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业生产相对落后，粮棉种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粮棉争地”问题使得国内棉花长期供给不足。化纤工业的技术落后和外部封锁，又使得中国无法通过化纤完成纺织工业的原料替代。为此，国家不断调整政策，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灵活利用外部环境变化，适时引进先进设备，成功突破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为后续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国纺织工业从依赖传统农业到与重工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本文作者：赵冲（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纺织工业未能解决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广大劳动人民“衣衫褴褛”甚至“衣不蔽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各方面供应比较紧张，人均棉布消费量也比较低，与人民群众正常需求存在很大差距。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是中共全国执政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而原料短缺严重制约了新中国纺织工业产能扩张，进而造成市场产品短缺，纺织工业长期处于“生产赶不上需要，原料赶不上生产”的状态。从农业方面来说，受传统农业中“粮棉争地”问题影响，国内棉花长期供给不足；从工业方面来说，由于技术落后、基础薄弱和外部封锁，中国无法通过建立大规模的化纤工业完成纺织原料的工业替代。突破农业和工业对纺织工业原料供给的双重制约，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是新中国工业化肩负的历史使命。到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其中化纤工业和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纺织工业突破了持续30余年的原料困境。
1949年至1985年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轻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纺织工业部门编纂的行业志书和人物传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相关专题研究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纺织工业建设的成就、经济结构关系和社会变革等提供了帮助。然而，有关纺织工业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纺织工业原料供给所体现的工农关系，更是鲜有研究。本文尝试从纺织工业原料困境角度，梳理棉花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背景，考察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的主要动因，审视中国通过工业化解决群众穿衣问题的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棉争地”问题
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不仅人均耕地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而且工业基础薄弱、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在这种条件下，要同时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和穿衣问题，就不得不协调粮食和棉花种植对耕地资源占用的结构性矛盾——“粮棉争地”问题，使农业种植结构既能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解决吃饭问题，支撑工业化发展，又能保证充足的棉花供应，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解决穿衣问题。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大，在耕地和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明显增长。在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条件下，国家需要根据国计民生的状况来调控粮棉种植比例。
1949年至1952年，为了鼓励农民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平衡粮田棉田的公粮负担比例，中财委多次调整棉粮比价，并将其标准定得高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比价。较高的棉粮比价刺激了棉花的大规模种植和增产，1952年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但随着1953年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到来，为了鼓励粮食增产，“一五”以后国家不再大幅提高棉粮比价，仅在不影响粮食种植面积的范围内略作调整。一直到80年代初，棉花种植面积基本上被控制在8000万亩左右，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未突破1952年的3.9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技术投入不足而无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话，棉花总产量不会有明显提升。
