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反对修改《逃犯条例》而引起的修例事件，已经在香港持续了两个多月，且愈演愈烈，严重干扰了香港700万居民的生活，并在全世界范围造成恶劣影响，已经到了重拳出击、强力整顿、复归安宁的时候了。这次香港事件持续时间之久，参与人员之多，应是香港历史之最。据媒体报道，上街游行最多时候参与人数多达一两百万人，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数据，在19-29岁香港年轻人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4%左右。有可能言过其实，但联系今日香港之乱像，足以触目惊心！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而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二十多年，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与祖国大陆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呢？只有抽芯剥皮，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痛心疾首的现实：祖国大陆在香港既没有教育主权，也没有文化主权，更没有司法主权和新闻主权。香港青年丧失了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这是导致要独立、闹分裂的根本原因。从今天的现实来看，“一国两制”固然是一种独创性的伟大战略构想，应该继续坚持，但由于实践中没有先例、缺乏经验，在科学内涵的把握、具体规划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尚存在一些疏漏和缺陷，就像邓小平当时说的“太软了”，这就为敌对分裂势力利用回归后的“真空”，抓住制度机制上的“软肋”，加紧渗透、挑起矛盾，导致香港问题频发日愈严重，留下了漏洞和隐患。我们应当直面严峻现实，吸取深刻教训，进一步科学释义和充实完善“一国两制”方略，这是解开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委托赴章士钊转去一封中共中央致蒋中正的信。信中提出了和平统一台湾的具体办法，即“一纲四目”：
1. 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中正；2. 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3. 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中正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均实施了“一国两制”的构想。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提出“一纲四目”的构想，主要是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什么不直接解放台湾呢？是因为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美国又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派遣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而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没有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在较长时间内不具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条件，只能从政治、外交、文化、制度等手段着手去和平统一台湾。相对于香港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第一代领导人所考虑的核心范围。解放香港，从军事角度来说，易如反掌。1949年10月17日，斗志昂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直逼香港，只待一声令下，解放香港，指日可待。毛泽东主席从新中国的经济与外交、生存与发展的大视野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用它作为跟西方世界建立联系和经贸往来的窗口。故而暂时维持现状，待水到渠成，香港亦会按期归还。
三、对“一国两制”方略不能僵化理解
“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博大的胸怀和远见，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出发，提出的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大思路、大方略、大政策。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考量和评估，这都是一种在国家统一的大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阶段性的方略构想。我们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在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战略高度来科学理解和探索实施，而不能把“一国两制”看成一种永恒不变、机械执行、无须积极作为的僵化教条。邓小平当年在《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讲话中，就曾经针对一些人“怕变”的思想明确指出：
“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75页）
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进一步指出：
“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221页）
这些讲话非常重要，说明了一条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不变，只能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如果不是往好处变，那就会往坏处变。一个先进执政党的历史责任，绝不能把“一国两制”变成自我束缚的枷锁，对自己的国土和区域撒手不管，任其被敌对势力利用，任其败落、往坏处变；相反，必须坚定而可靠地掌握中央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像邓小平所说，按照社会进步轨道，将其“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往好处变。
一个国家在文化、制度上的统一，自古以来，都是顺天应民、合情合理的事情。书同文、车同轨，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正常状态。无论是“一纲四目”，还是“一国两制”，都是老一辈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制定的祖国统一方略，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前景。就如同当年解放西藏一样，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同样可以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香港、澳门，虽然情况有所特殊，但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上，同样应该有符合历史规律的战略考量和布局设计，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进步，而不能消极无为，陷于被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后，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统统作废；世界各国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特权，也全部终结。纵观新中国的军事斗争和外交风云，无论面对帝国主义列强，还是地区霸权主义，中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强权面前，从不妥协迁就。抗美援朝，打疼美国；抗法援越，取得胜利；对印反击，大获全胜；抗美援越，驱逐美帝；血战珍宝岛，硬扛苏联；支援亚非拉民族革命，藐视西方列强。这些捍卫国家主权，匡扶国际正义的战争和行动，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尊严。而香港脱离祖国，是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的。这对于中国是一种耻辱，而对于英国则是一种罪恶。强盗把我们那么好的一块地方强行占去了99年才归还，且没有任何赔偿，我们根本不用对强盗抱有任何敬畏之心，也不应顾及强盗的面子，更没有必要还让强盗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享有任何特殊权益。在制定基本法和接收香港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顾及英美等国的感受而让步，不能认为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让西方列强在香港继续保留某些特权和利益。“殖民化”基因该除不除，这就为今天的动乱埋下了伏笔。汲取今天香港的惨痛教训，有必要对“一国两制”规划进一步充实调整，并修改和完善基本法。只有从源头上给予解决，才能按照国家统一和社会健康进步的要求，真正把香港治理好，香港也才会完全回归祖国的怀抱。
