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余载的非凡岁月，华为人无惧艰险、英勇奋战，终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世界通信行业的最高峰。现如今，华为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进入140多个国家，其主要业务已经覆盖了170多个国家，成为技术领先的世界第一大电信企业。全球30亿人口在分享华为人的劳动成果。总数已超过20万的华为员工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关心华为的人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任正非是怎样对一个如此巨大的“商业帝国”实施领导的？
按照华为治理架构的规定，任正非作为公司唯一创始人，对公司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但对这一被人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任正非并未当回事，他从未使用过这一权力。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这不是他最大的权力。他说：“我在华为最大的权力是思想权。”这句话的含义是极其深刻的。
什么是“思想权”？似可将其理解为对企业的思想领导权。思想领导是每个组织全部领导工作的基础，放弃了思想领导就等于放弃了领导权。由此看来，确实没有比“思想权”更大的权力了。但这一权力不是谁都能用好的。只有那些自己有思想又能以此来有效影响他人的领导者，才能充分运用这一权力。任正非就是这样的人。他通过思想领导的方式成功实施了对华为的管理，其主要实现方式就是他所写的文件、文章以及基于这些文字发表的讲话。华为的成功也可被视为任正非用“笔杆子”创造的奇迹。
曾有一名记者向任正非提问，为什么很少上电视？他的回答令人意外：不上电视也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文字的穿透力更强，通过我写的文件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任正非在管理企业过程中获得的真实感受。其实，电视采访的方式与文字表达相比，后者的优势肯定更胜一筹。多年来，任正非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任正非的许多“粉丝”通过学习他的文章大受裨益。
年轻时候的任正非就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开始创业后，他喜欢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随着华为的快速发展，他的这一才干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他善于通过文字表达的方式来统一华为人的思想与步调，引导大家围绕共同的目标去奋斗。据不完全统计，任正非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共写下了数百篇不同体裁的文章。其中有他在不同会议上的讲话，有以公司名义颁发的文件，也有文字优美的散文等。华为人经常会在“总裁办电子邮件”和微信公众号“心声社区”看到任正非的“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华为的冬天》《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我的父亲和母亲》《冰岛游记》《从泥坑爬起来的就是圣人》《不做昙花一现的英雄》《北国之春》等文章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美妙的文字，体现了任正非的“心声”，承载着华为的企业文化，并成为华为人的行为指引。华为的员工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十分关注被他们深深爱戴的老板是怎么说的。按老板说的做，已经成为华为人的自觉行动。正是由于这一点，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为人才能做到人散心不散、同心干事业。特别是非常时期，大家都会注意从老板的文章中找寻方向，获取力量。
有一次，太太问任正非：“你爱什么？”。任正非说“我爱文件”。为什么爱文件？任正非说，文件里面充满了哲学、充满了逻辑……充满了许多东西。显然，太太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继续问：“你到底爱什么？”任正非说：“爱改文件。”这一答案显然不是太太想要的。“太着迷了！”这就是任正非对文字的态度。
这两年，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动用国家资源和力量，对华为实行残酷“围剿”，公司“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许多员工忧心忡忡。在这个关键时刻，任正非手中的“笔杆子”发挥出更加强大的作用。他连续发表了《致全体员工一封信》《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我们处在爆炸式创新的前夜》 等一系列文章和内部讲话。阐明公司面临的形势、任务、前景以及与此相应的战略策略，及时统一员工的思想，坚定华为人战胜严峻挑战的信心。他明确宣布：“公司已进入了战时状态，战略方针与组织结构都作了调整”。他勉励员工：“危亡关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参战。”他豪迈的表示：“我们过去为了赚钱，现在为了打败美国！”“我们除了胜利，已无路可走！”这些文字重如千钧、掷地有声，句句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任正非的文章和讲话如战斗的号角，激励华为人同心协力迎战来自对手的打压。尽管美国反华势力已使出浑身解数，但华为依然屹立不倒，公司2019、2020年依然取得较好的业绩。从中可以看出，任正非通过运用“笔杆子”行使“思想权”管理公司的做法是十分有效的。
为什么任正非的“笔杆子”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当然离不开文章之外的功夫。企业家的文章不是“纯技术”，而是与他高尚的人格和德行密切相关，正所谓“其文如其人”。只有成为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老板，员工们才会服他信他，其所写的文章才会产生极强的感召力。同时，这些文章必须有真知灼见，必须有丰富的智慧含量，能够使人从中受益。正是因为任正非做到了这些，他的文字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大家知道，任正非非常注重向毛泽东学管理，领导者自己动手写文章也是这位开国领袖一直倡导的做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亲自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新闻稿件等。毛泽东说过，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敌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简陋的陕北窑洞里，连续9天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写出《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如椽之笔更是未曾停歇。仅在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写下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仅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11篇。“笔落惊风雨，诗成鬼神泣”是毛泽东伟大人生的真实写照。
1948年10月，蒋介石、傅作义企图偷袭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当时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很少，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挥笔写下三则新华社消息和评论，阻止了蒋军的进攻，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支笔吓退十万兵”的传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一些领导干部让秘书代写报告和讲话稿的做法提出批评： “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同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才能得天下、治天下。
