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齐全给厂房办产权证，没想到各个部门谁也不愿签字，最后竟然把事推到区长头上，一位企业负责人感叹道：“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不仅如此，不少职能部门“慢作为”“不作为”，会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文件作为“挡箭牌”……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给简政放权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不过，《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中央一系列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但在权力层层下放过程中，一些地区基层干部因怕担责而“慢作为”“不作为”，同时因行政事权下放后人事制度改革缺位，造成“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的怪象。
对此，基层官员和专家学者建议，需对各地行政权力进行统一清理，并通过顶层再设计尤其是及时启动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让简政放权顺利通过“最后一公里”。
“层层推权”竟把事推到区长头上
基层官员死抠文件字眼不作为
由于怕担责，不少从上头“接权”的部门办事人员常以业务不熟悉为由，对接手的审批事项拖着不办，或是跟上级反复请示，有的还必须要单位一把手签字才能过关。部门之间层层“推权”使得放权被堵在“最后一公里”上，一些企业主苦不堪言。
“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有一处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要办产权证，各种手续齐全，但到最后办证时谁也不愿签字，各个部门推来推去甚至推到区长头上。
“过去办事得送礼，现在礼确实不收了，但事也经常拖着不办了。”记者在沈阳与几位民营企业家聊天时，大家谈到基层部门不作为的现象时几乎异口同声。
对于企业所说的“层层推权”现象，一些职能部门的官员也坦率承认。山西省某市发改委投资科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都不敢动笔，都怕犯错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个县的农发行营业大厅人满为患，想拆后建个大一点的，但谁也不敢批，为这个事，农发行层层找到省发改委，省发改委又说应该属地批，最后县发改委顶着压力批了。”
不少职能部门“慢作为”“不作为”，会拿一些规定不明确的文件作为“挡箭牌”。东部沿海某省一家大型乳品生产企业负责人说：“感觉一些职能部门无形中有个‘文件保护伞’，只要上边有一个笼统的文件，就会把文件当成不作为的借口。我们跟他们商量，他们就让找上边制订政策的人去。问题反映到最后居然需要当地政府的主要领导来协调，浪费大量时间。”
“规章文件有时成为基层政府不作为的理由，许多官员变成文字工作者，死抠字眼。”上海国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袁新飞说：“现在改革的氛围和环境都在改变，感觉红包很多，但红利还没见到多少。”
沈阳卧龙谷旅游集团董事长刘炳旭说：“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都不错，但落实起来很难。改革的弓已经拉满，但箭到底能射多远？”
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
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
由于权力层层下放，基层政府增加了许多管理事项，人变得越来越忙；但由于不熟悉新的管理业务，处理事情则有些摸不着头绪。而原有的放权部门在放权之后，相比之下越来越闲。
据记者了解，一位投资人去年想在沈阳申请办一个幼儿园，结果材料报上去迟迟没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区领导后发现，以往这种审批事项归市民政部门负责，现在下放到区里。由于区里从未办过此类审批，所以工作人员现查文件现研究，谁也不敢动笔。
“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辽宁省政协委员王庆林说，中央简政放权受到基层拥护，但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同步，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针眼没大，线还粗了，放权容易接权难。
对于“接权难”的问题，深圳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颇有感触。他说，现在大量的事权和与之伴随的责任下放，让基层干部感觉“力不从心”。“以前市里区里审批时如果群众有意见，基层还可以从中调解，发挥缓冲带作用。现在直接把最基层干部推到第一线，人没增加，面对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晋中市委书记张璞说：“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审批经济，使得体制内养了很多庸人、闲人、懒人，不让他们审批，他们干什么去？权力下放了，中间的人却越养越多。如果说事权取消或下放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成败的‘定音锤’。”
