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自由派"催生的结果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1051. 牛，破午;午，忤(牾)，不从也。

 

1052. 今天大城市的人如果能多吃山里人吃的粗粮，多干些山里人干的体力活;山里人如果也能多吃些大城市人的精米细食，多过些大城市日子，那双方的许多疾病——比如贫血、高血脂、高胆固醇和高血糖——就会消失。

 

1053. 卓，早上，闻鸡起舞，卓尔不群。

 

1054.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没有大话，更无空话，它对宋朝奢靡空洞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普世”文风而言，是无声的惊雷。《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宋朝人，甚至没有警醒明朝人，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之后，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直至邓小平时期，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都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1055. 《非诚勿扰》相亲节目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是，空谈普世的“爱”不难，但具体到爱谁，却是一个极难确定的大问题，以至有许多人终生未婚。

 

1056. 树，柳暗花明又一村。

 

1057. 好学问当通天接地。

 

　　1058. 丘吉尔是西方著名的反共反苏斗士，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与我们的党内外的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甚至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的评价比较，倒显得更为正面。1959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斯大林八十诞辰的讲演中对斯大林作了这样的评价：

 

　　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是一个精力超凡、意志坚强不屈、毫不动情、在言谈中不留情面的人。连我这个在英国议会久经锻炼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斯大林首先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讲话极为尖刻，具有准确领悟对方的能力。斯大林的这种力量巨大无比，他是历代各国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佼佼者。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象。他深谋远虑、英毅沉稳、顺情合理、睿哲智慧。他是善于在最没有出路的困难时刻找到出路的大师。此外，无论在最危急的关头，还是在胜利的时刻，他都是同样神色安详，从不抱任何幻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开创和统治的是一个巨大的帝国。这个人借敌人之手消灭了自己的敌人。斯大林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1]

 

　　丘吉尔明白，即使是反共，也得客观。这与那些患有“公知”病的反共人士相比，显然要“成熟”许多。

 

　　1059. 大音希声。最高级别的修饰词当慎用，不然就会走向反面。“文革”中人们多用“最”字以示极端重要;后来“最”字已不足以表达情绪，以至包括“林副统帅”这样也人也自造出“最最”这样的修饰语来表达感情，终成为笑话。当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是“震撼”，如此多的小事都能让人“震憾”，那碰到真正的大事——如果不能再造出“震憾的震憾”这样的语词——那人真只能是无语了。

 

　　1060.在当下中国，坚持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所谓“自由派”的每一分“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产阶级全力围堵造成的一样，今天中国排山倒海般的“毛泽东热”也是这些“自由派”催生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的。由此可以预见，中国绝对市场化“改革”失败的速度将比他们成功的速度更快。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

 

　　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应当是：右不能极右，极右会逼出“极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

 

　　1061. 1965年3月，毛泽东在《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页边对赫鲁晓夫写下这样的批语：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或者考茨基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3]

 

　　看来，苏联还是让毛泽东说着了：赫鲁晓夫执政近11年，而步其后尘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只有6年。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只摇动了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而后者则瓦解了苏联的根基。

 

　　1062. 读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心得：

 

　　1.重复，是宣传战中的有效手段。重复产生习惯，习惯产生本能。决定民众接受事物态度的并不主要是理性思考而主要是现成概念，不断重复某一概念会造成民众对其无意识的默认，并由此形成适应概念要求的习惯和本能。本能一旦形成，除非出现重大灾变的警醒，理性则对其产生的行动无能为力。

 

　　2.这种广泛用于宣传战的手段，既可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鉴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的历史条件，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部小册子中同意卡·考茨基将“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4]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5]。灌输的关键是将核心概念绕过受众的意识直接植入下意识并用重复的方式使之强行转化为行为偏好。

 

　　3.重复灌输手段的使用是有其辩证极限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可变为“真理”，但真理如果说上一千遍，也会被人误认为是“谎言”。因此，遏制“重复”手段有效性的方式是重复本身，即将对手“重复”的内容推向极端——比如“文革”中那无限量重复的“万岁”“万万岁”——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心理后果。

 

　　1063. 今天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自问今天我们学到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即使今天三十多岁同志头脑中被两极分化现实唤醒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也是在当年必修和必考的政治课上“灌输”而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迅速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吗?当然可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的把娱乐当成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放弃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后果，苏联已有前车之鉴，我们后来者不可不察。

 

