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基本解体一个多星期后的1937年3月23日～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于23日～26日（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进行了讨论，持续了3天时间；㈡）张国焘的错误，27日～31日进行了讨论，持续了5天时间，并于讨论结束后形成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第一次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作出了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召开这次会议讨论“张国焘问题”并作出决议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中共中央讨论“张国焘问题”及“西路军问题”并不赞成——这从这次会议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的来电（1937年3月22日签发）中即可看出：
致中共中央
对你们第64号（该电未找到——原编者注）电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
建议今后不要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实际上面对已成既成事实的这类问题，这一点从你们要求在一天内作出答复就可以看出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2]
直到会议第二项议程的讨论还在进行中的3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仍然在询问：“第68号电不清楚（可能是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3月22日电的回电，原编者称该电未能找到——笔者注）。请重复一遍，西路军还有多少人。为什么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了军队，他们现在在哪里？你们为援救西路军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3]”
该电“你们为援救西路军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之询问可能很令中共中央领导人们郁闷：月前乃至月初，我们不是一直在殚精竭虑节衣缩食地为援西军筹粮筹款筹弹么，我们不是一直在四处寻找“关系”以向“二马”发起“银弹攻势”来为西路军买路买命么？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难道还没有远远超出了你们在月初来电中那些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要求”？噢，在那个电报里，你们可是对我们所请所求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哩！——“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这类问题持谨慎态度虽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身处千万里之遥的“远方”，但他们在该电中所发出的那些“警示”却是不合时宜的。只有亲历了此前那一切一切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最为清楚明白：早已触犯了众怒的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影响如果仍然不能得以清算，那么党的政治纪律之严肃性将荡然无存，其“错误”的影响也将继续存在甚至有可能延续或扩大，那才真正有可能会更进一步“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或至少留下“激化”的隐患！中共中央长期以来对张国焘妥协退让抹稀泥可以说做得仁至义尽，其结果却是张国焘一步一步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可见没有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分清路线是非，达成全党团结的愿望也是难以得到切切实实的保障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某些问题上曾受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误导。据2011年4月出版的《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披露，毛泽民1939年6月赴苏联治病、学习期间，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在阅读了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的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中国的发言材料后，于当年12月6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呈交了4万字的《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对米夫、王明等人有可能依据叛徒李竹声提供的材料歪曲中国国情、夸大中国革命形势欺骗共产国际的一系列言论，给予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次年1月8日，毛泽民和林彪、刘亚楼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送交国际，时已三年却没有到达共产国际主席团。希望共产国际迅速查明其究竟。”[4]
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了“讨论”，仍然为此作出了“专门决议”。
对共产国际向来恭敬有加的中共中央这次竟然有保留地选择了“抗命不遵”——“保留”的是“展开讨论”范围和“组织处理”措施，可见张国焘惹下的积怨犯下的“众怒”有多深！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决议”，实际上也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界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探讨，定下了基调。
笔者认为，这个“基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合适的——甚至还稍嫌保留或节制。
虽然此间乃至此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也有如“西路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或“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的观点，但笔者迄今未在此后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中查阅到这种说法。如果仅仅是在学术讨论或有关回忆文字中这样“上纲上线”的话，虽然尚在“学术自由”的范畴之内，但肯定是有悖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定性，所以不能将这个观点视为中共中央的正式结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并没有将西路军西渡作为“路线错误”列出，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