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重粮轻棉的政策倾向更加明显。1959年至1961年，粮食和棉花大面积减产，分别从1958年的2亿吨、196.9万吨下降至1960年的1.435亿吨、106.3万吨，出现严重的供应紧张局面。为保证粮食供应，1960年至1962年，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提高粮棉比价、保证粮食生产和供给，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1962年有所恢复，分别达到了2.1亿亩和1.6亿吨。而这一时期的棉花种植面积受到严重挤占，从1958年的8334万亩下降至1962年的5246万亩，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比重从3.7%下降至2.5%，为1952年至1978年间的最低值。
因“粮棉争地”影响，棉花种植面积难以扩大，而有限的技术条件又使棉花单产无法突破，这些因素直接限制了棉花产量的增长，导致纺织工业尤其是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产能扩张也受到制约。加上人口增长的影响，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严峻。
二、加强棉花生产和收购保障原料供给的尝试
纺织工业原料困境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中共在全国执政之初就要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通过价格、技术和统购等措施保障棉花供应，努力缓解原料的供给不足。
1949年中国棉花产量44.4万吨，仅为1936年历史最高产量的52.4%。加上战争影响，美蒋封锁沿海口岸，内地交通阻滞，原料供给遭遇严重困难。1949年8月下旬，53家上海私营棉纺织厂中的32家存棉维持不了20天，原料缺乏导致棉花价格大幅度上涨，再次出现“花贵纱贱”现象。这一年中国拥有棉纺锭499.6万锭，棉纺锭和棉布织机的设备利用率仅为61.16%、61.86%。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封锁禁运力度，中国棉花的外部供给也受到重大冲击，1951年棉花进口量由1950年的13.39万吨下降至6.13万吨，原料供应更加困难。为此，除价格刺激政策外，国家还通过技术推广和统一收购来保障棉花供应。
技术推广是推动棉花产量增长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棉花良种科研繁育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1949年各大行政区先后成立棉花育种科研机构，各产棉省、市、自治区陆续建起50多处棉花试验场（站）和以棉花为主的农业试验场（站），农业部还从价格上保证良种籽棉的集中收购。以技术推广和科研体系为基础，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棉花良种换种工作。
统一商业收购，是国家掌握棉花资源的重要措施。从1950年3月起，新成立的中国花纱布公司负责全国棉花采购和进口工作，中央商业部则负责棉花的统筹分配。同时，国家还制定棉花收购配套政策。1951年3月棉花预购在全国展开，6月政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强棉花收购和储备工作。1952年，中财委要求各地合作社和棉农签订预购合同，争取棉花预购数量达到全国计划产棉量的40%。
通过努力，1952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从1949年的4155万亩增加到8364万亩，良种覆盖率由10.7%提高到50%，亩产由11公斤提高到15.5公斤，总产量增加到130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收购率由1950年的60.44%提高到1952年的76.71%。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推动了产能的扩张和产品的市场供给。
这一时期，国家还大力建设纺织工业，新建和扩建了13个棉纺织厂，总规模为45万多锭棉纺锭、9300多台织机。1952年，棉纺锭和棉织机的设备利用率达到89.15%和89.37%，棉纱产量361.8万件，棉布产量38.3亿米，也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国布匹消费总量达到32.4亿米，全国和农村人均消费量分别达到5.71米和4.6米，是1949年的2.45倍和2.75倍，城镇人均消费量更是达到了13.4米。中国人民“穿衣难”问题有所缓解。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市场上纺织品的供求矛盾日趋紧张，纺织工业的产能需要进一步扩充。“一五”时期，国家开始重点建设纺织工业，下达了15.98亿元的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6.4%和轻工业投资的42.6%，新建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和西安五大棉纺织基地和68个棉纺织厂，纺织工业的产能即棉纺锭数量由1952年的561万锭增长至1957年的755.6万锭。
产能的增加必然要求棉花的供应量也有相应的增加。于是，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五”时期国家广泛开展棉花良种推广工作。结合棉种的试验和推广效果，依托基本形成的全国性技术推广网络，又开始了新一轮棉花良种换种工作。
但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规律不同，在种植面积基本不增加和有限的技术条件下，棉花生产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和纺织工业的同步增长。“一五”时期的棉花生产不能满足纺织工业产能逐步扩大的需求，纺织工业的原料供给总体上处于紧张状态。其间，棉花生产出现“两歉两丰一平”，1953年、1954年、1956年未完成生产计划，棉花收购出现波动，直接影响了纺织工业的生产计划。1955年棉纺锭和棉织机的设备利用率下降至78.03%和74.54%，1957年的棉布和棉纱不仅未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其产量也仅为1956年的89%和85%。