　　1064. eye，“眼”，英文象形字，双眼于鼻两侧。

 

　　1065. 电视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中国清末相似，男性中“宝哥哥”——当下日本称之为“食草族”——辈出的时候，其国家也就开始衰落。

 

　　1066. 现在隔两天就要扛桶“洁净水”回家，比较五六十年代——那时家用可直取自来水，感觉人又回到了挑水做饭的时代。真不知这是生活的进步还是倒退。

 

　　1067.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支持食物转基因的专家——比如写《“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的黄大昉——们与其开许多会，写许多让百姓和笔者看不懂的论文论证转基因食物的“好处”，不如以身作则，在全国公开带头连续吃上近十年的转基因食品。如果己所不欲，而又强施于人，这样的人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1068. 关于自由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读书笔记

 

　　一、自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除了对“民主”内容的解释不同外，其形式有相当的一致，而与今天所谓“一人一票”即民主的流行看法完全相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

 

　　因此，黑格尔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6]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沃尔特‧李普曼说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得明白：

 

　　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决或着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更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

 

　　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许能赢得争论，但在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克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7]

 

　　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8]

 

　　二、阶级专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专政学说就成了国家学说的本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学说。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进一步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9]

 

　　至于专政和法制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法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但并非本质内容。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失败后，曾在1887年就学于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列宁开始思索法律和专政的关系。1906年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10]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1]

 

　　列宁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目前的“普世派”所憎恨，是因为它挑破了“法制”的本质，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资产阶级革命早期的理论家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说：

 

　　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

 

　　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12]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更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抛弃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愚腐，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他说：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13]

 

　　对美国新闻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李普曼认为宪法与自由主义者的所谓“民主”难以相容，他说：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逊教给美国人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14]

 

　　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统治的机器，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没有民主保障的专政和没有专政保卫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15]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6]

 

　　三、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7]。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中国，只承认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只有承认党对军事工作的绝对领导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不注重党对军事的领导权，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8]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9]其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也患上了毛泽东批评的“幼稚病”，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1068. 政治家们娴熟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其特点是他们善于纵火，他们还拥有比如所谓“一小时打击”这样的纵火高科技，但他们拙于控制和引导火势，结果总是引火烧身。2001～2003年美国人用枪杆子启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便是目前中亚亲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浪潮日益高涨。2011年初美国人又用笔杆子在整个中东煽起“茉莉花”动荡，其结果是亲美政权纷纷瓦解，遍布于中东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势。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再将这种“动荡”引入中国，其结果将是在东亚，至少在中国就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20]的政治形势。

 

　　1069.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及世界各地的亲美“公知”们，真的需要读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象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21]分别于1943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22]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

 

　　李普曼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他的学术地位长期受到二战后决心向美国复仇的英国人——为了不让美国人了解——以所谓“美国新闻评论家”[23]定位的刻意淡化。早在1943年李普曼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一书就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4]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25]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26]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27]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28]

 

　　至于欧洲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李普曼分析说：

 

　　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所有欧洲人都看到，他们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间，即使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却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苏联力量将挫折而崩溃的这种政策，是执行不了，是不能顺利推行，是必然要失败的。[29]

 

　　欧洲主要的民主国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国家在内，它们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苏美之间保持势力平衡，也就是成为苏美冲突的调解人。从最坏的方面去看，它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种状态中，以便逃脱被苏联陆军蹂躏和被美国空军轰炸的双重灾难。[30]

 

　　我们决不可自欺地认为，我们在对苏冲突中率领着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线。[31]

 

　　李普曼还用刚刚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明遏制战略的不可行，他说凯南这些人：

 

　　他们记得张伯伦先生对波兰提出保证以遏制希特勒的尝试。他们记得赫尔先生在中国遏制日本势力范围的尝试。他们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对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会不及时和份量不够的，全线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发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战略主动权缴了械，分散我们的力量而毫无获得决定和解决的前景，并且最后会意味着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32]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凯南那种用善恶判断敌友的“遏制”战略是荒唐的，并建设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显然成为后来尼克松、基辛格引导美国走出困境的认识基础。他说：

 