笔者认为，在探讨西路军失败原因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失败”作准确定义以作为讨论的共识基础，比如，如果西路军西进后未能达成“打通国际”和“建立甘北根据地”的目的，却能全身而退或至少保留骨干队伍，也应该算作一种失败，但却不是《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所言的“失败”。这个决议中的所言的“失败”，显然是指西路军未能达成西进目的还全军覆没的结局。
如此，我们在本书讨论中所言的“西路军失败”，就应该以此为共识。
建立了这个共识后，我们再来对当时中共中央对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作一探讨。
如前所述，西路军西渡之初，中共中央与西路军领导层一样，都对“西面”生存发展条件严重估计不足，这也是“徐陈”执意西进之时中央没有像年前“张主席”执意南下时发出断然喝止之声的缘由。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是在西路军频临覆灭边缘时才认识到“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如此，这个没有发出“断然喝止”之声，就应该是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包括毛泽东本人也需要为西路军西进后陷入不利处境所承担的相应责任。
所以，中共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第一次结论，确有失之简单之嫌。“没有克服国焘路线”也极易被简读为“执行国焘路线”，如果再稍加引申，还有可能把“西渡”也解读为纯属张国焘的个人意图——的确有西路军将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回忆文字中将“西渡”行动解读为张国焘个人“假传圣旨”所致。
然而，这种有“失之简单”之嫌的结论，却含有保护更多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深重的重大历史关头，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大局重于一切，这种成因复杂枝蔓繁多的历史问题，是不宜在全党全军展开讨论并予以深究的，尤其是不宜在中层乃至基层干部群众中普遍进行讨论并深究。
笔者认为，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一个报告书中的认识应该是言之成理的：
总结说来，西路军根本上失败的原因虽然有些客观的条件，但是主要的是由于主观上政治的战略战线上的错误。究竟西路军以自己力量处在这样客观环境中，如果没有上述主观错误，能否根本上消灭二马或战胜二马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及接通远方的任务呢？我的结论是：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上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能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5]
然而我们也同样必须正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确应该是西路军覆灭的主要原因：“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实质是逃避斗争寻求偏安之局，凭手中“枪杆子”的多少与党中央闹“独立性”，而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最后失败的过程中，这种“路线”的影响始终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西渡之初，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先南后北”于不顾，只想渡河不愿打仗，甚至要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致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给河东河西都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渡河之后，又孜孜于西进，执意独立自创局面，“企图在另一方敌人薄弱的地区，保存或展开他的实力”，还向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却对中央“东返”之询不作只字答复；“西安事变”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胜利信心，对和平局面的争取和实现是悲观地”，不愿意参与他们认为“败北性大的剧烈战斗”，“算定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6]，对中央“东返”之议预设难以企及之条件而仍然执意西进，待到发现西进困难时又将责任归咎于中央，而中央再度指示西路军东返并给予“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后，却又游疑徘徊乞求于外力相助，直至全军覆没之时仍然孜孜于斯……
这不都有“国焘路线”的影子么？
更何况，早在西路军渡河西进之初，“张主席”可是明明白白要他们“独立地不受一切牵制”开创甘北新局面来着，再联系到他们此后不管不顾执意西进，对中央的征询和指示屡屡作出选择性的取舍，能说是没有“国焘路线”的影响么？客观而言，如果真正克服了“国焘路线”的影响，虽然西进“打通国际”的行动仍然有可能难以成功，但也有可能会获得“知难而退”的机会，全军尽墨的结局还是有可能避免，重要的基干力量也或有得以幸存的机会！将西路军领导层蛊惑上这条“独立不受一切牵制”之路，张国焘本人的直接责任，也在所难逃！
多年后，有人以“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7]”为由，否认“国焘路线”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的“直接责任”。然而这个理由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其一，“路线”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纲领性的问题，其作用体现为对有关当事人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所产生的影响力，而不能仅仅是看主导这个“路线”者是否在有关部署文电上署名！比如，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博古、李德都没有在军事部署电报上署过名——署名者多为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更遑论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难不成这些失败不应该由这些人主导的“路线”负责？反而是该由根据博古、李德等“三人团”决策和指令作出的有关部署文电上单独署名的朱总司令负责了？其二，这个时期以“朱张”联署的有关部署文电，至少有一部分是有“被署名”或“代署名”之嫌的，而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难以掩盖的“前科”的！其三，且不说张国焘在破坏宁夏战役海打战役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进问题上的直接责任，就说他向偏僻地域退却以逃避民族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相信阶级力量有变动和重组的可能、不相信统一战线有成功的可能等等“机会主义思想和路线”，不是继续对西路军的抉择和行动发生着重要影响么？