这一时期棉花收购出现波动，既有棉花预购激励措施减弱的因素，也有私商抢购和农民自留土纺用棉过多的原因。棉花的供不应求，必然导致市场价格的不稳定，加上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的活跃，农村自用棉需求量也在扩大，这都直接影响了国家收购任务和纺织工业发展计划的实现。为此，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棉花资源的控制力度。继1953年对粮食、油料进行统购后，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要求棉农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将所产棉花，除缴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部分外，全部卖给国家；11月，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要求各地控制土布自由买卖，缩小土布的生产和交易范围；1957年8月，国务院要求棉花等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适当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棉花留用量，禁止棉花、土纱、土布进入自由市场。诸多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农村棉花市场和土布交易，减少了农村土纺土织对棉花资源的消耗，1957年棉花收购率上升至84.34%，1958年接近90%。
“一五”时期的纺织品市场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穿衣需求，国家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需求和稳定市场，于是就产生了实行计划供应的票证制度。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城市职工，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则增加了农民收入，这些因素都提高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穿衣需求，纺织品市场供不应求的趋势更加明显，市场物价波动和投机商囤积居奇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1953年棉布的市场销售量增加了47.8%，但其产量仅增加了27%。为了取缔市场投机和稳定物价，保证棉布能够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统销。但是，棉布计划分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群众穿衣需求。例如，1957年纺织工业只能供应民用布1.27亿匹，比计划供应数减少3000万匹左右，约有2900万匹布票无法兑换，甚至需要削减第二年夏衣供应来保证当年冬衣供应。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穿衣用布问题更加严重。据调查，河北省经济作物区和张北地区布匹分配明显不足；陕北老区的分配标准不能满足农民衣被更换需求；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乡975户中，有134户棉被短缺、186户冬衣短缺；陕西省合阳县、商县只是解决了基本穿衣问题，尚不能满足棉质衣被添置需求。
“二五”时期，为了早日解决群众穿衣问题，纺织工业开始全面“跃进”，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1958年的棉花丰产进一步助长了盲目情绪，这一时期纺织工业的建设规模高达502万锭棉纺锭、10万台织机，各地区还出现了土纺土织浪潮，对棉花的需求暴增。同时，全国高速度、高增长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导致非农人口剧增，对商品粮的需求也显著增加，加剧了“粮棉争地”矛盾。为了保证粮食生产，1960年、1961年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鼓励粮食种植，棉花种植面积再次受到挤占。1959年至1961年，因粮食供应紧张，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被砍掉2/3，多数农业技术推广站失去了作用，50年代推广的棉花良种出现混杂退化、产量和品质下降的现象。这些因素使棉花产量大幅下滑，1961年、1962年的棉花产量均低于1951年的103万吨。
棉花产量锐减，加上1959年基本用光了库存和周转棉，纺织工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棉纺锭和织机的产能利用率逐年下降，从1959年的95.37%、94.81%下降到1962年的50.40%、45.95%。为了避免棉花资源的浪费和保证国家对棉花的收购，1960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立即停止棉花的土纺土织的指示》，停止了各地区的土纺土织。在土纺土织和棉花自由交易被限制后，工业纺织品供给又出现短缺，人民群众的衣被消费受到影响。1961年全国人均布匹消费量仅为2.87米，其中城镇5米、农村2.3米，仅为1959年的29%、37%和26%，全国和农村到1965年、城镇到1967年才恢复至1952年水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再次出现困难。
从1958年到1985年棉花统购政策结束，中国棉花收购率一直稳定在90%左右。虽然稳定的棉花收购率可以保证农业对纺织工业原料最大限度的供应，但与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和人口数量相比，棉花产量仍显不足。为此，中国从1960年起大量进口棉花，1965年棉花进口量从1959年的4.46万吨增加到了19.94万吨。不过，在需用巨额外汇购买机械设备和重要物资支持工业建设的背景下，可用于棉花进口的外汇有限，大量进口棉花亦非长久之计。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化纤代替棉花，是突破纺织工业原料困境的有效路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化纤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主流。50年代中期，世界化纤产量达到250万吨，占纺织纤维总量的30%至35%。1962年，世界各国化纤产量平均占到纺织工业原料总数的24%以上，日本则高达40%多。从60年代开始，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纤维成为纺织工业新的原料来源。为了突破“粮棉争地”矛盾，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中国也亟需探索突破纺织工业原料困境的工业化道路。
三、发展化纤工业缓解棉花供给不足的探索
