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

 

2025年春天，中国高科技大放光彩。

 

春节期间，机器人扭秧歌上春晚、DeepSeek席卷全球；2月20日，中国深地塔科1井完钻10910米，创下全球陆上钻井突破万米“最快”、亚洲陆上取岩芯“最深”等多项工程纪录；2月27日，中国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四维高景一号03、04卫星星发射升空入轨， 具有超高分辨率、高敏捷控制、高定位精度等特点，综合性能达商业卫星国际先进水平；3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家成功构建105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处理量子随机线路采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国际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千万亿倍，再次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世界纪录……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在赶超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顶尖高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高科技的辉煌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拓创新，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就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既是科技事业决策的参与者，又是组织实施的领导人，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3月5日，是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27周年。我们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推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作贡献。

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领路人。

 

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极端重要性。

 

毛主席指出：“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

 

早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虽然毛主席的主要精力是指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依然决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组织人员研究科学技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举措。同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启航。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世界科学技术巨大而迅速进步的形势，阐述了加快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讲了话，要求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提出了关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的问题。

 

毛主席非常重视科技规划的制定。1956年1月 25 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1956年1月31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国务院成立了由中科院和各部委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科学规划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由陈毅副总理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中科院新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任秘书长。1956年3月，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召集各门类科技专家和所有学部委员，讨论制定规划。专家规模最多时候达到六七百名。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参加了工作，如钱三强、华罗庚、李四光、赵忠尧、赵九章、葛庭燧、殷宏章、吴文俊、钱学森、罗沛霖、侯祥麟、钱伟长、邓稼先、马大猷、王大珩、陈芳允等，他们当时年富力强，科技水平高，大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这对我们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新动向，制定好规划，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对这个规划的总方针和要求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在规划制定中遇到一些问题，周恩来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科学的智慧及时化解。如，怎样确定制定规划的原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按任务进行规划，二是按照学科进行规划。最后确定把两者结合，把“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主要的原则，任务带不动的就以学科规划来补充。这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所谓“任务”，就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出的科技任务。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认为，这弱化了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争论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指示：增加一项按照学科规划的“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解决重大学科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后，秘书长张劲夫带着600多万字的资料向周恩来汇报。他看后提出：印出来的本子这么厚一摞，国务院怎么抓，你们要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张劲夫感到据周总理讲得很对。他马上组织专门小组研究。经过分析、综合、归纳，科学家们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6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前两项属于军工尖端技术，国家已有特别安排。后边的四个领域，国际上发展很快，在我国还是空白，但它们又是直接服务于“两弹”的前沿尖端技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把它们搞上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项紧急措施方案》。后来，这个“方案”的实施对推动尖端科技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不懈努力，到1956年8月下旬，《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连同4个附件，即《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共600余万字的编制任务顺利完成。

 

规划确定，我国发展科学必须执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要求，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把各个科学部门的力量汇合在统一的目标下；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国外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必须及时地积极地积累自己的科学储备，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建设中不断出现的科学技术问题。

 

规划在内容上，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研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规定，是一个集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为一体的规划。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规划”，予以实施。

 

1962年，国家科委对“12年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结果有50项任务基本达到原定的目标。其他任务有的并不是12年内所能完成的，但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12年科技规划”的目标提前5年基本完成了。从1958年起，中国科技领域就有一批重大科研成果问世，并为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以及一系列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后来“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6年制定实施的“2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实践表明，这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成功管理实践。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坚实基础，推动了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科技体制的形成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弹一星的总指挥

 

原子弹、导弹和卫星是尖端科学技术，是大国重器。周恩来总理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为推动新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决策、领导和组织实施的核心作用。

 

新中国之初，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兵入侵朝鲜，打到鸭绿江边，派飞机轰炸我边境地区，派军舰入侵台湾，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英勇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新中国赢得了世界尊重，经济建设得到苏联的很大援助。美帝对我国加大了封锁，并以核武器威胁，不让我们发展。

 

 

