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约一年，历经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其中在贵州时间达4个半月。在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影视作品不顾历史事实对这段历史作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诠释。如2014年年底播放的《领袖》一剧就是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作品之一。
过去我们社科研究者看《长征》、《寻路》等相关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总是笑电视连续剧导演、编剧们由于占有的第一手资料的贫乏，只能在很浅的层面上讲述挂一漏万，逻辑含混的故事。但2014年年底播放的《领袖》一剧中关于遵义会议一节上，使我们隐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顾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们才认识到，或许影视作品更有可能是受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无论这些影视作品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有必要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在影视作品中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前后这段时间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扎西会议等。
我们或可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广义遵义会议”时期，即从“通道会议”开始到南渡乌江结束的这段四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影视界都存在许多“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无论是不是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都是应该正本清源的。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重大课题，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好在贵州省学者们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代又一代的社科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和博物馆工作者做了相当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保留了众多的红军在贵州的历史文献。其中以贵州省档案馆邵斌同志为主的课题组，率先编辑出版了《贵州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与《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撰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编》就有60余万字(包括中共中央重大会议历史文献、命令、通告、各军团往来电报、中央决议；破译敌方往来电报（302通）、敌我双方将领当时的报告、后来的回忆录等。计有60多万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献、课题成果常常被束之高搁。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由于许多研究成果当时出版数量较低，有的甚至只是内部出版，使得许多省外研究者和文艺工作者常常无缘见到。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广义遵义会议”时期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是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还是对这些文献毫不知情。
这使我想起了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指出：“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
贵州虽有众多饱学之仕，而常被以为贵州是“夜郎鬼方，不茅之地”，这里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在重要学术论坛上这里的学者常常缺少话语权。
一、历史虚无主义对“广义遵义会议”历史的错误诠释
1、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说成是“担架上的阴谋”。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担架上的阴谋”还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智慧?“担架上的阴谋”一说最先出自德国顾问李德之口，而后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里也用一章谈到“担架上的阴谋”。一些对遵义会议史实研究比较粗浅的人信以为真，并且影响到许多影视作品，常常被采用。
如果说李德因为他不懂中文，没有在遵义会议上听明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那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外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发言没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有着重大智慧的身经百战的智者，岂可被一个“担架上的阴谋”所蒙蔽。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精辟、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围剿” 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误的。并分四个时期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评。他发言的大概内容如下：
第一个阶段，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这段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一段时间以来，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陈渣泛起，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采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段进行解读和诠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对照“广义遵义会议”期间“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遵义会议” 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说成是 “担架上的阴谋”。
二是否定毛泽东“四渡赤水”是得意之作。不顾历史事实把“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说成是毛泽东一生指挥的250多次战斗、战役中的“四次败仗”中最失败的败仗。是头脑发热的产物。从而提出质疑“四渡赤水”何来得意之作?
三是不顾历史文献，否定“四渡赤水”是一个统一的战役。如元江在《南开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等刊发文认为：《“四渡赤水”不宜称作战役》、《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文章认为：“四渡赤水”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战役，四渡赤水各有各的决策过程，属于一个时间段内的多次作战行动。认为“四渡赤水”并不是“神来之笔”，认为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青岗坡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四渡赤水不过是“偶然的”成功。
四是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影视作品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把执行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的“土城之战”说成是“头脑发热”、“为了巩固遵义会议成果而急于打胜仗”造成的不良后果。
五是一些影视作品把执行《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计划》中“从金沙江过渡”的第二套方案，掩护中央纵队实施“三渡”的“鲁班场之战”说成是不应该之战。甚至把后来的“南渡乌江”的决策说成是彭德怀同志的主意。进而否定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论断。
2014年底，在电视剧《领袖》播出后，凤凰网也以“四渡赤水两次吃败仗毛泽东却称为一生得意之笔”作标题提出疑问。
由于有关部门对党的历史宣传不够，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会利用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构建虚假历史。罗织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说法来支撑他们的错误观点。使得这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不但对贵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全国社科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影视工作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很多人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机会看到贵州多年来收集、整理、研究的历史文献。一些文章采用某某人回忆、或传记、纪实文学、事后访谈等为观点为支撑，无视历史文献，质疑毛泽东同志四渡赤水是“得意之作”的说法。当然，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并非恶意，而是源于对历史文献的不了解。因此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批驳。
质疑“四渡赤水”两次吃败仗何来得意之笔?就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编剧和导演不熟悉这段历史，有关部门，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反关部门没有认真研究和审定作品造成的。2014年底凤凰网也以“四渡赤水两次吃败仗毛泽东却称为一生得意之笔”作标题提出疑问(见截图)。
这些在党史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通过影视作品的便利平台，有意无意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依据，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较为广泛的市场。我们必须对这一思潮进行深刻批驳，使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看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面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他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做好党的历史教育工作，他认为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有助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党的思想理论的理解，有助于坚定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有助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系统整理、阐释、宣传这一重要的，党的历史智慧和力量，开发这些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共党的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全党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进行党历史教育的好教材之一。
二、加强对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研究和宣传，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刻不容缓
由于我们有关部门对党的历史宣传不够，很多人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机会看到贵州多年来收集、整理、研究的历史文献。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并非恶意，而是源于对历史文献的不了解。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是有意用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虚无党的历史。常常罗织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说法来支撑他们的错误观点。因此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有力的批驳。
