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毛泽东和郭沫若是同志亦是知己——从“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说起

 

 甲申三百年祭封面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

 

蒋介石手捧《中国之命运》一书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完整表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满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认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妄图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和诋毁中国共产党。

 

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甲申三百年祭》

面对国民党扣过来的屎盆子，中共中央迅即做出了反应。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外，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流毒。随即，南方局派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进行反击。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花月余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完成近2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阅文章后，即安排《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19日（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死难之期、明朝亡国之日）见报，连载4天。陪都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郭沫若在阅读

郭沫若不愧为史学大家。《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文章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提到了人们面前。

 

闯王进城

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一九四二”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坚持国共合作抗战道路，继续向独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将成为历史罪人。《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击，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平心而论，如果抛开党争，这样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直陈时弊的警世文章，狠狠地敲打了蒋介石，本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与反思，从而以史为镜，改弦易辙，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容纳民意。然而，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没能抓住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

《甲申三百年祭》对毛泽东的启发

《甲申三百年祭》让蒋介石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史料载，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持不同看法

毛泽东如此兴奋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参加整风。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与创建的关键阶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这正体现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敏感洞见和未雨绸缪、登高望远的能力。

一、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朝围剿，终成燎原之势，乃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都绝非偶然。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李自成行贪失民心

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关注，早在1926年他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期间就开始了。他在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提到明末农民起义。《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恰给了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建设、防止骄傲情绪滋长以极好的历史参照，他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于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与郭沫若亲切交谈

由此可见，毛泽东如此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启发了他，也从历史规律性上印证了他对中国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理论与制度探索的必要性，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决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的自觉。

二、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也有过惨痛挫折，多次惨遭“滑铁卢”。所有这些，毛泽东是记忆犹新且有不断反思的。1944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中深刻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他还讲到了1931年在抗日运动中因骄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因骄傲所犯的第四次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

 

长征中爬雪山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些深刻总结，充分说明骄傲自满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反思历史，从中吸取智慧和教训的革命党。

三、启发了毛泽东对党的前途命运的长远思考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防患于未然，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譬如：1937年的洛川会议，经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廉洁政府写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0月，毛泽东针对边区政府枪决杀害青年的红军干部黄克功一案发表公开信，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1941年，他又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条款。 

 

因此说，《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运动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据一些老干部回忆称：“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从中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以逐步探索从民主法治上加强廉政建设的途径。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可以说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正如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又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针对黄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追问，他给出清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不言而喻，这些理论上的升华都与毛泽东从《甲申三百年祭》获得的启发不无关系。

《甲申三百年祭》对“两个务必”的影响

应该说《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提出的现实诘问，深刻警醒了毛泽东、也启发了毛泽东，让他透过一面历史镜子，反观到中共自身的不足与危机，有了从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去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的紧迫感。 

 

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1946年以后，蒋介石挟战后个人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悍然发动内战，妄图在3个月内消mie中共。然而，战争的发展却事与愿违，短短3年蒋家天下就处于大厦将倾之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出乎多数人所料，更加让毛泽东警惕。《甲申三百年祭》似是对蒋家政权行将倾覆的预言，历史的诅咒再次应验。正因为此，毛泽东越加重视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面对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全面执政的新形势，他庄严地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

 

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

1949年2月，党中央准备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提醒身边工作人员：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3月23日进京前夕，毛泽东再次叮嘱，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从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到提出“两个务必”和称进京为“赶考”，不仅体现出毛泽东从严治党一以贯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勇气，也印证了《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启发。毫无疑问，这篇在重庆首发的《甲申三百年祭》，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历史和反腐建设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共“两个务必”重要思想的经典历史佐证和具有现实价值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及“廉洁政治”等是出现的多频词，而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建设目标却更为醒目。所有这些无不说明，中国共产党决心永远遵循“两个务必”思想，继续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删）

本文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11期，原标题为《“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