当然，这个“没有克服国焘路线”主要责任人，还是西路军领导层。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承担了西路军失败主要责任的陈昌浩以外，这段历史在当年并没有在西路军领导成员中进行过细致的清理和总结。清算“国焘路线”多在宏观层面和西路军之前的红四方面军历史时期中进行，而以西路军西渡、西进乃至最后失败过程中的往来文电为依据，从指挥决策方面认真仔细的反思和总结，却基本上没有进行并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还是一笔糊涂账。这也给数十年来人们清晣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造成了障碍，也为改革开放后吹起的翻案乃至颠覆这段历史的风潮提供了恣意发挥的契机。
造成这样的局面当然也是缘于历史条件之制约：西路军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革命战争，紧接着又是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些接踵而至相衔紧凑的人民革命斗争，同时也直接决定着党的生存和党的发展，环境的困难和形势的严峻不言而喻，当然也很难具备对以往革命斗争中因党内“山头”宗派众多、情况错综复杂而产生的“历史旧债”作逐一清理细细盘点之主观和客观条件。既或是“延安整风”这样前所未有的“积极思想斗争”时期，也是从宏观战略指导的大局着眼，旨在提高全党“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旨在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武库进行清理和更新，除了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责任人外，并不孜孜于清算每个具体执行者的每一笔流水账，以免在一些历史旧账的纠缠中，对大敌当前之际至为重要的党内团结造成离析作用。在“整风”中，基本上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认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等等原则——虽然其间也有过“抢救运动”这样的曲折……
而早在三大主力会师之初，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8]”
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也有一些西路军将士撰写的回忆文章陆续刊载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上，但也多是正面歌颂西路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转战历程，或者西路军失败后历尽艰辛返回延安回到“党的怀抱”，很少涉及高层指挥决策方面的内容，即或有这样的内容，也是一句“张国焘背着中央……”的简单归咎。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两次报告书，西路军西渡西进乃至失败过程中往来文电，也一直属于“党内机密”而未向党内和史学界公开公布，直接影响了党史军史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偶有文章问世，也是按中央统一口径作宏观陈述，把一笔责任账一古脑地全挂在了已成为叛徒的张国焘头上……
这一切，都基于全党全军团结的需要。
这个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告结束，因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问世，一批档案文献陆续公开公布乃至结集出版，也因此引发了对西路军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认识的高潮。虽然这次“西路军研究高潮”因个别人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过早地得出了“定论”，且对党史军史界作出了有并不客观公正之嫌的导向，从而使推翻中共中央在数十年前为西路军失败成因作出的结论成为学界主流，但的确也为广大党史军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以为研究依据，应该还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而正是在这些公开公布的档案文献中，我们看到了来自西路军最高领导层于西路军失败成因检点的第一篇详陈文字。这就是身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的陈昌浩于1937年9月30日写出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这个报告也是唯一一份西路军最高领导人在当年写下的详细陈述，因为撰写时与历史事件发生时相隔的时间不长，当事人对那些往来文电记忆犹存，甚至还可能有条件查阅核对，因而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参照价值。
据说这份报告当年曾被责之以“不深刻”、“推卸责任”，所以半个月陈昌浩又补充了一份报告，而数十年后的今人又对这个报告又有“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且有“言不由衷”之垢病，加上文字相对较少，对具体问题的陈述不多。所以笔者还是从最有利于作翻案文章和颠覆学问者的立场出发，以第一个报告的内容作为探讨问题的依据。
这个报告一共九章，目前公开公布的是节选（第一章·渡河时期和第九章·总的结论）。
这里我们主要就“第九章·总的结论”来作探讨。
注释
[1]《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3月22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28日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4]《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耘山、周燕著）第49～76页、第98～9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5]《毛泽东、朱德关于西路军速去星星峡以便经新疆转赴远方致援西军转西路军工委电（1937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欧阳毅《关于西路军问题》（1937年9月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中陈铁键语，《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8]《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1893～1949）》（上）第64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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