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张国焘不来会合，毛泽东也准备单独“打通国际”

 

 

几乎就在红二、四方面军再次启动北上行程的同时，党中央也在作“打通国际”的谋划。

 

其实这种考虑和探讨早在年前他们到达到陕北后就开始了，但正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基本战略设想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通国际”，而相关的预案也一直在酝酿探讨之中。1936年春红军东征后，毛泽东等就曾提出过红军行动的方针：“在华北首先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较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目前阶段战略基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陕北联系起来”。而在采取此一行动前，还必须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苏联军委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通讯联络，以便弄清楚苏联“能否接济步枪、步枪弹、轻重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步兵炮[1]。

 

虽然因红军东征受阻，这个设想没能实现，但中共中央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国际”的方针。

 

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中，就再次表达了这种希望：

 

请您在共产国际了解一下，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并开始在国外华侨和全世界工人当中募捐，我们对此寄予很大希望。

 

除财政问题外，军事问题也同样很重要，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等。请了解一下，政治局势是否允许给我们提供援助和能提供多大程度的援助，我们等待您的答复。[2]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之时，毛泽东与彭德怀已在讨论“打通国际”的路线了——

 

德怀同志：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1936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本书作者注：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肃州，今酒泉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

 

己、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二十九日[3]

 

从该电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是否能够北上尚无把握的时候，就准备以红一方面军的力量，独立承担“接通苏联”的任务。而在“接通苏联”的路线选择上，毛泽东比较倾向于“宁夏路线”，而对“西进甘凉肃”这片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

 

这个估计与后来西路军的转战历程相映照，不能不说有“过于乐观”之嫌。

 

一个多月后的1936年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至甘南地区，三军大会师之前景在望，中央红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很有成效，中共中央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间的秘密谈判亦在进行之中。于是，中共中央“接通苏联”设想也提上了日程，而且其首选的路线，就是宁夏——据说“夺取宁夏”最早是出自于张学良的建议。这个建议除“打通国际”内容外，应该还包含有为红军改变生存状况赢得生存空间的考虑——甚至还有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

 

张学良是怎么提出来的，具体是在哪一个时间提出来的，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相应的史料。但中共中央领导人1936年8月9日曾致信张学良，信中称，中共中央对张“所提出的问题及意见，经过慎重讨论”后，将相应建议写在了这封信中，并委托潘汉年带到西安与张学良商洽。

 

信中有关“打通国际”和“夺取宁夏、甘西”的内容是这样的：

 

㈠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㈡乘蒋注意西南、无力此顾之际，我们的整个计划须于八、九、十三个月完成其基本部分。

 

㈢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军二、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部），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㈣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我们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而要在秋天打通苏联，不使推到冬天气候条件最困难时去做，则必须以占领兰州为枢纽。从战略上巩固内部来说，好好的完全的占领兰州，也是绝对必要的。准备必要时，以兰州为中心。

 

㈤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请问赵年同志。

 

㈥……因此我们在第一阶段上，应该采取保持甘青宁三省的原则，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的基本方针。在对时局的策略上，表示了我们确实不是内战，面是对外。在对内部的号召上，我们不是退却，而是北上抗日。在部队的巩固上，必须集结，才便于改造。在对蒋介石向我进攻上，必须先退一步，然后有利于打他。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向西才能执行。在肃清王均、毛炳文、马步芳、马鸿逵等等反动分子上，也要向西集中。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必须以攻击的方向指向绥远，才能有力的号召时局，不使人家说我们是假抗日，才能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在一个确定的地区内，实行我们真正为全国模范的民主政治。……

 

……

 

㈧有一种可能是应该想到的，就是当我们顺利的占领了兰州，又占领了甘凉肃及宁夏，实际上打通了苏联，并且出兵绥远。不但战略上取得了稳固的形势，而且政治上（抗日）蒋介石也无法反对我们时，他会转而将错就错，只求我们不打他，他也不来打我们（在他无法战胜我们的情况之下），这种可能也许是会有的，但关健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那时不管他来打也好，不来打也好，我们都有胜利的把握。[4]

 

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甘西”以“打通国际”战略方针的最初版本，就是在“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的前提下作出的设计，而当时他们在对“宁夏”与“甘西”各自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是“甘西”重于“宁夏”，这是“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而且，新疆的盛世才在几个月前的3月15日，就曾经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写过一封堪称“肉麻”的信，信中极为谦恭地将王明称作“革命导师”，甚至还作出了极为动人的表示：

 

⑴必须使红军能够充实自己的装备（主要是武器和弹药）。

 

有消息说，现在中国红军的数量增加了，但是武器和弹药非常缺乏，我极为关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红军的最终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为了尽快地完成中国革命，必须使红军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我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愿意援助红军武器和弹药，问题只是他们担心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知道这件事。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以便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使苏维埃地区能够迅速得到发展和扩大，因为中国红军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前景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前景的胜利。[5]

 

如此恳切的主动承诺，简直就是“不由你不信”。

 

于是，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12日，拿出了“夺取宁夏、甘西”计划的最初版本。

 

注释

[1]转引自《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2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76～第57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括号内为原引文中的非直接引语。

[2]《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3～第2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3]《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551～第5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4]《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一封信（1936年8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97～第1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于乌鲁木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