用化纤替代棉花以增加纺织工业原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新中国积极探索发展化纤工业，力图以此缓解棉花供给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时，只有产能不足5吨的丹东化纤厂和上海安乐人造丝厂。“一五”时期，纺织工业部提出积极发展化纤工业，并于1954年成立化纤工业筹备组。195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对化纤设备进行了重点考察。因工业基础及资源条件的限制，国家决定首先恢复和改造上述两个老厂，同时筹划从民主德国引进设备建设保定化纤厂。
随着“粮棉争地”矛盾日益突出，以化纤代替棉花，缓解耕地压力，已经成为共识。1959年，陈云提出：“解决穿衣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发展化学纤维……棉花的出路不大。”1960年5月，纺织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化纤工业的建议。之后，化纤工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由其统筹化纤工业的原料、产品和设备。同年7月，纺织工业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发展人造纤维工业的报告》，建议继续建设一批人造纤维厂。化纤工业在纺织工业中的投资比重逐步上升，“一五”时期为0.8%，“二五”时期增加至13.2%，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高到33.9%。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人造纤维工业的扩张时期。1961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套人造纤维设备在上海安达化纤厂安装试用，此外还新建了南京、新乡、杭州、吉林等化纤厂，扩建丹东化纤厂和保定化纤厂。到1965年，中国人造纤维的生产初具规模，但产量不仅不能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大部分生产工艺、设备还不够先进，能源消耗较大，污染环境，更不是世界化纤工业发展的主流。因此，中国后来不再大规模新建、扩建人造纤维工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合成纤维工业的准备时期，但其发展受到石油和石化两大重工业部门的严重制约。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自给率仅为40.6%。“一五”计划完成后，石油化工仍是空白，其本身所需有机合成化学原料等仍然依靠进口。以代表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乙烯为例，1960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的产量分别为247.2万吨、30万吨、22.8万吨、18.1万吨和7.8万吨，而中国到1962年才有5000吨产能。1955年全世界合成纤维产量为26.8万吨，日本为1.6万吨，而中国则完全不能生产。
当然，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建设也在不断探索中。1956年，中国从民主德国引进小型锦纶设备，建设北京合成纤维试验厂，同时仿制此技术将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及其实验工厂扩建为上海第九化纤厂，并自行设计建设了一批中小型锦纶厂及上海第十一化纤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根据世界合成纤维工业正在迅猛发展的趋势，纺织工业部提出，化纤发展应是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同时并举，并以合成纤维为主。由于国内油气资源和石化工业技术的限制，纺织工业部选择优先发展维尼纶和腈纶，其中维尼纶成为这一时期合成纤维的发展重点。1962年3月，化学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发展维纶合成纤维工业的请示报告》，建议建设维尼纶试验厂。1963年，中国决定从日本引进一套年产万吨的维尼纶生产设备，建设北京维尼纶厂。1965年，中国从英国引进年产8000吨腈纶的技术设备，装备兰州化纤厂，并仿制此技术建设上海化纤厂。60年代初，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还引进了涤纶短纤维试验设备，研究涤纶生产工艺。
6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化纤工业的技术引进。由于“吉田书简”的出台和佐藤荣作的上台，日本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迫使已经签订的第二套化纤技术设备引进合同失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批已经批准签订合同的项目也受到影响，化纤技术引进被迫中断。
此后，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进入仿制引进技术和自主建设时期。纺织工业部在制订“三五”“四五”计划时提出加快合成纤维工业建设，1971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继续将维尼纶作为发展合成纤维的重点。70年代初，中国仿制日本技术陆续建设了九个中小规模的维尼纶厂；以兰州、上海化纤厂的腈纶技术为基础，新建了大庆、淄博两个腈纶厂；以上海的涤纶试验设备为基础，装备了部分中小涤纶厂。在合成纤维产品需求的推动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部分省份还建设了一批“小化纤”项目。
到1972年，中国化纤产量达到13.73万吨，其中人造纤维8.7万吨、合成纤维5.03万吨，涤纶、锦纶、腈纶三大品种齐全，合成纤维生产设备也具备了一定基础，纺织品的供给结构发生改变，混纺产品占据一定比例。但是，仿制引进技术、自主建设的中小型化纤厂技术不够成熟，不仅规模小、建设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原料供应不足，还造成环境污染。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工艺流程和设计制造技术的重要性，加上缺乏图纸资料，国内技术人员未能掌握从日本引进的成套设备关键技术，几个以仿制为基础的维尼纶厂长期不能顺利投产。
