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战的高潮期已经到来（上）

  

 

去年中以来，深沪股市经历了一轮暴涨然后暴跌的过山车走势；推动股市迅速转换的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绞杀战呈现出既白热化又残酷的特点。股票市场作为我国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领域，其投机活动的鼎沸，在金融战无时无处不在的背景下，也是中美金融战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金融战的后果对我国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这场金融战的现实环境、特点和对我国国家战略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以飨读者。

 

美式全球“剪羊毛”模式的确立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 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当时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倍。

 

与此同时，日本的股票市场也开始了上涨的历程。到1989年12月底，东京证券交易所当年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指数高达38915点。到1990年10月，日经指数已经跌破20000点，1991年上半年日经指数有所回升，下半年跌势更甚，1992年4月，日经指数跌破17000点，引发市场恐慌；8月18日降到14309点，回归1985年的水平，从1989年底的最高点下跌60%以上。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升降历程大致与日本股市类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美国产业空心化过程启动、美国经济开始转向金融化的关键时期。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和舆论手段，操纵日本金融市场的演化进程；也就是通过先将金融市场的种种价格哄抬起来，捧入云端，然后再大规模地猛烈做空，推入深渊；不仅通过买空和卖空获取暴利，而且在市场暴跌的底部开始大规模的对日并购活动，进而强化对日本的经济控制。美国华尔街资本对日本的国民财富掠夺和产业并购控制的成功，不仅为美国全球“剪羊毛”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而且成为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开端。

 

美国华尔街资本收割日本的模式，在经过必要的提炼和加入信用杠杆之后的1998年，又被成功复制应用到俄罗斯、东盟国家、韩国和第二次应用到日本身上，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事件。通过这两个所谓的金融危机，美国的全球剪羊毛模式的金融生存最终奠定。通过金融市场的对这些国家资本的绞杀战，美国华尔街资本的全球循环能够更快、更大规模地获得金融市场的利润；无论如何，通过金融欺诈和抢劫比诚实的劳动生产积累，来钱要快得多。特别是俄罗斯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天量财富，为美国华尔街资本的全球“剪羊毛”活动的常态化添加了最强有力的注脚。

 

股市的金融功能和投机活动

 

股市的金融功能在于，将闲散短期的个人资本，聚合成长期的规模资本。上市公司资本的长期化和规模化，是通过小额的短期资本接力以及聚合形成的。比如100元一张无限期的股票，也就是100元的社会闲散资本通过股票的发行程序，开始进入上市公司，转化成产业资本，从而开始社会生产与流通过程。但是很少有这种持有时间无限延长的资本提供者，长期资本由中短期资本在时间上的这种接续与合成，是通过股票转让实现的；有人持有一天或者几个月，转卖给下一个人接手，接手的人持有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再继续向下转卖，直到公司清盘和股票注销。这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或者社会组织的持续接力机制。而上市公司筹集长期资本来源的规模，少則几亿，多则几百亿，也就是发行时面向不确定多数的股票购买者，将股票全部销售出去，上市公司获得大额的长期资本来源；然后所发行的大批股票在一个个不同持有期限的人或者社会组织之间转手。这种由大量的小额的中短期资本向大额的长期资本的聚合与接力的过程，就是股市的金融过程，它既是一种资本的社会筹集和组织体系，又是不确定多数人参与的社会过程。私人和企业占有的闲散资本通过金融过程向产业领域融通和配置。

 

而股市的投机活动的产生，却是基于人们对股票的估价或者报价高低的差异，也正是有心人注意到这种差异，从一批低报价的卖方手中买进，然后等待股价上涨起来，再卖给另一批高报价买方。投机或者资本循环是指某个人或者公司投机者利用了买卖双方报价的不同而为自己谋利。以后股市参与人众多，规模变大，就开始垄断或者做庄坐；也就是在股价波动的低谷区域，他们成为市场中绝大部分卖方的交易对手，而在股价波动高峰区域，他们又成为市场中绝大部分买方的交易对手。垄断者和庄家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和独有的市场交易关系垄断地位，不仅控制价格升降，而且控制消息的适时释放，进而影响他的对手们的行为。比如在下跌时唱空，释放利空消息，导致股市散户低价卖给自己。再将股价做上去之后，释放利好消息，吸引散户人群来高位买进自己的巨额抛盘。于是股市因此反复升降循环。