较高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优秀企业家的必备素质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离开了语言的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这就告诉人们，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存在方式。反过来，语言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强大脑的思维机能。向华为学习，应该注重研究任正非运用“笔杆子”加强企业思想领导这一重要经验。企业家应该善于将自己的思想诉诸语言，特别是要善于诉诸书面语言。只有这样，才会促进思维的深刻、完整与准确。企业家应该舍得在提高文字水平上多下功夫。一个人再能干，你能直接管多少人？你再能说，能够直接听到的人也会十分有限。但若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能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进而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目的。因此，有能力的企业家都会善于用笔来表达思想，以此来指导和影响员工的头脑和行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应该是成大事业者应有的追求。
任正非不仅自己愿意写文章，而且十分注重培养华为高管的写作能力。任正非对文字材料的要求是极高的。有一次，华为公司准备迎接一位重要人物来访，任正非让公司的几个“秀才”抓紧准备汇报材料。任正非拿起他们写好的稿子，看了没几行就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随即提出了严肃批评，有的干部受不了，当场就哭了起来。然而，写文章是真功夫，是哭不出来的。没办法，任正非只好叫来副总郑宝用重写。郑宝用写了几页，他看后点头说：“到底是郑宝用，写得不错。”然后他指着郑宝用说：“郑宝用，一个人能顶一万个。”再转身指着另一位副总裁说：“你，一万个才能顶一个。”有的人得知这件事，觉得任正非过于严厉了。材料没写好人家也尽力了，不能这样训人啊。这个话说得太轻巧了。像这样重要的汇报材料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主要领导就抓瞎了，没法不急。
2000年春节过后上班，任正非发起“突然袭击”，他要求华为领导班子成员在两个小时内写一篇文章：谈谈对“无为而治”的认知。很明显，这样的测试可以一举多得。既能从思想上引导管理层不能乱权，学会因势利导；也能促进他们深入思考，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任正非表示，要通过这样的测试来评定公司高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职业素养，不合格的干部就要往下走。哪个企业会这样做？当高管整天忙得要死，那里有空写文章？许多高管也写不出来啊！可见华为的高管压力多大啊！但压力也能够变成前进的动力。在任正非这样高水平的领导手下工作，虽然有时会挺难受，却能使个人的思想和文字水平得到较快提高。
毛泽东说过：“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写作是一项有着较高门槛的脑力劳动，是公认的比较困难的事情。十年能够培养出一位博士，却未必能够培养出一个“笔杆子”。在逐利与浮躁之风盛行的社会环境中，“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人不会很多，“笔杆子”的稀缺性只会愈加明显。还应看到，口语与书面语言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有好口才的人未必能够写出好文章。一个人能有好口才已是一种很大的本事，而又能够写出好文章则更加了不起。只有长期坚持学习和一直没有停笔的人才能成为“笔杆子”。
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平克揭示了写作的难点所在。他说，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的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所谓“网状的思考”就是由概念、判断和推理形成的思想体系。所谓“树状的结构”就是文章内在的逻辑结构。这些都是非线性的信息，而要将其用线性的文字来加以展现，谈何容易？这也正是任正非所说的文字能够产生较强穿透力的奥妙所在。好文章不是哪个老板都能写出来的。在企业家队伍中，能够自己动手写出好文章的人如凤毛麟角。这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只能产生一个华为。
许多大企业都高薪聘请了“御用文人”。然而，即使这些人的“笔杆子”再硬，也无法与有写作能力的老板相比。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企业领导者，既没好口才也写不出好文章，屡屡发言失当，给企业造成严重伤害。在当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况会危及企业的生存。虽然企业可以高薪聘用“笔杆子”，但这些人只能被动的完成可预期情况下或较浅层次的工作。而企业始终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企业家经常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此，置身事外的“笔杆子”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重要的思考和文字表述是需要企业决策者直接完成的。因此，企业家应该努力成为像任正非那样的“笔杆子”。
时常听到有人埋怨本单位有的领导“说一套、做一套”，“说话不算数”，这不能完全怪他。许多话虽然是他讲的，但他的讲话稿是“秀才”写的。有些话是例行公事，有些话是言不由衷，说完就忘了，没打算较真。如果是像任正非那样，所讲的话都是自己认真思考后写成的，当然就不容易忘记，更不会说话不算数了。
那么，任正非的生花妙笔是怎样练出来的？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丰富的知识是写作的基础。看过任正非文章的人都会感到，其中的信息量、知识量是很大的。只有博览群书、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在长期的创业生涯中，任正非没有打过牌、跳过舞、唱过歌，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他乘坐两个半小时的飞机，至少会看两个小时的书。他涉猎广泛，阅读量很大，经济、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他都喜欢读。任正非曾被财富中文网评为“最爱读书的年度中国商人”。
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体验、思考与研究是写好文章的又一重要条件。华为公司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使任正非经历了得与失、成与败甚至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这种常人难以获得的经历，使任正非受到非同寻常的修炼。任正非的文章都是他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他几十年“江湖”沉浮的真实写照。因此，他的文章都是“干货”，没有“鸡汤”的味道，更没有空话套话，人们从中得到的是非凡的激励和启示。
笔耕不辍是成为“笔杆子”的基本要求。据说任正非每周都会写二至三篇文章。这就是说，这位企业家手中的笔很少会停下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人们才能看到任正非写下的大量文章。可见，任正非的“笔杆子”之所以很硬，是他长期坚持写作练出来的。正如巴金先生寄语年轻人所说的：“写吧！只有写才能学会写。”如果当今的企业管理者也想成为“笔杆子”，就应从上述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作者系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少将，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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