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接见外宾时说：
“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
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是与当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断取得成效密切相关的。作为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主要形式，干部参加劳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后撰文道：
“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全国解放后，这项传统又是怎样继续得到传承的呢？这种传承在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可以防止权力变味
抗战期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
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几年后共产党就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新中国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
“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
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
晚上，毛泽东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泽东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泽东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在下一站长春，毛泽东发现当地戒严，批评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严随即取消。在沈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
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
同年5月1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务必防止“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违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国家建设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没有放松下来，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为人民用好权力。1956 年，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两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
……（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随后又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1958 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一面是不断地发文件，一面是毛泽东不断催促落实。仅以1958年8月为例，8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
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与工作结合起来，要作一个决定。
8月19日，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时指出：
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
8月21日，在主持一次会议时，毛泽东提说：
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
他特地指出：
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关注度不减。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不但对指导中国重工业一跃起飞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而且在美国和日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并修改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同劳动同食堂”。这对于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审阅时，他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5月9日写下了长篇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史称“五九批示”。
毛泽东倡导的这项制度，党中央是一致拥护的。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
“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邓小平在把干部参加劳动提高到反贪腐的有效措施来认识。他在1964年9月接见外宾时指出：
“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后来也指出：
“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现在群众对我们是有意见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国家一下子垮不了，因为我们的功劳大，群众一下子还推不翻我们。但是正因为这样，危险就更大，因为上层建筑与基础有矛盾，上层建筑不断破坏自己的基础，发展下去，危险性很大。”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历史地看，波兰、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最后共产党在那里执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在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犯颠覆性错误的。这不能不感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坚实基础。
深深的历史印记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新中国前29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并认为“领袖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给那段历史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毫无疑问，干部参加劳动是这个历史印记中最深刻的部分。
中国是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干部下乡参加劳动成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的主要方向。多年以后，民间还流传这样的打油诗：“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有人作了背景注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奋斗的年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在这一个年代里，人民团结合作，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不断努力。领导干部们为了群众们的幸福，下乡视察工作不辞劳苦，艰苦奋斗，反映了干部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很多原汁原味的史料。
1958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率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如此之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
“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
6月15日，周恩来等人到达工地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今天政府高级干部已经前往十三陵工地开始一周劳动。去的人数300多，内部长6人，副部长、副主任64人，部长助理50人，司局长级干部174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20多人。第二批也将有300多人，将于6月22日前往。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的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
几十年后，一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也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有每个星期四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的规定（十八大以后，上海又作出类似规定，后面会谈到）。说起那些年星期四，后来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都会想起当年参加一线生产劳动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前些年被拍成一部电视纪录片。那些年参加劳动的激情，一直珍藏在那些亲历者的心中。有位当年的厂长回忆道：
另外一位厂长说道：
“实际上是给我们党员干部思想概念当中形成一个，你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脑子里面有个观点。”
在他们的记忆里，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是刚性的，手头的事再忙再多，到星期四也得放下，换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才是硬道理。
1958年5月25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在建设者的人群中，就有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他也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一个部级干部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搞设计，攻难关，也正因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万吨水压机这座钢铁巨人才终于巍然屹立起来。
那些年的星期四，上海的弄堂里也是很热闹的，婆婆妈妈齐出动，搞卫生。所有的里弄干部碰到大扫除了一个都不能请假的。而干劲最足，干活最多的往往就是街道干部和居委主任。这就把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根子牢牢地扎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今天，这个根基依然是社会维稳最可靠的基础。
为了落实党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8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作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规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老、体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没有当过兵或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第一次当兵应为半年或一年，下连当兵的干部应与广大战士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规定》下发后，全军各级干部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下连当兵的大军区司令。他带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干部部部长陈美藻少将以及其他6名机关干部，佩戴列兵衔，背着背包，冒雨来到了军区驻徐州某部六连。为了让班长大胆管理，他把名字改为“杨绍起”。
杨得志严格按照“五同”行动，其表现赢得了战士们的赞扬。不久，有的战士觉得“杨绍起”这样大年纪，参军又这样久，应该是一位首长。当大家最后知道是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时候，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6连的每个人和班、排，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书，决心争取更大的荣誉。连里的战士作诗一首：
“社会主义出新闻，有个上将当列兵。来到连里许多天，同志不知是何人。端详相貌看又看，几个都是老革命。每天一块过生活，遵守制度可认真。这时心中乱估计，莫非就是某主任。通知今天开大会，说要讲件大事情。原来是个欢迎会，欢迎部队杨司令。大家欢呼又激动，个个心里喜盈盈。上将当兵不简单，好比苏联放卫星。”
1958年10月的《解放军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当列兵》的新闻，对当时干部下连当兵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报道，说，
“到连队当兵去”，已遍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万名干部穿上士兵装，在连队里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高级首长带头，是这次干部下连当兵的显著特点。继杨得志、许世友、邓华、黄永胜等上将下连之后，总后勤部的洪学智上将、空军的成钧中将和铁道兵的李寿轩、崔田民中将等各军兵种的首长也都到了连队。据初步统计，全军已有70多名将军在重温几十年前曾经度过的士兵生活。当时的军营还流传这样的“段子”：“下连队，干部们争先恐后；当列兵，老将军一马当先。”
今天的意义在于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后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当遇到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时候，加强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都是最优选项。1989年邓小平就指出：
“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
在社会舆论的层面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共产党应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应该继续倡导干部（官员）参加劳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像矿难一类的重大事故频发的时候。有海外学者就在报刊发文，“建议恢复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矿难接连发生，难以遏止，那就让干部也下井参加劳动。”文章特地指出：“‘鞍钢宪法’的某些提法，未必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但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一条，值得重新考虑。”文章还提到了日本经理人员也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更有人撰文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就是民主。如果各级干部真的下到了农村、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等地方，真心实意地与第一线的工农大众在一起，维稳就不是一件难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作风建设打了一套组合拳，动作之快、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效果之明显，令人耳目一新，让人充满期待。2013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的规定》，《规定》明确，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规定》强调，当兵和蹲连人员要自备个人生活用品，按标准交纳伙食费，不得接受宴请，不得游山玩水，不得收受礼品，不得插手基层敏感事务。
实际上，各级党组织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地方出台文件，规定干部要下基层、参加劳动。十八大以后，上海市委还作出专门规定，规定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周四下基层。
但是，今天的干部参加劳动，应该赋予新时期的意义，应该要有新的做法。具体地说，既然是执政党，就要把执政为民放在第一位。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历史：以干部参加劳动制度为主要形式的群众路线教育，曾经是我们党战胜艰难困苦的利器。历史应该还可以证明，如果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真正领会和继承“干部参加劳动”的精神内涵，就会使中华复兴的步伐迈得更快，更稳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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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彩》2016年6期，转载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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