场，一个是十年后自动纺纱机为主体生产模式的市场，那么这两个不同年代的市场上的纺纱工人的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就总是相同的。只有在手摇纺车和自动纺纱机同时出现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市场时情况才会不同。“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而随着生产力较高的生产模式淘汰生产力较低的生产模式，较高的生产模式相比较低的生产模式能够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了。因此，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必然要趁早。
但是，趁早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可能遇到问题。有人提出：“企业和人才想要通过科技创新获得广阔市场空间及价值回报，必须进行大量前期投入，这是激发企业和人才发挥创新主体能动性的物质动因。”这一方面说明缺乏投资实力的小微企业不足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些全力扶持和发展小微企业的举措不利于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倾斜；另一方面，这里也忽视了大量前期投入有可能使“先驱”成为“先烈”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这也是今天西方国家许多高科技企业都被金融资本掌控的原因，同时也是企业界喜欢跟风而不是首创的原因。
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对首创者给予一定的保护，但又不能保护过度。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同样地，如果没有跟风者，只凭首创者一点点地发展和积累起来，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模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也限制了新质生产力通过普及应用来带动经济更大发展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然而，资本自由流动的后果是消除各资本在个别利润率上的差别，形成统一的平均利润率。这会造成新质生产力的利润率与其他生产力的利润率相同，而难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向新质生产力流动。而且，过于顺畅的资本流动在没有计划好的前提下有可能造成资源流入过剩，进而导致经济波动，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严重亏损。当然，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经历的阵痛。
马克思指出：“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这种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的表现就是代表较大的价值。从而，如果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导在国内高速发展以至于过于内卷，从而经济效益一般的话，那么只要在国际上能够做到有限竞争，就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我们拒绝一些学者提出的要求中国沉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中国国内强度较大的劳动在国际上只表现为强度较小的劳动，不希望别国凭借生产力发达的优势以不平等交换来攫取中国国民创造的剩余价值。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是一个有序流转创造价值的过程。”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只认为生产环节才创造价值，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会改变这一点。不过，新质生产力在流通环节的运用可以提高流通效率，甚至打通流通领域的堵点卡点，减少流通领域的非生产费用，使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消费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就把虽然是新的生产力但会破坏环境的生产力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因此，美国孟山都公司的那种必须匹配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除草剂使用的转基因技术就必须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严格限制使用。一般而言，绿色生产力产出的商品的质量较高，价值也较大，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消费得起的。如果一国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者低廉的工资，绿色生产力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只能少量发展，其绿色产品也是以出口为主，供给国内外极少数富人消费。因此，中国要发展绿色的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坚定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样才有可能以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出来的绿色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使绿色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作为基础。
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这就意味着劳动者身上要有较高的教育培训费用，而这也会增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要求有更高的工资来补偿这些费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这其实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教育费用能够从成才后的劳动报酬中得到充分的补偿，以刺激人才数量的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绝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那种只负责使用人而不负责培养人的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不是压迫人或强迫人去从事生产，而是激发劳动者的活力，这就要求像美国硅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那样缩短工作日，给劳动者自由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以进行创新的空间。只有这样而且只要这样，中国就不仅能够激发本国人才的创新活力，而且能够吸引国际人才为我所用，投身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事业中来。
虽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带来使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新创造的价值的增长，但是，由于“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从而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能够再利用更多的旧价值，从而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值，还能“同时形成新的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这样就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因此，从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的现实背景以及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取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图出发，新质生产力也不是任意的新的生产力，而是能够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那些工业部门中的当前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那些能够帮助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新的或当前最先进的生产力。在列宁指明早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只有垄断才能取得高效益，同时也只有打破他国的垄断，才能使中国摆脱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处境，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效益。垄断与反垄断的主要意义都在于使本国的劳动在国际上能够被算作强度较大或者不被算作强度较小的劳动。
当然，我们所说的垄断只是有限垄断，不是为了以“卡脖子”方式压迫别国，更不是为了压榨本国居民，而是为了实现共赢。为此，中国只需要新质生产力行业的垄断的利润率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利润率水平或稍高一些就好。这样既能够排斥追求更高利润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进入，又能维护一定程度的竞争，避免垄断可能导致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向”。
要获得经济高质量发展，仅仅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不够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因此，如果只关注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哪怕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其经济效益的大部分也可能被境外金融垄断机构所攫取。因此，国内金融体制必须深化改革，做大做强自身实力，强化金融安全能力，以便对抗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压制，在西方国家政府出面干预时，中方也要由政府出面对峙，以维护中国的金融利益。
不过，即便国内金融发展起来，不使这些利润外流，但金融系统拿去大部分利润，也是会妨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美国一些著名高校培养出来的数学和物理人才没有进入研发先进生产力的领域，而是到利润丰厚的金融系统去赚取更高的薪酬，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教训。为此，中国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扶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制度的改革中，要使人才的市场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显然，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产业链的扩张，从而使经济发展失衡的环节和可能性也增加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由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各个环节存在不同的个别利润率，尤其是在制造业这个环节，因为投在原材料、厂房和机器设备上的不变资本较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从而个别利润率偏低。于是，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为了追求较高的利润率并削弱制造业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将这个环节外包出去，甚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垄断其他环节，尤其是技术开发和销售环节，从而形成利润率在产业链两头高而中间低的“微笑曲线”。然而，随着制造业流失、产业空心化，虽然这些国家企业的利润率高启，人均GDP等指标较高，但其经济实力反而是相对下降的，对制造业国家的依赖度很高。这也是美国现在急着要让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必须汲取的教训。
因此，在布局新质生产力产业链时，除了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外，还要平衡产业链各环节的利润率水平，避免因放弃利润率较低环节导致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下降而受制于人。当然，这并不是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要全部掌握在中国手里，而是说，要能保证这些环节不会被外来因素完全阻断。在这个前提下，中国还是要与国外企业开展贸易，互相加入彼此的产业链中，加强国际经贸联系，争取更大的市场。
马克思指出：“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因此，要布局好新质生产力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就“必须弄清楚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以及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总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也就是说，要以我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马克思指出：“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因此，“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既然不仅从事科技创新研发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本，而且应用开发出来的新质生产力也需要较多的资本去购买相应的设备，那么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列宁也早就指出：“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现在，一些地区盲目追求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导致单体经济规模下降，是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开发和应用，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理论智库基础项目“新质生产力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ZKJC24010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研究”（23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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