　　依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即“遏制”苏联的结论——引者)是没有根据的。外交史本来就是对手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它们并不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也不响应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尽管如此，历史上是有过解决安排的。有些解决安排维持得不很久，有些维持了很久。作为一个外交家而认为对手和不友好国家之间不能达成解决，那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国家，享有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响应地共同的呼吁的话，外交家将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对一个存在着对手国家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就是组织一种力量均势，使得那些对手国家，不论怎样缺乏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和不响应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这就是外交家所说的解决对手国家之间冲突的含义。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将不再是对手，而都会被改造为具有同样的思想和要求。这是意味着，不论这些国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识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势将使它们认识到进行侵略是要吃亏的。[33]

 

　　最后，沃尔特·李普曼对凯南的“遏制”战略经过上述破立兼顾的批判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

 

　　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34]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35]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今天的美国政客们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如没有“断臂”决心，果断改换素食“食谱”，其结果将是“综合并发症”即作为帝国的美国全面衰落。

 

　　1069. 前几年有在美国的同学电话中说他拿到了绿卡，我说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豪华游轮。

 

　　1070. 仙台有仙，福岛无福。

 

　　说仙台有仙，这是因为在2011年日本发生“311”地震海啸中仙台首当其冲，尽管遭遇九级大地震，但在仙台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的鲁迅纪念馆仍完好无损[36]。

 

　　说福岛无福，这是因为在福岛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大面积核泄漏，而且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拥有的六座核反应堆用过的燃料棒中都含有可用来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钚”。同核燃料铀相比，钚的毒性更大。钚泄漏后不会很快消失，其半衰期高达2.5万年。铀-235的半衰期则高达7亿年。[37]2011年3月29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承认，日本福岛核电站已经出现了核燃料外泄事故，并称将全力以赴阻止核泄漏蔓延。[38]3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29日下午在对福岛一号核电站1-4号反应堆排水口的海水进行检测时，检测到在距离排水口330米处的海水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碘131，是平常含量的3355倍。[39]

 

　　据日本警察厅截至4日20时的统计，此次地震海啸已造成12259人死亡，15315人失踪，还有约16.6万人在避难所生活。大地震导致日本列岛“部分沉没” 日本可能变得“更窄”，约有443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地震和海啸后沉入水中，“地图可能也要修改”。[40]调查显示日本东北重灾区震后地面严重下沉，最大为84厘米。[41]日本大地震海啸海啸在岩手县宫古市重茂半岛登陆时，高度一度达到38.9米。[42]

 

　　福岛无福，殃及他国。3月14日，正在日本救灾的美军舰队上有17人遭到核泄漏辐射。由于探测到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军第七舰队已重新调整舰只和飞机部署，以避免遭受更多辐射。[43]3月15日改变航向，驶往远离灾区的日本海。同时，“里根”号航空母舰也已经远离福岛县附近海域，驶往外海。[44]

 

　　3月29日英国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检测出放射性碘，据信这些放射性物质来自日本受损的核电站。由于日本核泄漏，苏格兰、冰岛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报告称发现类似的低含量放射性碘。[45]同时，美国至少10个州，[46]中国“除西藏外其它省份均监测到放射性物质”[47]。4月4日福岛一号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将1.15万吨放射性超标100倍[48]的污水排入海中，以便为2号机组积存的高放射性污水腾出储存空间。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强调，严峻事态仍在持续，但目前没有防止泄漏的具体措施。[49]

 

　　4月8日晚，日本气象厅称，3月份日本列岛发生的6级以上地震达到77次，其中74次发生在地震灾区，属于余震，这一次数是过去三年间月平均次数的50倍。气象厅发出警告说，该国有20座火山因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活动已经变得活跃。[50]

 

　　说福岛无福，还由于紧随福岛核电站核泄漏是西风直吹，以至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舰船无法向日本靠近。更有甚者，日本3月11日大地震引发的巨型海啸将逾20万幢建筑物卷入太平洋后，大片垃圾正漂往美国西海岸。这批巨大的垃圾面积据估计相当于3个德克萨斯州。有报告称，汽车、拖车、船只和整间房屋正在太平洋公海上漂浮;有美国海洋学家甚至预测，仍然穿着鞋子的人体断肢，将于1至3年内漂至美国。[51]

 

　　1071.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抛出“两国论”，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9月21日，台湾便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相隔时间为76天。

 

　　2010年12月3日，日美两国在冲绳东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传达出明确的核信号，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被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52]三天后即3月11日，日本便遭遇了9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漏与大面积核污染。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日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在中国东海的战略安排匆匆收场。军演与地震前后相隔时间为67天，与石原讲话相隔时间为3天。