1955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启动了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我国原子能发展的初期，也曾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赫鲁晓夫上台后搞大国沙文主义，要以经济技术援助，控制我国主权，遭到我国拒绝。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援助协定，撤走专家，带走图纸，还以核武器威胁我国，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建设新中国，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尖端科技事业。

 

1962年秋，为加强原子能和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有关部部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十五人组成。这些组成人员中，有共和国的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政府部长。如此强有力的领导阵容，显示了专委会极大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自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74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专委会会议达六十次之多。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达五百次之多。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钱学森等同志说：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周总理是“两弹一星”的总指挥。他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运筹、组织、管理，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为国家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丰硕成果。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高度的综合性是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重要特点，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调，才能实现目标。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有七个副总理和政府有关部的部长，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空前庞大的协作体系。周恩来组织协调，举全国之力攻克难关。这个时期，有全国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通力协作、顽强拼搏、刻苦钻研、协同攻关，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核心技术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科技成果。如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力支持，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立刻行动，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力出力。为了发射中心的创建，当年居住在场区的350多户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义无反顾地让出了世代生息的草地，北迁140公里另建家园。1970年发射东方红卫星时，万民齐上阵，仅守护通信线路一项任务，全国就出动了60万民兵，每根电线杆下面站一名民兵……都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发扬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周恩来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两弹一星研制中。他在中央专委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统一领导，大力协同，一竿子到底，搞好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他带头发扬民主，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汲取集体智慧作决策。在专委会会议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有道理的反对意见，他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再讨论决定。

 

有一次在专委会，周恩来听七机部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恩来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他另派专办副主任赵尔陆带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远等许多专家学者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修改了实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把新导弹试验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1966年。七机部重新向专委会汇报，得到批准。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既提前了时间，又降低了成本。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会同志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周恩来在总结东风三号导弹试验成功经验时说，“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时有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200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70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

 

坚持十六字方针，保证研制成功。周恩来对参加研制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他身体力行，每次听取核试验汇报，总是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把各种不利因素考虑到。如，原子弹挂到飞机后，气象变化了怎么办？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意外脱钩，应采取什么可靠保险措施？等等。得不到满意回答就休会、再研究，等拿出可行的办法再开会审议。他多次严肃地重申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核武器试验关系重大，决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周恩来在听取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同志汇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对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以及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大大小小的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随后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直到把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全都解决后，周恩来报经毛主席批准，才将卫星发射的时间最后定下来。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又亲切地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的严细作风。此后，每一次重大科研试验中，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的尖端科学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组织指挥下，科学家努力攻关，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两弹一星研制进展快、效率高。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核弹头与导弹结合飞行试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４年零７个月，苏联用了４年。当时法国已花了４年多的时间研制氢弹，但未成功。而中国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仅用了2年零８个月，无论在速度还是技术水平上都超过了苏美等核大国，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一次又一次震惊世界的突破，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创举和中华民族的伟力。

 

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科研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极大增强了新中国捍卫独立和反击外来侵略的能力，打破了核霸权主义者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促进了我国机械、电子、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和相关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

 

建立人民的科技队伍

 

科技发展的关键是有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队伍。科技人员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载体，又是科技实践活动的主体。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科技人才。

 

1939年12月，中共发出由毛主席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陕甘宁边区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给予了优待和照顾。如，1941年1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1/3；伙食则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同志说，“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抢知识分子”，最终“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汇集了化工、机械、地质、医药、农林等方面科技人才。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就对科技工作者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科技工作者参加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党的队伍，成为党和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建立人民的科技队伍。新中国成立仅仅两个月，“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即成立。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号召留学国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是当时的重要决策之一。

 

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朱光亚、郭永怀、师昌绪等一大批伟大的科学家，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破除一切艰难险阻，陆续回到祖国，在各领域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1948年2月，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许淑彬一同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同年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4月初，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这时，李四光获悉，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他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60多岁的李四光全力投入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创立的地质力学，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崛起，为石油工业发展和地震预防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火箭专家。1939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1947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曾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1949年秋，钱学森获悉新中国成立，决定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1950年9月7日，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了钱学森。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采取一切措施让钱学森回来。经过周恩来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不惜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1955年8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下达了放逐令，在美国整整滞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