1、关于对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有力的批驳的基础、角度和方法。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是有客观标准的。对于党的历史的史实研究，不是某人是权威、某人官大，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也不是某人观点有出处就是正确的。同时及使是真实的历史文献，今天我们在研究历史文献中，还要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辨析工作。这种历史研究的工作其实是很难的，一般而言，回忆录、纪实文学等这些经过后人人为加工的文字“只是传说”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不足以作为党史研究观点的支撑材料，这是社科研究中的常识。甚至于一些当年的真实文献，由于有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等其他原因，也不应不加分析地作为立论依据。目前，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常常直接影响一些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特别是电影、电视剧创作者，一旦接受这些观点，会使部分影视作品直接受到这些错误观点和结论的影响。造成观众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在党的历史上重要地位的疑惑。
2、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对于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如此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贵州省的学者从来没有忽视过，特别是对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研究，都是十分深入、系统的。贵州省档案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众多社科研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积累了众多的遵义会议前后的许多党的宝贵历史文献，对于目前“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好去伪存真的工作。
由于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一代又一代的贵州学者对这些红色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保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文献资料。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除了重要年份的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外，还有了不少的社科研究课题。如1980年贵州省档案馆研究的课题《贵州革命历史档案资料》、1997年贵州省委党校研究的课题《红六军团长征在贵州》、2002年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的课题《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贵州省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门也发表、整理了不少的关于红军在贵州活动的文章和历史文献，还制作了一些纪录性的视频文献纪录片等等。二是贵州是一个经济贫困的地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电影厂的省份之一。由于许多研究成果没有转化成文化资源，拍成电影、电视剧或历史纪录片，致使这些宝贵的资料由于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形成有效的宣传教育成果和文艺作品。因此，全国党政干部、广大群众知之不多，知之不详。实际上红色文化的许多重要资源，特别是红军长征重要、关键的资料都在贵州。因此，批驳这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就历史地落到了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身上。
三、关于关于“广义遵义会议”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1)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担架上的阴谋”还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智慧。“担架上的阴谋”一说最先出自德国顾问李德之口，而后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里也谈到“担架上的阴谋”。一些对遵义会议史实研究比较粗浅的人信以为真，并且影响到许多影视作品，常常被采用。如果说李德因为他不懂中文，没有在遵义会议上听明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那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外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发言没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是有着重大智慧的身经百战的智者，岂可被一个“担架上的阴谋”所蒙蔽。
实际上，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精辟、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深刻指出第五次反“围剿” 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误的。并分四个时期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评。他发言的大概内容如下：
第一个阶段，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宁、黎川、泰宁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福建事变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第三个时期是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却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
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这个所谓有名的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我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但是，我们主要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第四个时期，从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因此，总结上以四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当时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如果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四个时期的情况，可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在西征前，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二是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特别是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三是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从西征开始到黎平为止，这第四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在军事指挥上，在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这个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还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正确总结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他认为：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当时我们想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捉住张辉瓒形势向有利于红军的方面，经验就是一定要找准战略突破口。
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着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追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这次战役有几个经验，一是诱敌深入是个好办法，与第一次反围剿一样，我们还是用的诱敌深入办法。二是集中主要兵力打歼灭战也是个好办法。
第三次反“围剿”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虽然也是诱敌深入，但是我们采用千里回师，出其不意的方式，虽然被敌人发觉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
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我们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我总结了一下，我们的战略除了诱敌深入外，还需要灵和机动。
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军事指挥者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跃然消灭敌一个师，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能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
蒋介石介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须知敌人的统帅部，也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还有，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毛泽东在发言中也提到遵义会议前那两次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所谓“毛泽东四次败仗”（即高兴圩之战、水口圩之战、土城之战、鲁班场之战)。对于前两次战斗。他认为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之战，广东南雄的水口圩之战。在一般 意义上来说应该算作胜仗，而且是大胜仗。因为水口圩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高兴圩的团村击溃陈诚十二个团，但毛泽东认为因为没有缴获，不化算，应该不算胜仗。不算胜仗当然更不能算是败仗。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还从战争理论上，战略上系统地阐释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革命战争?什么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因此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这个战争不是在其他国家，而是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在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之后，还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红军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他指出：“我们要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也就是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 这一段三百多字的内容其实正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提出的中国革命战争必需的战略思想和方法。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自从遵义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思想，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共识后，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战略学专家，军科院战争理论和战略学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主编的《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等文献指出：毛泽东一生组织指挥了250多次战役和重点战斗(红军重大战役、战斗共900多次)，羸得了历次战略性战役及整个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国内外的一切对手。毛泽东同志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军事指挥文献，无论战绩和军事理论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在经历湘江惨败后，相信有着非常智慧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听到这样的具有对战争有真知灼见的，有理论、有战略考虑、有战术分析的发言，不带偏见的同志都会投毛泽东一票。获得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认可是必然的。并非如李德著书所言的“担架上的阴谋”。
注：相信党史界的同志都应该知道，陈云同志早就说过，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的中的主要内容，笔者在这里所概括的内容仅是挂一漏万。对具体内容有兴趣的诸者，请读原文。另外，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上也再次对此作了证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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