 

股市的金融功能和投机活动，是股票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的不同侧面，两者相辅相成，金融资本在其中循环和运动。

 

美式全球“剪羊毛”模式运行的前提

 

美式全球剪羊毛模式在日本的确立以及在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国家、韩国的复制并改良，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华尔街资本在全球市场的这种寄生存活模式的实际运行是有前提的：

 

　　1、以人类经济融合和生存相互依赖为内容的市场全球化。在近现代以来，以美国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是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在二战以前的全球化是以英国资本为主导的，英国资本在全球殖民地市场占据主导或者统治地位。而在二战后，随着美国在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资本在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从而美国资本在全球自由循环和运动。

 

2、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全球金融深化进程的展开。在二战后的初期，美国资本通过所控制的美国政府，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等国际经济秩序架构，将它们的资本价值观强加到世界其他国家头上。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开始转向金融化的之际，美国资本价值观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市场架构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传播和泛滥，而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美国华尔街资本在全球传播金融自由化思想。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泛滥，不过是美式的资本价值观披上形形色色“创新思维”的外衣在全球渗透和传播，进而改造所在国的市场人群的所谓“市场观念”。金融自由化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全球性的的金融深化进程，这种进程以汇率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各国的金融体制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惯例接轨为基本内容。金融深化或者金融自由化的实质，不过是实现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自由循环和跨关境无阻碍运动，以方便美国资本对所在国资本的自由绞杀和所在国财富以利润的形式向美国华尔街转移。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以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市场体制向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制并轨为前提的，关键性制度与环节的并轨程度越高，就越会成为美国资本的洗劫的首选对象，被美国资本的洗劫就越重。

 

中国金融深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随着我国赴美留学潮的兴起而向我国社会传播。留美归来的经济学“海归”们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盲目的“邯郸学步”境地而成为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不乏美国各式基金会代理人、甚至是美国中情局的木马，开始占据我国政、商、学和舆论界的要津，其他们打着改革和顶层设计的名义，在政界照搬照套美式经济政策工具而不究实质，在商界推行美国商业价值标准和惯例，在学界大肆进口美国经济学而食洋不化，在舆论界掀起一轮轮舆论热潮，鹦鹉学舌，竭力推动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向美式体制并轨。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我国国内要求加入美国主导的经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惯例结果的呼声此起彼伏、甚嚣尘上，与大洋彼岸国家的华尔街资本的全球金融战略推行遥相呼应。这些中国“芝加哥男孩”却对对美式体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束手无策并且自欺欺人。于是关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时间表”早早拟定、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已经放开，呼吁贷款利率市场化并且积极筹备筹备、QFII制度和融资融券制度的创立、期货和期权市场的构建等等。不过即使他们做得如此辛苦，大洋彼岸仍然不满意，连年以“汇率操纵”为由压迫中国政府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自由汇兑为由，要求解除阻碍美国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资本项目的管制政策。

 

“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根源

 

经济的本质，是为了千千万万社会大众的生存，因此离开民生问题谈经济，也就是无的放矢。中国的芝加哥男孩们对此是毫无认知的，他们只能在西方的所谓“经济学逻辑”里面绕圈圈、走迷宫。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的压力最重。只有保持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规模，才能保住就业，最广大的老百姓才有饭碗。这也就迫使国家每年必须用新的投资，开办新的企业，从而替代倒闭的企业！不管是哪个政府，不管是谁来主管经济，都得优先考虑就业问题和民生问题！

 

“一带一路”，我们或许更多地重视其国家战略意义，但是未必对其经济意义给予重视。近年来,我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方面是为了推动欧亚大陆内部的经济融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向周边国家转移过剩产能的同时合作开发这些国家的资源，在原料和市场两个层面扩展中国经济的循环空间。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国内资源已经不堪支持目前的庞大工业能力；我国每年从海外进口大量资源，就是为了喂饱尽可能多的全国的机器设备。另一个方面就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消费市场，也就是为我国的过剩工业产能寻找商品和服务的销路。部分基础产业外移，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融合，就是为了获得新的资源和市场。保持7%经济增长成为新常态，就是为了竭力维持庞大的工业体系运转；李克强总理之所以成为海外工程推销人，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工程订单，另一方面就是大批工程和技术人员进行劳务输出，为本届政府在国内就业问题上喘口气。