2014年4月，晋中市开始对市本级的各项行政权力进行集中清理。结果发现，晋中这个300多万人的地级市，仅市本级的行政权力就达7000多项。“这个数字真把人吓了一跳！经过认真研究分析，许多行政权力是没有法律依据、过时或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设立的，经过甄别后有三分之二的权力被‘挂起’，如果要用，必须向市政府请示，一年内不用自行取消。”晋中市市长胡玉亭说，解决好减人的问题，才能解决好减权的问题。在重新梳理权力清单的同时，晋中对原来分配给权力部门的公益岗位大幅削减，分配到公共服务部门。
简政放权需“自削刀把”
部门利益缠绕成“盘丝洞”
简政放权改革需要“自削刀把”，而部门利益的惯性思维，使得许多官员在改革过程中成了“围观者”，勇于改革的部门有时则成了“出头鸟”。许多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简政放权等中央改革举措落地不畅，很大程度上受阻于部门利益的“篱笆墙”。
张璞说，晋中市正在寿阳县试点，把统战、侨联、工商联等部门整合在一起办公，通过横向整合推动改革，但感觉压力很大。“许多部门都是条条下来的，我把人家整合了，人家肯定不高兴。之所以在县里先试点，是因为县里人比较少还好办，但如果在市里搞这个，估计得得罪许多人，到最后怕顶不住。”
中部省份一位厅级官员说，改革中干部需要有全局观念，但各部门只想自己的事。财政部门“管钱不想事”，发改部门“批事不管钱”，银监只想银行，保监只想保险，证监只想证券，这使得许多改革举措陷入部门利益层层缠绕的“盘丝洞”，落实改革举措难以突破“最后一公里”。
辽宁省工商局一位负责人说，辽宁在全国率先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企业登记数量“井喷”。不过，由于放权之后各行政部门后续监管缺乏合力，一些流动性强、隐蔽性大的公司，利用各种方式规避信用监管，开展非法经营。问题出现后，许多部门不是积极查找解决问题，而是把责任推给工商部门。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万强认为，在包括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过程中，工商、质监、税务、公安等部门应强化协调监管，建立部门联动机制，让无良、失信企业处处碰壁，倒逼企业守法经营。只有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改革才能释放最大的活力。
让乱作为和不作为者下
让能做事和勇于改革者上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坚持干事上去，不干事下去，干坏事进去，对改革阳奉阴违的，要给予处罚。”安徽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说，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干事的不如混事的”，在改革中要重新研究干部评价体系。
记者发现，由于各级部门执行程度不一，一些政策落实效应呈现逐级递减，改革红利释放缓慢，基层群众和企业感受并不明显。过去是“谁做事谁改革谁受益”，现在是“谁做事谁改革谁承担风险”。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改革落实中的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有时候是出于“想干事、怕担责”的考量，而正是“求稳怕乱”让基层畏首畏尾、无法“甩开膀子”搞改革和做实事。他们对此也很无奈，期待形成一种鼓励改革做事的氛围，为改革者和执行者保驾护航，让基层干部放手搞改革，专注抓落实。
针对一些干部“思想上有顾虑，改革动力不足，执行中打折扣”等现象，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除利用监督机制让“乱作为”和“不作为”者受到惩处外，还需制定干部激励机制，形成“让改革者上”的氛围，激发基层改革活力，力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山西省晋中市市长胡玉亭说，落实改革就要真干事，“鼓励干事的干部，使用干成事的干部”，不能让改革者吃亏。
“应该明确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让改革者上。对改革有突出表现的，要予以重任，而不改革者就要换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说，官员考核制度直接影响改革推进与落实，现有的考核应该主动适应改革的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舒绍福表示，解决改革动力和执行力问题，一定要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对改革者而言，动力绝不仅仅意味着收入。而敢于改革的人，现实中可能缺少晋升通道。因此要建立推进改革的激励机制，真正实现“改革出官”，而不是“关系出官”、“金钱出官”。
受访专家表示，要让干部以改革创新为荣，政绩考评以改革落实为据，就要加快建立对改革干部的激励机制，同时配套容错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社会参与评价等科学考评体系，使全社会形成一种鼓励、容忍、倒逼改革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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