 

　　这次日本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

 

　　4月6日日本防卫厅首次公布了一份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报告指出，中日之间有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中国大陆也正在提升遏止“台独”等多项目标的能力。[53]4月7日，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近海7日23时32分发生里氏7.4级强烈地震，东京有震度3级强烈震感。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上越新干线、长野新干线自动停运。[54]二者相隔时间为一天。

 

　　中华天命。

 

　　1072. 日本“311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来自海啸和地震，人祸来自核泄漏。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长期追求的目标。对前者，我们已有学人“伸出温暖援手”[55]，表示“大爱无疆，有难同当”[56]，对后者，我们不能忘记要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57]九级大地震毁灭了日本的核储备，重挫了日本的核能力。

 

　　1073.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海啸和地震震出了福岛一号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使用的是铀钚混合型燃料的内情，这说明东北亚“核查”的对象不能光是朝鲜，还要包括日本。所谓“朝核问题”应改为“东北亚核问题”。

 

　　1074. 人生多不输在极限，而是输在底线。

 

　　1075. 日本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踏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日本右翼势力搅局亚洲除去了心病。

 

　　注释：

 

　　1.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转引自[俄]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著，徐日翰等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3.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批语”(1965年3月11、17、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4.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5.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6.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34页。

 

　　7.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75页。

 

　　8.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25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26、327页。

 

　　10.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4月6日-1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6页。

 

　　1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

 

　　12.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160页。

 

　　13. “托马斯·杰斐逊：“致约翰·科尔文(1810年9月20日)”参见朱曾文译：《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4页。

 

　　14.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05页。

 

　　1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7.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18.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1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20. 这里转借毛泽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页。

 

　　21.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 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 页。

 

　　22. 乔治·福斯特·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年2月16日~ 2005年3月17日)，美国“遏制”政策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 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 美国前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2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24. 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25. “X先生”，即乔治·福斯特·凯南。

 

　　26.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27.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

 

　　28.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29.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30.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9页。

 

　　31.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页。

 

　　32.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33.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5页。

 

　　34.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35.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36. 《仙台市鲁迅纪念馆未受损》，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3/12/9732589.html。

 

　　37.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最危险隐患：大量核武原料“钚”》，http://world.people.com.cn/GB/14183079.html。

 

　　38. 《日官房长官承认福岛核燃料已外泄 称事态相当严峻》，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5058.html。

 

　　39. 《日福岛核电站排水口海水被测出高放射物 超标3355倍》，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8075.html。

 

　　40. 《大地震导致日本列岛“部分沉没” 日本可能变得“更窄”》。

 

　　41. 《日本东北重灾区震后地面严重下沉 最大为84厘米》，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4/1631823.html。

 

　　42. 《调查显示日本大地震海啸登陆时高度达38.9米》，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4/1632562.html。

 

　　43. 《驻日美军舰队17人遭核辐射 用肥皂洗浴后去除》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62234.html。

 

　　44. 《美援日舰队因担心核辐射驶离地震灾区》，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64132.html。

 

　　45. 《外媒称英检测到微量放射性碘 据信来自日本受损核电站》，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6805.html。

 

　　46. 《美国至少10个州检测到微量放射性物质》，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3/1596068.html。

 

　　47. 《我国除西藏外其它省份均监测到放射性物质》，http://env.people.com.cn/GB/14301773.html。

 

　　48. 《俄罗斯之声》网站的报道转引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称“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反应堆流入太平洋的废水中的放射性碘-131含量超标750万倍”。http://chinese.ruvr.ru/2011/04/05/48468945.html。

 

　　49. 《日本开始向海中排放超标污水》，http://world.people.com.cn/GB/14314257.html。

 

　　50. 《日本文部科学省称日本可能再遇9级以上地震》，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4/1617330.html。

 

　　51. 《日本海啸残留巨型垃圾堆漂向美国 大如三个德州》，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4/1617634.html。

 

　　52. 《石原慎太郎称日本须发展核武器应对中国威胁》，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3-08/1530636615.html。

 

　　53. 《日防卫省报告称中日两国存在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14336631.html。

 

　　54. 《日本灾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http://world.people.com.cn/GB/14336807.html。

 

　　55. 《专家：超越道德和解历史 向日本伸温暖援手》;(原题：《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3/1565984.html。

 

　　56. 刘江永：《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3/1560269.html。

 

　　57. 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