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人民公社制度，曾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斯蒂芬·恩迪卡特（Stephen Endicott）的《红土地：一个四川村庄中的革命》（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是一本以有趣笔触详细记录这段历史的村庄研究。此书指出：尽管中国从未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中国进行的一些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尝试，即使是在很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也是取得成效的。大跃进饥荒并不是由那些共产主义要素导致的，而是因为在进行快速制度实验的同时，政府又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调离农田，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氛围又助长了粮食产量浮夸风，结果雪上加霜。大饥荒被错误地归咎于一些具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如按需分配），导致这些实验被抛弃和妖魔化。

 

 

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曾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斯蒂芬·恩迪卡特（Stephen Endicott）的《红土地：一个四川村庄中的革命》（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则是为数不多的，以有趣笔触对此进行详细记录的一本村庄研究。因此，这本书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生，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甚至为建设后资本主义新社会的行动家们提供了洞见。虽然不少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可持续，但还是认为，人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不可能成为现实”，并且认为，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失败的一个例子。然而《红土地》却指出：尽管中国从未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中国进行的一些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尝试，即使是在很不尽人意的情况下，也是取得成效的；而且它们之所以被抛弃，并不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的不可行。本文将从书中关于公社时期的部分切入，回顾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经验，并思考它对如今各种反资本主义行动的启示。

 

恩迪卡特的观点

 

恩迪卡特出生于30年代上海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随后在四川生活了十三年。他属于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基本持肯定态度的研究传统，和韩丁、柯鲁克夫妇、米达尔等西方观察者一样。恩迪卡特在《红土地》一书中，除了引用官方记录中的信息以及呈现于27张图表中的大量数据外，还和韩丁的经典著作《翻身》、《深翻》一样，对当地村民和干部进行了访谈，并在书的结语中对访谈进行分析 。他回顾了从1980年到1988年期间，几次探访马高桥村后，观察到的村里四十多年来的变化。在1980年，他写道，“……很显然，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时期，生产力取得了质的提高，十分成功地将剩余劳动力转变成为经济增长的资本。虽然公路、铁路、水渠、水库、鱼塘、开垦的荒地、新果园、平整的田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绩效并没有记录在帐薄中，从统计的角度说，它们不曾存在过，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在那里，人人都能看到”。

 

不过，虽然马高桥村有了这么多的发展，“从住房和消费产品方面来看，个人的生活水平在40年中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让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都理解这是他们在帝国主义势力威胁的条件下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贡献的一种代价”。同时，恩迪卡特也注意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取得巨大提高，还有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替代“旧思想、旧行为”方面有了一些进步，而这方面的进步“已经足够成为推动平等，社会正义，妇女解放的持续动力”。在此我想顺便指出恩迪卡特低估了后面的三点——这应该是共产主义的中心目标——在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述之后单独列为一段，似乎是把它们归类到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而次于马高桥村“经济基础”的变化。

 

该书以一个乐观的结论收尾——“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斗中，重心又转到较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恐惧，即“一个新的富农阶级”也许会战胜“集体利益”。这把富农视作是对中国村社及其较穷的成员的主要威胁力量，同时还把问题的构架定义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斗争”，这两点都指向公社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共有的在理解公社方面的理论混乱。我接下来将恩迪卡特关于马高桥村的一些研究记录和其他相关的资料结合分析，指出中国农村“人民公社”中所存在的共产主义因素，对“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同时，在关于用什么替代现有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通过总结公社的正面和反面启示，来给我们提供参考。

 

1958-1961：大跃进和两路口公社的形成

 

恩迪卡特对于大跃进的记录，一开始就突出了1957年国际局势的恶化和大跃进对什邡县两路口乡农民影响的具体联系。在粮食站——以前的火神庙——农民把他们的粮食挑过来卖给政府（当时的垄断买主）。共产党在过去贴对联的地方，写下如是标语：“看五大洲反帝运动不断高涨，帝国主义势力正在日益衰亡”。恩迪卡特评论道

 

“把这个看不见但令人振奋的外部革命世界和农民的粮食联系在一起的，是标语中间的毛主席像。通过地方的广播系统，每个人都对毛主席的话耳熟能详…： “等到我们能生产出三千万吨钢…当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去和美国谈判”。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美国有一段短暂的缓和关系后，中国高层的领导人们有了些许安全感，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修改国家预算，减少军队的规模，把财政支出的重心由发展军事和重工业，转移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部分是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将发展国际贸易作为新的资本来源（之前美国对华禁运阻碍了中国与多国发展贸易）。不幸的是，“1957年美国对华政策突然变得强硬使中国的领导人陷入短暂的慌乱中，计划告吹”。同时——部分对于之前中美关系缓和的回应——苏联开始对中国抱有敌意，拒绝帮助中国建设核威慑力量，并且要求中国立刻还债（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对华支援）。“为了应对新的局势，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的高层领导，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大跃进运动’来动员尚未充分利用的农民劳动力，通过公社和民兵组织来实现农业革命…他们还呼吁通过地方创新，来克服中国技术落后的问题…力图在十五年内达到英国工业的水平”。

 

恩迪卡特叙述了两路口乡的领导人如何模仿了当时被中央推广为样板的北方“人民公社”，决定将全乡范围的耕地、牲口、机械等生产资料联营为由一百多个生产队组成的公社，每队有三四十户，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由公社免费供给。此外，每月的工资则由民主选举出的会计，根据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的工作表现来决定。公社开办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和“其他集体福利措施，将妇女从沉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男女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得到工资，并且可以得到诸如大米、油、盐、大豆、酱油、醋、蔬菜等补贴”，还能得到免费“衣物、药品、助产服务、甚至理发服务”。这些变化当时被称作“由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逐渐转化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开端”。