中国化纤工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仍然不能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1965年至1972年，中国化纤产量共计63.88万吨，而棉花产量共计1756.2万吨，棉花仍然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1962年粮食问题有所改善后，棉花生产再次受到重视。自1962年起的十余年，每年的全国棉花会议都要求从各方面支援棉花生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要求将棉花实收面积增加到6000万亩，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和预付定金，改进棉花收购工作，降低社员的自留棉留用量，增加棉区物资奖励。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力争超额完成一九六三年度棉花收购任务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棉花生产工作的决定》，要求再一次提高棉花预购定金比例和购棉奖售标准，限制棉花、土纱、土布等自由贸易，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作用，加强植棉技术指导。
这一时期棉花技术推广体系得以重建。1961年12月，农业部提出恢复、整顿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1962年8月，农业部要求做好棉花良种的留、选和加强良种繁育场的工作；10月，农业部等四部门明确规定，优良棉种按比一般棉籽价格加价50%的原则进行收购。在一系列措施推动下，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棉花良种繁育体系逐渐恢复，1964年至1968年中国进入第三次良种更换和推广时期。
在农业措施的推动下，1965年至1971年中国棉花总产量连续七年突破200万吨。棉花的连年丰产带动了纺织工业的产能扩张，1971年中国棉纺锭超过了1300万锭，这对纺织原料的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棉花生产遭遇诸多不利因素，农业技术推广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技术推广机构被撤销，棉花良种繁育工作基本停滞，棉花品种的混杂退化现象严重。从1971年开始，全国推广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建立群众性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不过，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和批判“专家路线”，这种科研体系与原来专业的农业推广网络相比效果不佳，政策上重粮轻棉的倾向也未能完全克服。1969年之后棉花又出现减产趋势，虽然1972年棉花价格在原有标准基础上提高了5%以上，但总产量仍然下降到不足200万吨。
由于棉花产量下降，纺织工业原料供需缺口扩大，由此造成进口棉花不断增加，纺织工业产能也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中国棉花产量为215万吨，扣除农民自用棉花、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仅有155万吨，难以支撑1300万锭的设备生产能力。1972年、1974年棉纺锭的设备利用率下降到84.10%和89.50%，织机利用率下降至81.6%和82.2%。此外，由于工业和农业部门沟通不畅，棉花质量也不能满足工业需求。随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群众对衣物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棉花和棉布库存连续几年出现下降，仅1972年前10个月全国棉布库存就减少了15亿米，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十分尖锐。
因为棉花产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所以只能用工业化的方式化解“粮棉争地”矛盾和突破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为此，大规模引进合成纤维生产设备，满足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已经十分紧迫。
四、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调整农业政策突破原料困境的努力
20世纪70年代石油等基础工业的建设成就和外部环境变化，为中国大规模引进合成纤维技术设备带来了转机。中国抓住机遇，通过技术引进和有效的农业政策，解决了纺织工业原料不足和人民群众穿衣问题。
1960年之后，随着大庆等多个大型油田以及四川天然气田的勘探建设，中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为合成纤维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到1965年，中国石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实现了石油产品全部自给；1969年、1973年又分别突破2000万吨和5000万吨。天然气产量则在1969年接近20亿立方米，1973年接近60亿立方米。
石油化学工业的从无到有，为合成纤维工业打下了技术基础。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就正式提出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1957年，化学工业部提出，“二五”期间要建立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初步基础，并开始进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1963年至1966年，中国先后引进16项石油化工成套设备，在兰州建成中国第一个石油化工基地。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合成纤维工业仍面临两大技术短板：一是不具备用石油、天然气生产合成纤维原料（合成纤维单体）的技术和装备基础；二是尚未掌握生产几十万吨化纤设备的设计、建造技术。