当年和平回收香港，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和规划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一是为和平统一台湾做铺垫。在台湾短时间内无法统一的情况下，率先在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日后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示范点，同时召唤台湾人民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二是基于历史遗留原因，考虑香港离开祖国太久，香港人民习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短时间难以适应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此作为过渡期。三是有利于继续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为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助力。四是在香港等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为了更加熟悉和了解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优劣、运作、规律、经济危机等，从而为国家宏观治理和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必要的参照。以上四个方面，应该是当时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主要考量。
我们再结合今天的现实来分析。
第一点，香港受资本主义和殖民文化的影响太深，虽然回归二十多年，仍旧对祖国缺少归宿感。如果“一国两制”建立于“殖民化”“西方化”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上，必然以“两制”否定“一国”，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危及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核心利益。这样发展下去，“一国两制”不可能维系，也不可能成功。第二点，大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包括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挥作用，对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已非常熟悉，香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参照的历史作用已经基本完成。第三点，大陆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北京、上海、深圳的经济总量都已超过香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大陆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已经今非昔比。
第四点，尽管大陆不断给台湾当局释放善意，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拒绝接受一国两制。香港今天的现状，不但不能对台湾和平回归祖国起到人心吸引作用，相反，成为台独否定一国两制的口实，出现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幕后支持下，台独与港独勾结、为港独撑腰的局面。
基于以上几方面分析，对一国两制方略应该作出规划调整，坚决清除其“殖民化”“西方化”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今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只需要在大政策上保持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不变即可，而军事、外交、司法、教育、文化、新闻和宗教事务等权力，则有必要收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管理条例。相应的，对香港基本法也要做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把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统一，不利于中央政府引导掌控，不利于真正实现港人治港，不利于社会健康进步，不利于国家认同的有关法规条例全部予以修改。特别是要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意识和公民合法权利，坚决取缔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香港的任何特权。对所谓的“香港人”，应该普遍进行一次本应在回归后及时进行的国籍审查和公民身份认证，坚决否定“双重国籍”。通过正规严格的身份认证，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国籍的香港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制定的公民（居民）身份证，并且凭此具有在香港参加选举、担任公职以及享有公民待遇的合法权利。凡是没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一律不得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公民权利，更不允许参与“港人治港”，掌握政府和司法权力。一切外国组织，要进入香港设立机构和开展活动，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审核、批准和管理，否则一律视为非法，予以取缔。应该立法保障，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工作机构及其组织系统，能够合法进行各种组织活动。香港法律必须允许和保障，以香港共产党员及其组织的身份，能够光明正大地进行各种合法活动，包括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开展宣传、发展组织，并同等享有参加公职选举、用人选任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理由非法阻扰与歧视。有外国学者说，走在香港的大街上，如果不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很难感受到它是中国的土地。我们对香港付出了太多，得到的回报却太少。除了军事主权和外交主权，我们在香港的治理、管理、教育等方面，竟然没有任何发言权与参与权，导致大部分香港青年与祖国离心离德，甚至不认可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这是多么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啊！我们不能再犯宋襄公式的"仁义"，不能傻瓜似的，把香港的司法主权、文化主权、教育主权等都拱手相让。香港，不是英国人的香港，也不是美国人的香港，怎么治理和管理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务事，跟英国、美国，没有一毛钱关系，也轮不到他们说三道四。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公民的香港，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香港。就像北京、上海，并不只是北京人、上海人的北京和上海，是整个中国、全体中国人民的北京和上海。把香港治理好、管理好、发展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责任和义务，不存在除了香港的中国人，大陆的中国人就无权过问，无权参与香港事务。中国作为主权国家，香港的制度，香港的法律、外交、教育、文化和新闻舆论喉舌，必须完全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来主导。怎么管理香港，既不需要去看美国人的脸色，也没有必要看英国人的脸色。再也不要教条、幼稚、愚蠢地把“一国两制”当作撒手不管，更没有必要向外国表明我们如何遵守他们所认可的所谓“一国两制”承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绝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西方国家对我们治理香港的认同和肯定，绝不能做宋襄公式的“仁义”蠢事。
七、变危为机，清除殖民化影响，重塑21世纪的中国新香港
目前，香港遭遇回归以来的最大危机。有危就有机，危机越大，机会也越大。香港的动乱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且愈演愈烈，其黑幕背景和矛盾问题都已经充分暴露。因此，要把握有利时机，强化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强化对香港特府的直接指导，掌控局势变化，及时拿出可行方案，迅速对香港展开行动，标本兼治，多管齐下，为彻底解决香港问题提供制度和法律保证。
古往今来，每个时代的强盛，都需要在关键节点上作出英明而果断的决策，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从而开启一个时代的篇章。如今，香港一部分人闹独立闹分裂，背后还有英美势力的支持和唆使，正是天赐良机，为新时代建功立业、为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和条件。当此时刻，应该快速果断的控制香港局面，进而全面整顿香港秩序，重新调整规划“一国两制”部署，修改完善基本法，把香港的司法主权、外事主权、教育主权、文化主权、新闻舆论主权等全部收回中央政府。这样才能打破栓在香港头上的“殖民化”“西方化”枷锁，重新制定教育导向，重新整顿司法系统，废除终止外国特权，清除外国势力渗透影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起共产党在香港的完善的组织体系，积极开展基层工作，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做强做实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真正实行没有外国因素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主体制度下的“一国两制”。若如此，必将威慑港独、震撼台独、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起到凝聚民心、扬我国威的重大作用。这是重塑21世纪的中国新香港的重大机遇，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其意义将不亚于1997年香港回归！
愿东方之珠早日复归宁静，愿香港人民真正融入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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