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军校的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主持的。戴季陶、邵元冲、汪精卫和邵力子任职时间很短；戴季陶和邵元冲在任期内，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对此，孙中山等军校领导和师生很不满意，才要求共产党派人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应邀黄埔军校政治部，军校政治工作真正开展起来
1924年，周恩来奉命从欧洲回国。这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1924年11月，周恩来应邀请到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政治教育有了系统的教学实施方案，后经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等战火的检验和实践充实，政治教育更加系统化。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原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举荐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12月，张申府结束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
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政治教育的课堂开在当代思想潮流峰巅上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之《政治学概论讲义》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学校的教育经验，重视政治教育，其教育的内容充满着时代的浓厚革命气息，与世界潮流的脉搏谐动，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方向。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
因此，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一反过去中外旧式军官学校的弊端，不以纯军事技术训练为主，而采取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之特点。
在旧中国的军阀军队中，是无所谓政治工作可言的，军队的政治教育制度和政治工作在中国，即从黄埔军校开始创立。
中国共产党人参加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军校的骨干力量。大批矢志革命、不怕牺牲的热血青年投奔黄埔，后来发展成为两个不同阵营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军事生涯，其起点就在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里，他们所学的典、范、令是一致的，但决定他们未来的是在军校接受政治教育的不同性质及层次，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或是接受了国民党的教育，两党的政治工作感染教育在学生身上又各占有多大比重。
两种政治教育，在军校争夺未来一代的新型军官，争夺未来的军队，即突出地表现在军校政治工作上，这是军校初期政治工作的一条主线。相对来讲，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校中的政治工作开展的尤为出色，中共党员是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和主力军。黄埔军校以这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崭新的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基础。
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的正规学校，是国共两党的初衷，它的革命性就在于这所学校有着政治教育一环，使官兵懂得枪口应该对向谁。孙中山在开学讲演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军校自建立后，便实施了全面的政治教育，其政治教育实施方案不断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中。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申府、鲁易等为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于树德、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李合林、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甘乃光、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总务3科。
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人戴季陶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军校开学12天时即辞职，预兆了未来黄埔师生的分裂。
此后，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1925年1月，军校调整机构，教授部和训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3个部（管理、军需、军医）均改为处。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政治部在黄埔军校的地位之重要。至1926年3月，政治部职员达70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余人。
教授部和训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教授部最早以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诚、严重、陈继承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
此外，还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仑将军等几十名苏联红军干部担任顾问或教员。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训练部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生的训练与管理。学科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政治等。学制为６个月。
1924年10月，黄埔军校创设两个教导团，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团团长王柏龄。团、营、连均设党代表。教导团发展很快，几个月后就扩大成为两个师，到1925年7月又扩编为1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军长，廖仲恺、汪精卫任党代表，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增设教育长和军法处、参谋处。先后以胡谦、王柏龄、邓演达、何应钦、方鼎英等任教育长，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钱大钧任参谋处处长。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取消地方军的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3、4、5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为了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3月，将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升任，增设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步兵1、2团、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军士教导队、学生军总队、教官、第l、第2科、政治部等；增设经理部，主任俞飞鹏，下设财政、粮服、采办、营缮等科，增设军械处，处长戴仁，下设军械库、护车队、械务科、事务科等；增设编辑处，处长孔庆睿，下设印刷所；增设高级班，下设军事科、各专科；增设兵器研究处，下设化学科、机械科。学生则分为入伍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和军事教导队5大类。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是全国军事精英云集之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机构日渐庞大。
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1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4期学生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是黄埔军校的骨骼，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起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在军校初建时，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教育长先后是胡谦、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校长蒋介石统揽全校，中文秘书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
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易，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了众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教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了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校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校本部是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员，并总务、人事、军法3科。秘书处、总务处附设调查股，秘书处附设电务室。校本部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交办公厅和秘书处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６个部，后期有所调整。除原来的政治、教授、教练3部不变外，增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法处、参谋处，改军医部为军医处、军需部为管理处，后又增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俱乐部、军械库、医院等。全校各种机构约40余个，组织完善，规模宏大。学生也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军事教导队、无线电高级班等，各期的情况也不相同。
作者：静安 武定 ；来源：开国将士后代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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