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商界最为火爆的概念莫过于所谓互联网思维。然而，有两个问题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二、国外主流战略管理学界对此有着怎样的思考？我们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中，一个更具普世价值的战略观也正在形成。
学界为何失联互联网思维
雷军将互联网观念总结成“专注、极致、口碑、快”；管理咨询界又进一步概括了“用户、简约、极致、迭代、流量、社会化、大数据、平台、跨界”九种思维，以及“标签、简约、No.1、产品、痛点、尖叫点、粉丝、爆点、迭代、整合”十大思维。
周鸿祎则进一步提出了互联网方法论：“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模式、颠覆式微创新。”这样一来，互联网思维就正如曾鸣博士所总结的，包括“用户第一、免费增值、迭代演进”。
颇感遗憾的是，在互联网思维震耳欲聋的雷鸣中，战略管理学界几乎集体“失声”。坊间传说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学者对互联网的研究比实践的发展要滞后。其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战略研究有意无意地与实践保持距离，在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空间独立地做学术运行。
不独中国学术界如此。在国外的学术文章里，也很少有人在谈这个概念。文献中偶尔的一两个，也是在近期才有，打开一看，作者姓名显示还是“MadeinChina”。再进一步用无比强大的文献“神器库”进行大数据搜索，却发现相关文献发表的时间大致在2000年左右。那是什么时代？想着想着，出了一身冷汗，你懂的。
学者也“任性”？
然而，在互联网思维表象的后面，对于其所代表的新经济、新时代、新商业模式，一些殿堂级管理学家（如德鲁克等）其实早有阐述。一位战略学者尤其值得一提，他的研究与时下流行的互联网思维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战略息息相关，非常接地气。
这位战略学者是2010年去世的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普教授1941年出生于印度，有着来自东方的智慧，虽是哈佛商学院博士毕业，但与纯学院派的战略学者截然不同：他在进入学术界之前就有商界丰富的实操经验，他对基于经济学的战略理论感觉很不舒服，还经常引用中国的《孙子兵法》。
在1990年代，他十分不满当时战略学的机械范式，曾经做过一次重要的却有节操的战略选择：要么改变职业，要么为新时代重新定义战略。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并且于1990年与另外一位战略学者——他的学生哈默尔（Hamel）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框架，呼吁企业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组织中的人、人与人的沟通学习上来，从而掀起了一场战略研究与实践上的“归核”运动。
已经功成名就的普教授，随后又开始“任性”，对战略学的发展再次表示不满，去追寻新的高度。2004年，他在新书《未来竞争》中，提出了“共创”的概念，建议企业与其客户共同合作去设计产品与定制服务（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耳熟？）。普教授对贫困线下的40亿人一直保持深切关注，为此他于2005年写出了《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一书，鼓励企业家的战略目光要从美帝转向巨大却被冷落的新兴市场，这是普世情怀。
2008年，普教授在即将“七十而从心所欲”、战略学术研究已达到炉火纯青之时，写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书《创新的新纪元》，这是他对“共创”这一概念研究到极致的成果。在书中，他给出了两个简单的公式：N=1以及R=G。
N=1代表以个人体验为核心，任何企业的产品、服务、管理机制，都在为个人量身打造完全个人差异化的体验，个人就是一个市场，个人也可以形成一个组织。
R=G代表企业应该让其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Resources）不再受地域限制，能够取之于全球（Global）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企业，构建全球化的生态系统。普教授尤其强调创新是互动的、迭代的，并认为其战略观其实是来自对“商业民主化”（DemocratizationofCommerce）朴素而平实的笃信。
谁来践行普世战略观？
当中国的企业家们正在谈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时，国外主流的战略管理学界其实已经依稀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普世战略观。普拉哈拉德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发展和“死磕”普世战略观的战略学者。他去世时才68岁，在大师级的战略学者中属于英年早逝的。
一代宗师德鲁克逝世时享年95岁；而伟大的企业史学家、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的钱德勒逝世时也已经90岁高龄。值得欣慰的是，普教授留下了一个普世战略观的雏形，尚待我们进一步去完善。
当今世界以及中国最顶尖的企业，苹果、谷歌、华为、海尔，以及TABLE，难道不都是践行着N=1和R=G这两个简单而普世的战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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