 

这些“绝对平均主义”通常被说成是造成饥荒和公社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了解国家一直从公社那里获取大量的粮食和劳动的话，就能发现这种解释的荒谬之处。在大跃进期间，有三个因素一起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氛围：“超英赶美”（和用粮食来偿还对苏联的债务）的压力，对报道高产量的干部进行奖赏的惯例，以及一种对农民群众自身热情的信仰，即毛泽东及其跟随者认为，热情可以使农民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合作，从而提高产量（甚至在许多地方没有现代农机的情况下）。在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下，省县政府向公社施压，使其虚报浮夸产量，并出售超出他们可承担数量的粮食——甚至在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之后。马高桥五队队长王道全回忆说：

 

[在1958年末的]有一天，邓园明，我们队的会计师，去公社报道我们的粮食产出。他告诉他们粮食产出是500斤一亩。他们不接受，说：“不对，这个数不对，你过不了关。”……所以他只好说“好，好，那就是1000斤一亩吧。”他们这才过得了关……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那些可以展示最好成果的人，更有机会成为劳模或者当官，这就是另一种竞争……

 

可见，导致饥荒的原因包括中国与美苏的军备竞争，还有各级官员对升迁的追求。这两种力量使得国家对农民征集粮食压力增大、专制行政倾向加剧，以及在此专制和高压的情况下，试图进行急速实验性的“共产主义”制度创新。

 

除此之外，导致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工业化的混乱开端。 在国家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像全国各地的大炼钢铁运动，突然将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建设上，因此加剧了饥荒。同样被大量宣传的事实是，在这样的运动里， “土法炼钢炉”制造出来的钢铁，很多是报废的。然而在什邡县，这场运动的确对全县的长远发展起了正面作用。除了“获取技术知识和社会组织的新技能”，钢铁队在山里发现了煤、石灰石、磷，而数月之后，他们就修建了县里第一条铁路，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开始把那些稀有资源托运出大山，为什邡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考虑到在铁路出现之前，该地的运输方式主要是靠扁担，而今“每个火车头可承担的重量能够抵上1000个农民用肩膀所能够承担的重量”。

 

1962-1982：二十年相对平等的发展

 

虽然恩迪卡特没有用这种表达方法，他和其他观察者所提供的记录说明，造成饥荒的主要成因，是政府在要求比之前更多的粮食的时候，却突然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往往是计划得不好和无效的）农村工业化运动中。同时，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严重的洪灾、干旱、虫害影响了中国60%的耕种地区——不包括什邡）。然而，毛泽东当时的右翼对手以及各地的反共产主义者，同样都把责任归咎于公社的“乌托邦主义”社会实验。改革开放后，中共给这种解释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声称，中国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而这个说法为取消公社制度以及市场化改革建立了合法性。但他们观点的要旨与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很相似，即局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搭便车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和邓小平主义者都提倡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训群众，让他们成为勤劳的生产者，合适的消费者。如政治科学家奥斯特罗姆和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许多社会在没有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做得更好（至少在平均寿命和可持续性方面）。

 

“走资派”和毛主义者当时有所妥协，允许公社继续存在，但它们比较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方面被剥离或者压缩。许多公社为了应对危机早已抛弃了那些实验，但国家也助长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重新放开“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正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往往被忽视的是，他所说的“老鼠”所暗指的并非是农民的利益，而是指为城市里的市民、军人、官员所提供的便宜的粮食。）后来，受到毛主义诸如“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激发，两路口公社又恢复了原来的尝试，即试图把平等、按需分配、参与式管理等共产主义理念与劳动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为了在完成国家配额的同时还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劳动激励仿佛是不可或缺的。

 

结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引述了恩迪卡特将马高桥的历史转折界定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斗争”的描述，以及他对于一个新的富农阶级将会压倒集体利益的担忧。我认为这些观点表明了中国农业公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共有的理论混乱。如上文所述，恩迪卡特提供的数据使我意识到，决定马高桥的盛衰（个人方面也好，集体方面也罢）的主要因素是农民阶级与发展型国家官僚阶级之间的一种阶级斗争，后者在此斗争中的主要考虑因素是：一、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防御竞赛，二、中国官员对个人晋升的追求，两者都驱使中国官员通过剥削农民来快速发展生产力 和破坏力，从而引起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的命运似乎和国家从他们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压力波动息息相关，取决于国家对粮食和农业投入如何定价，农民必须生产和上缴多少粮食和其他产品，以及政府要求农民提供多少低报酬的劳动来为基本建设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恩迪卡特的《红土地》和其它的资料文献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至少部分“人民公社”具备了一些具共产主义性质的要素，而它们的建立当时被理解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二、大跃进饥荒并不是由那些共产主义式要素导致的，而是因为在进行快速制度实验的同时，政府又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调离农田，甚至在加大征粮数量时依然如此，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氛围又助长了粮食产量浮夸风，结果雪上加霜。

三、大饥荒被错误地归咎于一些具共产主义性质的实验（如按需分配），所以这些实验被抛弃和妖魔化。

四、在公社时期，主要粮食的产量和亩产量、农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品的产量一直都有增长，公社末期（1977-1982），有些产量增幅甚至超过分田到户以后的数字。

五、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大国（比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迫使大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或者试图将国家建设和共产主义实验结合起来。如果资本主义大国内部不爆发革命的话，完全和真正的共产化大概是不可能成功的。

六、期间，如《红土地》这些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记录为我们未来组织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Endicott, S. L. (1988). 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 IB Tauris；原文载于《中国左翼评论》及《三农中国》，破土有所编辑。原文题为“A Commune in Sichuan? – Reflections on Endicott’s Red Earth” ，英文原文刊于China Left Review第三期2010年，中文原文刊于《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