 

其实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被国内一些媒体反复炒作和熏染，是这些媒体背后的资本势力的刻意推波助澜，是“中国崩溃论”的翻新炒作，更是这些资本势力又一次“预言催生现实”的拙劣演绎。一旦失业人群扩大，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维持，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至，国内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乱，中华复兴梦就成为泡影。

 

去年以来我国金融战略相对于产业战略的错位

 

而“一带一路”战略的遂行，却是以我国工业的军民融合和“工业2025”战略为基础的，也就是运用我国目前掌握的最先进科学技术去武装我国工业产业链，以军工产业为龙头率先应用这些技术，进而推动我国高端工业和基础工业整合、工业产业链体系上下游一体化和标准化，中国工业制式逐步成型成熟，进而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对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赶上和反超。

 

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和“工业2025”战略的遂行，都是以大量的资本投入为基础的。去年的以来的股市上涨，其真实的意图本应在于恢复股市的金融功能。如果去年以来的股市能够发展成为震荡攀升的温和牛市，而且这波牛市能够持续几年，我国的社会大量闲散资本通过股票市场，就能够进入产业领域，向军工企业和工业链上下游整和融合节点的企业补充长期资本来源，形成规模宏大的产业资本，同时加快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步伐，我国的工业国力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中获得大幅提升，为中国新军事变革提供鼎力支持，举全国之力推进中华复兴进程。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上证综合指数从2000点附近直驱5000点以上，而我国的军工企业和工业整合与融合节点企业的上市与扩容尚在规划和准备之中。这就造成了新股发行有限，而股市投机盛行的局面，社会资本向产业领域的融通不仅无法持续，而且还会因为股市的大幅波动受到阻碍。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在一定的时间内，数量尽管庞大，依然是有限的。在特定时期，垄断者和庄家是能够控制买方市场形成或者卖方市场形成的，比如在价格升降低谷区域，他们又是市场的绝大多数人成为卖出者，而在价格波动的高峰区域则反之。也就是在军工企业上市之前，我们的股民可能被高涨的市场诱惑，高价区买入股票从而被套在高位，而等到军工企业大规模上市发行新股的时候，市场却处于低谷区域，市场恐慌在中小散户中间蔓延，他们不仅不能成为新股发行的买入者，反而在恐慌中持续逃离市场。社会闲散资本向产业领域的融通路径被实际上阻断，产业领域的长期资本形成和流入萎缩滥觞，导致军民融合战略夭折。

 

任何国家的股市都是有管理的市场，而不是失去国家底线的完全自由的金融市场。社会资本运动在金融的筹集长期资本层面发生梗阻，将我国的产业整合与升级拖后几年，因为可能在几年后我国股市的中小参与者才会重拾信心。而当前的股市的回跌一方面是因为资本的本性使然——投机赚取股市差价；另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层对市场杠杆投机活动放任，导致股市在暴涨之后又回头暴跌。更有甚者，在投机性市场的价格高峰，将股市的上涨与国家公信力关联（国家牛市），而在暴跌之后还是将救市的责任再次归于政府，从而将大资本的投机活动的后果向政府转嫁，持续摧毁政府公信力。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在去年的股市飙涨之际，这些将大资本投机操纵市场与政府管制关联起来的人们当时在干什么？

 

去年以来我国股市发展路径，说明我国的金融战略与产业战略开始错位，实际上在对我国的“工业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待续）(本文作者清湖渔夫系和讯博客著名博主、和讯评论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清湖渔夫；

　　《金融过程与利率双轨制》，清湖渔夫；

　　《利率市场化与新经济自由主义》，清湖渔夫；

　　《石油美元本位制与美国资本的全球循环模式》，清湖渔夫；

　　《欧亚大陆内部合作不断加装新引擎》，清湖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