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色列、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亚投行“朋友圈”已扩容至五十二国（地区）。中国媒体每天数着新的成员国数字，直呼惊呆了：新伙伴与老对手“咸与维新”，感觉萌萌哒。眼看着盟友们纷纷给亚投行手动点赞，美国从吆喝小伙伴下车转变成面壁思过，继而哭晕在厕所。3月19日，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奥巴马政府在亚投行问题上存在“政策和执行上的双重错误”。一周之内，《华盛顿邮报》连发两篇社论，先以“挫败”，后以“重大挫败”来形容目前美国的处境。3月31日，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美国对亚投行出现“误判”，导致将这件事“办砸了”，美国“没有料到”其他国家会愿意加入亚投行。
“办砸了”、“重大挫败”，华盛顿当局显然同时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和亚投行的吸引力。其实，不仅美国没有料到，中国也颇感意外。对于亚投行能吸引包括英、法、德、以色列等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和传统盟国，积极筹备亚投行的财长楼继伟连声称“想不到”。中国的意料之外成了“收获”，美国的“想不到”却闯了祸，不仅国内批评，连小伙伴都开始嫌弃了，英国官媒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美国不应拒绝亚投行》一文中写道：“对于美国财长杰克·卢说亚投行可能达不到最高全球标准，作为前世行职员，我就呵呵了。”（AsaformerstaffmemberoftheWorldBank,Imustsmile.）
如果按照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Pillsbury）的思路，美国应该又一次被成功地战略忽悠了。白邦瑞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指出，自1955年起，毛泽东主席亲自启动了一项长达百年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DeceptionProgram），通过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形象，对美国历届政府进行欺骗，实现中共主导的政治经济系统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
战略忽悠，乍听起来非常好笑。对外政策分析成熟老道的美国成了不可欺的少年，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竟成了战略大忽悠。没听过张召忠将军曾很严肃地指出过嘛：你们还是tooyoung，中国存在战略学研究与未来学研究而不存在“战略忽悠局”。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但是换个角度，如果白邦瑞的战略忽悠指的是中国长期采取的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手段，那么，“战略忽悠”一词就不那么可笑了。从邓小平时期开始，中国就长期奉行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且看汪洋副总理去年在芝加哥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表态：“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各种规则仍然由美国主导。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与此诚意守拙相一致，在外宣上我国一直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角色。坦言之，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不仅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共同缔造者，在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是这一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能有亚投行的构想与财力，也是积极参与这一国际体系的结果。因此，亚投行概念提出之际，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亚投行的使命边界，好让美国吃老大哥吃颗定心丸：首先，亚投行的角色是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补充，中国无意通过亚投行挑战美国在IMF与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也无意挑战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的领导权；其次，亚投行的目标是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其可能有的政治与外交属性也只是局限在亚洲；再次，它的性质主要是商业性而非政治性，不忽视投资回报，不同于对外援助。
山姆大叔是不约了，但欧洲国家却不约而同登上亚投行快车，亚投行的政治属性和外交属性的凸显超出了预计。美国或许认为是被中国与欧洲欺骗了（叔，我们给的可真是定心丸，我们不是江湖卖药的），但归根到底，美国可能是被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忽悠了。去年12月，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K.Johnson)谈到：“习近平对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关切和渴望，不大可能到危及其他关系的地步。”传统而言，中国的大国外交基本放在在中美外交的篮子之内。但这次，欧洲小伙伴、亚投行与中国却共同上演了一集《万万没想到》。在4月1日，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表示，是美国国会在IMF的公平性改革方面的消极怠慢不作为，让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支持。