此时的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加上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中日邦交正常化，出现了与西方国家建交的热潮，中外经贸交流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同时，以有机合成化学为代表的石油化学工业催生了新的材料革命，合成纤维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基础，而世界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产能过剩。这些都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过大力发展化纤工业来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排队买“的确良”的事情印象深刻，他和周恩来探讨了从国外引进合成纤维生产设备的可能性。1970年，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由原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任部长。三部合并后，周恩来指示：“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作出重点突破化纤工业的决策。1972年1月，国家计委上报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提出争取通过引进四套化纤和两套化肥技术设备缓解“粮棉争地”问题。国家计委还陆续上报《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等文件，对引进先进设备作出规划。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该报告计划使用43亿美元，因此被称为“四三方案”。该方案的重点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解决吃穿用工业的原料问题，而引进大规模合成纤维生产设备，则是方案的重点之一。
在这一方案中，合成纤维工业涉及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天津石油化纤总厂、四川天然气维尼纶厂四个大型化工化纤联合企业，其化工生产设备以国外引进为主，化纤设备以国内生产为主。这四个项目累计投资73亿多元，占全部26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总投资的34.14%。从1973年初开工建设到1983年11月全部建成投产，四套大型生产设备共计形成合成纤维生产能力23.6万吨，合成纤维单体生产能力25.7万吨。
1978年，中央又及时提出扩大化纤工业建设的意见。3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其中化纤工业涉及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一期工程和河南平顶山帘子布厂。此外，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和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年产30万吨乙烯工程也都有大型合成纤维及其单体项目。不过，受1979年经济调整影响，这些项目建设有所推迟。
1981年经济调整结束后，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以及五套石油化学工业设备动工建设。1985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中国的涤纶生产能力增加了三倍。江苏仪征化纤总厂一期、二期工程在1984年和1987年建成投产后，形成了约48万吨的涤纶纤维产能。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化纤技术设备引进的主体从国家转为企业，化工、军工、农林，国营、乡镇、“三资”等诸多企业纷纷引进设备，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化纤骨干企业。
上述引进设备的建成和陆续投产，大大提高了中国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1978年中国化纤产能为24.72万吨，1985年即达到了103.88万吨，其中合成纤维产能为86.8万吨，成为化纤的主要生产方向，而涤纶产能达到合成纤维产能的65.35%，昔日大力发展的维尼纶则转为非纤维用途。
化纤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纺织工业的原料消费结构出现明显变化。1975年纺织工业自然纤维、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239.44万吨、22.11万吨（其中合成纤维10.85万吨），化学纤维在棉纺和毛纺中的原料比重为7.1%、27%。到1978年，自然纤维、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264.98万吨、40.69万吨（其中合成纤维29.11万吨），化学纤维在棉纺、毛纺和丝织中的原料比重分别为12.6%，35.4%和57.9%。到1985年，自然纤维、化学纤维的消费量分别为372.35万吨、116.14万吨（其中合成纤维96.07万吨），化学纤维在棉纺、毛纺和丝织中的原料比重分别提升到25.1%、43.03%、83.9%。合成纤维逐渐成为纺织工业原料消费的主力，纺织工业原料来源逐渐由农业为主转向农业与工业并重，大大缓解了棉花需求对耕地的压力，“粮棉争地”矛盾逐步得到破解。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切实有效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大大增加了农业对纺织工业原料的供给。为了提高农民种棉积极性，1978年之后国家采取多种鼓励政策，使棉花产量有了明显突破。从1978年8月起，国家将棉花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0%，同时提高棉花种植奖售标准和口粮标准；1979年，国家再将棉花收购价格提高15%，并对北方棉区实行5%的价外补贴；1980年，棉花收购价格再次被提高10%左右。国家还通过进口粮食、在宜棉地区实行粮棉挂钩，促进棉花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民在农作物种植上有了更多自主权，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82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突破8000万亩，达到8742.6万亩；1983年增长至9115.9万亩；1984年突破了1亿亩，比1979年增长53.4%，棉花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比重达到4.8%，是1952年之后的最高值。
