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人“劝进”之后，希拉里“千呼万唤始出来”，宣布参选总统，美国2016年选战至此才可说是正式打响。毫无疑问，“中国问题”将成为双方争论、借用的热点。殊不知，中国本轮“躺枪”早已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沈大伟的“突变”。】
3月初，美国中国研究主流人士沈大伟（David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以“中共末日论”（TheComingChineseCrackup）[1]一语惊人。身为“知华派”的沈大伟如此危言耸听，中外舆论哗然。4月2日晚沈氏在华府演讲，仍称其客观，论据充实，对中国不存恶意。
迄今为止，沈氏的前言后语所引发的争论和批评，均聚焦沈文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误读”和“误判”，而忽略了沈文发表的主要对象——美国读者这一基本事实。
首先，沈文见报正值美国2016年大选前夕，不仅延续了“美国选战、中国中枪”的传统，更开创了由学者挑起“中国问题”的先河。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每次大选几乎都拿中国说事，而美国人在选战中所谈论的中国，往往与中国的现实干系不大，真正的目的则是攻击选战中的对手。比如，里根1980年大选时，受保守和亲台势力的影响，信誓旦旦要恢复美台关系。克林顿在1991年的选战中，攻击老布什姑息“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暴君”。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说克林顿的人权外交是不务正业，认定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对手（competitors）。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竞选人罗姆尼为了与奥巴马政府划清界限，没完没了地说中国是“骗子”（cheater），好像美国内政外交中的种种症结，如华尔街的贪腐、美军的连年征战，都是中国人忽悠的。
由于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高度敏感性，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主流派的学者在选前和选战期间一般都少说或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招惹是非。沈氏为何在2016年大选前夕挑起中国话题，且语不惊人死不休？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并非不合理的假说是，沈文的真正着眼点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沈大伟属民主党。而有志参选的民主党人中，希拉里人气最旺，在党内已无对手。如今的这位前第一夫人和国务卿在党内坐地生金，蓄势待发；对共和党则坐山观虎，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如果不出意外，希拉里以其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本，加上她在保守派和军工集团中的深厚人脉，[2]待共和党的各路诸侯“自相残杀”后，极有可能轻取对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首任女性总统。
沈大伟不是政客，但亦非一介书生。不管沈氏是否有志进入希拉里的外交-安全团队，对包括沈大伟教授在内有志“入围”的学者来说，2016年的选战确是最佳机遇。事实上，3、4月间，希拉里正致力于打造其竞选团队，延揽谋臣策士并于4月12日正式宣布参选。
也许在沈氏看来，如此推断有过分解读之嫌。然而沈大伟曾有意进入美国对华关系决策界，也是不争的事实。九十年代初，沈大伟在伦敦的《中国研究季刊》（ChinaQuarterly）任主编（1991-96），错过了克林顿政府的“第一班车”（1993-96）。90年代后期，沈氏自英返美，任教于位于华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与决策界咫尺之遥。而当时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李侃如（KenLieberthal），正是沈大伟在密执安大学读博时的博导之一。[3]李侃如属知华派，当时正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Deputy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AsiaandthePacific）坎培尔（KurtCampbell）不和。坎培尔亲台，为此，李侃如有意以沈大伟取而代之，沈大伟以此开始对国防部的对华政策提供政策咨询。然而，保守的《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BillGertz）刻意披露此事，对沈大伟的“中国关系”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直至国防部长科恩（Cohen）出面干预，沈大伟的“咨询”项目被迫下马。2000年5月坎培尔离职后，国防部任命了一位与中国问题毫不相干的中东问题专家取而代之。[4]15年之后，民主党的希拉里有可能入主白宫，对于已过耳顺之年的沈大伟来说，也许此机不可失，失而不再来。
然而万事俱备，沈先生似乎只差临门一脚。在政治生态极为复杂和莫测的华府，任何有意问鼎决策界的人士必须“政治正确”，至少要避免被政敌抓辫子和扣帽子，这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垮台论盛行之地尤为重要。这也可能是沈氏作为民主党人却在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上放言的原因。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再度攻击，也是加盟对华强硬的希拉里团队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方对沈文批判越狠，沈大伟进入未来希拉里政府的资本就越多，可能性就越大。为此，沈大伟的确走了一步“险棋”，赌上了与中国学界和官场的正常关系；但也是一步可能有不菲回报的“妙棋”，为其打通宦途保驾护航。
上述种种推断，不管逻辑上多么合理，可能也仅仅是假说而已，沈氏也许根本无意官场。即便如此，美国的“中国学”界绝非净土一块，更是“是非”之地。五十年代初肆虐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首先就拿那些能说中文、曾经在中国供职的美国外交官员开刀。原因是麦卡锡认定，美国“失去了中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内部的亲共通共人士相助，中国的“土共”无论如何也不能摆平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进而夺取政权。这样一来，不仅中国成了十恶不赦的国度，研究中国和与中国有关的美国人都有通共之嫌。以无中生有、威逼恐吓起家的麦卡锡主义最终不了了之，但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尤其是“中国学”界，麦卡锡主义的余震却难以完全平息。冷战后华盛顿圈子里的“红队”“蓝队”（即所谓“亲华”的“熊猫派”）之分，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垮台论”此起彼伏。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非西式民主、非基督教、非白人、独立和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存在的本身，对习惯与“同类”（如北约、欧盟等西方军事和政治/经济联盟）打交道的美国/西方来说，至少是个异类。美国对之于中国，似乎永远生活在梦幻与恐怖之中（fantasyandfear）。[5]
美国“中国学”界的种种窘境，甚至与美国的“苏联学”/“俄罗斯学”相比，也相形见绌。研究前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美国学者，似乎总有机会进入美国的外交/安全决策高层，如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或国务卿等要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等，都是靠研究苏联问题起家。迄今为止，还未有任何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有此“殊荣”。此种差异也许纯属偶然。就此问过一些美国学者，对方要么无以言对，要么模棱两可，也许根本无法接受研究东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为何比研究西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要“低人一等”这样一个观察。西方潜意识中的种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规则，实在令人费解。正是：做美国人难（老要解救全世界），做美国的知华派更难，做知华派中有志从政者最难。
如此政治生态中，沈大伟教授能够潜心研究中国40载，对研究对象国不离不弃，已经很不易了。期待沈教授今后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都会不断完善对中国的认知，从而在大量占有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做到既见木，又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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