没错，中国不曾放弃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与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努力，这几乎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写入了高中生课本：“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要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不妥协。而随着中国国力走强，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必然部分体现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权上。但是，美国一方面宣称中国要勇于承担大国责任，一方面却对中国的相应诉求不予理睬，这是明显的自欺欺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增加IMF投票份额的搁浅。2010年12月15日IMF治理和份额改革方案通过后，中国的份额本可以从3.996%上升至6.390%，投票权从3.806%升至6.068%，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龃龉，这一改革方案因为国会阻挠而没有得到最终批准，以致于IMF还在想办法绕开美国国会。当然，协助美国轻视中国可能还有唱衰中国的“带路党”们，金灿荣教授不无揶揄地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刻薄和浅薄掩护了中国的战略崛起。殊途同归，在亚投行筹建上，国际媒体开始以唱多方式认可中国的崛起。《经济学人》对美国责备英国“一味迁就”中国的言论予以回击，认为美国将亚投行看作外交能力的竞技场简直就是场灾难。而金融时报则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到聪明的迁就。”李克强总理在会见金融时报总编巴伯时讲到，希望国际媒体客观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和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促进中外加深理解，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如果在革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帮着改剧本“讲好中国故事”了，那么“忽悠”美国的可不仅仅是中国了。
在2015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林毅夫教授就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很难得的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机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纷纷加入亚投行，说明中国得道多助。”林教授的话点明亚投行受欢迎的原因：它正确处理了“利”和“义”的关系。首先，亚投行可以是共赢而非零和的。在本刊先前的文章中曾指出，亚投行是我国海量外汇储备与强大的基建能力双重优势下的产物，它找准了现存多边开发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供给缺口，也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抓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9年的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51%用于电力、29%用于道路，13%用于通讯），而眼下只有中国能肩负这样的重担。英、法、德及时搭上亚投行的快车，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基础设施的更迭也有助于欧洲企业参与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毕竟，欧洲经济复苏之路漫漫其修远。正因此，英国首先卡梅伦直言不讳：加入亚投行“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其次，亚投行是“得道多助”。它可能推动现有多边机构治理规则的革新，加速金融民主化进程。中国已经表态，在决策机制上，亚投行将会更加注重共识型决策，中国不追求一票否决权，亚投行治理不仅仅依靠投票权重；在发放项目贷款上，亚投行既会考虑世行等国际开发机构的经验与标准，更会考虑发展中国家迫切的发展需要与工作效率。对于这样有鱼又有熊掌的机构，多少国家能够经得起“忽悠”？其三，无论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亚投行一役，中国的多边外交不经意间很“上道”。与其大量对外援助却收获“中国威胁论”的差评还不如拉着兄弟们一起打造利益共同体，能集赞还赢好评。
反过来，美国在亚投行上多少是失策了，但失策并不可怕，失道才可怕。欧洲在亚投行上的选边，显示出近年来美国对欧政策的偏颇。首先，美国在IMF改革问题上的动作迟缓让欧洲国家多有不满；其次，如佐利克所言，美国在怂恿欧洲国家拒绝亚投行的同时并没有提供替代方案；第三，正如《福布斯》刊登的《美国已然失去了全球视野吗？》一文所言：亚投行事态的发展，始于美国强迫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并不符合欧洲国家利益；欧盟各国不得已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如今在亚投行一事上，如果再度屈从美国，岂不显得他们是美国豢养的哈巴狗？”
总而言之，我们乐见国际金融治理结构产生的微妙变化，这不仅是中国的“战略忽悠”的成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自欺欺人的后果。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亚投行的筹创只是万里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跬步，第一次领导发达国家玩多边金融机构还真有点压力山大。因此，我们认为亚投行的定位宜于坚守亚洲属性而非成为世投行，亚投行的功能应该集中于通过基建转移中国的剩余产能到周边有需求的国家，以投资共事打造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至于质疑现在的亚投行已经脱离中国预期的观点，金立群先生的回应再明白不过：“邀请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谁还没个学步的过程呢？既嫌弃中国没有缺乏国际治理经验又排斥有经验者参与进来，绝非建设性态度。而对于山姆大叔，各路伙伴已经喊话：叔叔，我们不哭。擦干眼泪，美国无疑需要重新审视大国外交关系中的利益结构，及时修正对华态度与美欧关系为时还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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