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力：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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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以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为标志的“三高”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展示给世人的耀眼光环，它们也一直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努力追赶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经济停滞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发达经济体或将步入“高收入陷阱”。

 

　　“高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持续停滞，既无法在工资等方面与中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找到技术进步的新突破点，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步入“高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其一，经济增速在低位徘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行将失去“发达国家”身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至今未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其二，投资持续低迷。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大量外流，国内投资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更是在低位徘徊，无力推动经济复苏。其三，失业率居高不下。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失业率长期处在6%以上的高位，欧元区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个别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0%以上。其四，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两极分化日益加重。在过去20年间，西方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少数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精英积累的财富不断膨胀，而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两极分化日益加剧。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随着失业率的攀升和因财政紧缩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民众的社会幸福感大大降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人均收入低于危机之前的水平。

 

　　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呈常态化趋势

 

　　发达经济体陷入“高收入陷阱”与其经济停滞有直接关系。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普遍陷入严重的停滞状况，且呈现常态化趋势，表现如下。

 

　　其一，制造业严重萎缩，投资机会几近为零。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为了摆脱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率高企并存的“滞胀”困境，发达经济体纷纷借助投资、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加工制造业迅速萎缩，经济增长的国内投资动力和基础丧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贸赤字剧增。在制造业衰败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换代无从谈起，投资机会几近为零。

 

　　其二，经济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无力支撑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已经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已接近80%，但是服务型经济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非常有限。服务型经济以咨询、通信、金融、餐饮、旅游、家政、娱乐等服务活动为主，对投资的需求很小。

 

　　其三，人口老龄化严重。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欧盟27国中，目前平均由4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支持1个退休人口。根据联合国及欧盟的预测，到2050年时，这个比例将降至2∶1。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大。人口老龄化带来严重后果：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使在岗劳动者的税负加重，引发社会矛盾；养老福利开支不断增大，加大政府债务负担，引发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消费能力大大减弱，难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人口老龄化导致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能力衰退，国家竞争力受到削弱，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其四，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虽然实行了覆盖面很广的福利制度，但是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少数金融和技术精英占有社会的绝大多数财富，而政府的税收政策却很难将其转变成公共收入。结果是：一方面少数人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人群数量不断减少，需要政府公共开支加以照顾的低收入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债务包袱越滚越大，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两极分化的后果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为削减赤字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又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其五，政府债台高筑。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财政被选举政治所绑架，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取选票竞相作出超出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承诺，结果是许多国家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大超过规定的警戒界限，酿成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对经济衰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六，政府经济调控能力衰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和停滞。为了使经济摆脱衰退和停滞局面，发达经济体政府将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全部用上了，且达到了极致。主要措施有：救助大银行大企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禁止跨国公司逃税、吸引外国投资、实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贸易保护等。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且呈现持续停滞态势，随时可能陷入新一轮金融、债务危机。

 

　　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首先，发达经济体实行的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极少数私人大资本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由高收入阶层滑入中低收入阶层。

 

　　其次，西方发达经济体实行由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构成的政治制度。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导致经济持续停滞，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枯竭，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下降。

 

　　最后，西方发达经济体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无视西方发达经济体生产高度社会化和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乃至全球性的实际，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政府职能，宣扬最无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同时无限夸大市场的作用，将市场视为一个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裕的唯一通道。在其影响下，西方发达经济体大力削弱政府职能，积极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形成了过分偏向市场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对私人资本的经济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失衡状态缺乏有力调控，对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难以有效化解，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常态化，社会成员的高收入难以为继。

 

　　西方发达经济体一直以来以经济发达、物质繁荣、收入水平高、福利制度完备傲示世人，对它们的价值观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充满优越感，竭力向别的国家推销。现在，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这一事实严重挫伤了发达经济体的自尊心，也使他们一贯吹嘘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黯然失色。深入研究和思考发达经济体掉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少走弯路，有助于我们扩大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