 

 

1955年10月29日，钱学森到北京第二天，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来到中南海。周恩来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充满激情地说：“学森同志，欢迎你归来，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你了！”后来，周恩来陪同钱学森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紧握住钱学森的双手说，“盼了你好久啰！……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回国后，钱学森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为国防科技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还有华罗庚、朱光亚从美国经香港回国，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姜圣阶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张沛霖从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回国，杨承宗从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回国，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也从大洋彼岸回国……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

 

1955年底，当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的时候，各类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对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中。但党内一度也存在着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为改变这一状况，周恩来向毛主席建议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大会。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956年1月14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所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特别加重语气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出席了1月20日的闭幕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好”。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幽默地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并强调说：“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为解决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加速培养专业人才。根据钱三强等人建议，周总理决定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大学的朱光亚、复旦大学的卢鹤坺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教学用的仪器由近代物理所帮助解决。教学和科学用房由科学院负责修建。紧接着，清华大学办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200人。1958年聂荣臻提议，经周恩来批准，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6年时间里开办了4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业的训练班，培训近800位学员，他们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原学习汽车、电机、管理等专业的287名高年级大学生转成清华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调配学生。截止到1966年，高校计算机专业入学学生超过6000人。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加速建立科研机构。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这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全国科研机构从1956年的381个增至1962年的1296个，人员由1.8万余人增至6.8万余人，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科研队伍。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让科技为人民群众造福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发展科技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毛主席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造福。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时，毛主席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与科学家交谈用科技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问题。1964年2月6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谈话两小时，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从战略的高度，探讨用核技术、地理、天文、气象等科学技术，为提高国防水平，开发石油资源，促进农业发展等问题。激励他们勇攀科技高峰，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周恩来高度重视把尖端科技成果用于经济建设，为人民服务，防止科技发展中出现危害老百姓的副作用。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周总理亲自找气象专家研究试验期间的气象问题，做好核试验后的污染对人民健康安全影响的工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敦煌、兰州一带受到放射性污染情况如何？对老百姓影响怎么样？他指示先给驻敦煌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在最前线，根据他们受到核辐射的剂量程度再决定下一步措施。经过对战士们抽血化验，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周总理才放心了。

 

在核武器试验成功后，周总理从更高的角度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要求：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1970年２月８日，周总理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靠发展核电解决用电问题。据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由此拉开了我国核电站建设（即秦山核电厂建设工程）的序幕。此后，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如何向更高的目标前进的问题。发展核电站、利用原子能为大众造福，成为专委会要抓的中心工作。他深刻阐明了建设核电站的方针原则：第一是安全，不出事故；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第三是经济，一切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要求有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论证，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他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1971年以后，晚年的周恩来总理着重关心卫星、核潜艇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1973年，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在６月19日、20日的会议上，针对国防工业发展中对水文地质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他严肃地提出：建国已经24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多少项目，都得从头做起；搞个试验、搞个基地，都不知哪里有水没有水。就这么大个地方，搞了20年还搞不清，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

 

周总理还到长江、黄河、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新安江水库等现场向张含英、钱正英、须恺、冯寅、张光斗、汪胡桢、林一山、李镇南、魏廷琤、文伏波、王化云、赵明甫等水利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与施工进展情况，帮助解决水利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常常把他们请到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讨治水大计。这对新中国取得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水利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面对美苏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封锁、威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老一辈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创造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仅取得了两弹一星、第一艘核潜艇等国防科技的显著成就，还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籼型杂交水稻等方面获得成功，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196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经过改造的宝成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曾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鼠疫等疾病，均得到有效防治。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些辉煌成就，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丰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5]《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6]《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7]《周恩来——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8]《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

[9]《不尽的思念》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0]《人民的好总理》上、中、下卷，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1977年）

[11]《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12]《周恩来故事》石仲泉、陈登才主编，红旗出版社（2011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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