棉花良种繁育体系和推广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至1980年，农业部拨出专款，在33个重点产棉县加强良种繁育工作，新推广的品种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还增强了抗病、抗虫能力。1984年全国皮棉亩产从1979年的32.62公斤增加至60.27公斤，棉花总产量达到625.84万吨，创历史新高，基本满足了第二年的棉花需求。
化纤和棉花产量的迅速增长，基本解决了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此后，国家开始着力解决纺织品供给不足的矛盾。1979年9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政策，制定一系列扶持措施，并加大对轻纺工业的投资。1981年，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再度压缩的情况下，国家仍然为纺织工业发放了连续三年的8亿元短期专项贷款和买方外汇贷款。1980年至1983年，纺织工业部系统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6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6%，其中115亿元用于纺织加工。纺织工业的产能逐年扩张，“六五”期间新增棉纺锭544万锭，1985年达到2324万锭，居世界第一位。1979年10月，纺织工业部和国家劳动局要求棉纺织企业实行“四班三运转”，扩大设备使用率。1978年至1984年棉纺锭的设备平均利用率超过95%，其中1979年至1981年超过了100%，三年间纺织工业生产平均年递增速度超过18%。加上乡镇企业崛起，中国的纺织生产迅速增长。1982年纱和布的产量分别比1977年增加50.4%、51.2%；人均布匹消费量达到10米，其中城镇15.26米、农村8.78米，国内纺织品的供应已经能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在花色和品类上也有了更多选择。
随着纺织品供应短缺矛盾的解决，纺织品的市场供求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卖方市场逐步转为买方市场，甚至部分纺织品还出现供过于求、销售不畅、仓库积压等问题。为此，国家着手对纺织工业的生产供给和需求进行调控。在生产供给方面，1980年开始控制棉纱生产，1982年又对涤纶混纺布实行限产，并于1981年、1983年两次调低涤棉布和其他化纤织物的价格，同时提高纯棉产品的价格。从1983年起放松对纺织品的计划管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9种减少到1984年的3种，另有3种放开为市场调节产品，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产品。在消费需求方面，1983年11月，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商业部《关于全国临时免收布票和明年不发布票的请示》；同月，商业部发布《关于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的通告》，实行棉布敞开供应政策，持续了29年的棉布统销政策宣告结束。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取消棉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自此，棉花生产进入市场调节时期，棉花统购政策也成为历史。
五、结 语
改革开放前纺织工业的原料困境，既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供给约束型”的缩影，也是纺织工业从依赖传统农业到深度融入工业的缩影，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轻重关系的复杂性。当时中国的轻工业发展不充分，主要原因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保障国家安全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国家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从产业结构来说，不仅提供能源、材料和装备的重工业基础薄弱，这一时期轻工业的主要原料也未摆脱对传统农业的依赖，落后的农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则是由于上述两个条件都得到非常大的改善，其重要标志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作为轻工业的典型代表，纺织工业发展不充分的症结主要是原料供给不足。一是“粮棉争地”问题使得农业生产中的棉花长期供应紧张；二是技术落后和外部封锁使得中国无法通过化纤实现纺织工业的原料替代。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尤其是石化工业，同时根据国际环境变化适时引进先进设备，不断满足工业化向前推进和纺织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此外，国家还要处理好各个发展阶段的农轻重关系，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纺织工业已从单一满足人民温饱需求转向承担提高生活质量、赚取外汇、解决就业和推动城镇化等多重任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出口国，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生产和供给了世界40%以上的纺织品，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也缓解了世界人民的穿衣难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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