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3月22日下午，正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 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文明如何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发展中国文明的？3月22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在参加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观察者网主办的“思想者论坛”时，阐释了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基本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也将型塑新文明，并成为新文明。本文为演讲节选，经作者审阅发布。
3月22日，谢茂松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与观察者网主办的思想者论坛上演讲，题目为：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新文明
一、超越“政党”，从“文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诠释：中国共产党是新文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时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的养成，也将更自觉地进入破题。
在更深层、更久远的意义上，则是要最终把握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党的所谓一党与多党的“一”与“多”的简单数字区分，而具有文明意义。即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
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面临着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解决文明困境要先通过解决最大的国家困境，然后是解决社会困境，最终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性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家统一，解决了国家困境。中国的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也是通过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的方式，同时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就要解决社会问题，以解决社会困境，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彻底解决了残存的阶级问题。
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有有钱人与穷人，但再也没有强固的阶级力量。中国虽然开放金融，但也不会放任资本的野蛮生长，因为这样的话，最后必然会走向美国社会，走向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也不会让国内资本成为跨国资本的买办，因为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在实质上、结构上回到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为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原因所在，马克思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结构，所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存在，但在实践中也始终具有中国化的品格。
中国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无源之水，不是平地而起，是对于中国文明史往上的节节接续与全体贯通，要把握四个历史阶段的接续、贯通：首先是要把握改革开放前的前30年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连续性；
其次是把握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连续性；
其三是中国道路与中国近代史的贯通。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统一，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才能使人民得解放，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与中国近代史的主轴；
其四是中国道路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贯通。这一贯通既潜移默化地体现在文化价值上，也在制度的“精神”、“精意”上。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文明史四个历史阶段的贯通，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所在，正是马克思中国化的“中国化”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上下五千多年节节贯通的中国文明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以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全面现代化，同时也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化所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结合为一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形塑新文明，这就是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国近代的文明困境、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三重困境至此彻底克服，中国共产党这一新文明将取代西方过去五百年文明，而开创未来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千年的新的文明想象。
武夷书院（网络图）
（一）国家政治、基层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与现代的彻底化
1. 就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文明在国家层面、政治层面的大一统在现代的彻底化。
西方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中国则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大国政治不仅追求大，还要同时追求“可长可久之道”。大与久合在一起，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道”之所在。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下的大一统。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文明下的数字技术更是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组织、动员。
2.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层面、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带来的道德觉悟、道德自觉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的道德觉悟，这种觉悟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
《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而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接却又系统而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是对应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之《大学》、《中庸》的更为普及化、平民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国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的彻底化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礼教自组织完全合一。
武夷山紫阳书院，图片来源：央广网
（二）文明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党的全面领导”
3. 党的全面领导、党与政的辩证关系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在党与政之间，有党政分工，但没有党政分开。党政分工不能完全套用欧美的政治、行政的二分来解释，而只能在文明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党与政的辩证关系。用阳主阴从、阴阳一体的中国文明传统的思维，倒是能更深地理解党与国家的关系。同时“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一体的思维也能更好地理解党与国家的关系。
党之为党，党对于国家的领导体现了党的宗旨，党的领导尤其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党的政策通过国家来执行，政策又转化为国家的立法。即将党对于国家各项工作全面领导通过法律的方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党自身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党内法规。
4. 党与民一体的政治秩序。
当代中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机构改革，而在西方却鲜见这样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很少人会对此做学术上的发问。这是因为中国历来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今天也是一脉相承下来。在这一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上，还有一个更为超越性的安排，就是政治秩序。
传统的天、君、臣、民是一个循环的秩序。君以民为本，但民也要受天的制约，否则民就可能停留于纯粹功利主义，所以在民之上，一定还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今天包括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各种命运共同体共同形成了新的“天”、天理，而党与人民构成了紧密一体、不可分离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常连在一起说，显示了二者阴阳一体的内在关系。
5.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别利益。
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作为“部分”，一定有自己所代表的部分利益，要么代表中上阶级，要么代表中下层，而中国共产党则超越于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阶级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使得党自然就没有阶级，“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精神则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下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的“一”，代表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久利益。
6. 民主集中制对于西方选举民主的超越。民主集中制抓住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法，克服了西方的民意如流水一样不考虑结果、无定性的短视，而必须强调结果，这就是明末清初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着眼于客观行为的结果。“至善”则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适宜，恰到好处。船山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船山对于“善”的深刻诠释，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提供了底层文明结构。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着眼于历史结果检验的历史正当性。
民主集中制又与群众路线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反对命令主义，同时也反对尾巴主义。
7.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是党的全面领导在组织上、在官员的选拔上的体现，抓住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这一要害。党的任命制不同于西方的多党选举制，任命制一方面保证了大一统，另一方面较之西方多党选举制在人才选拔上考虑的要素的单一而远为周密、全面，因而能在全面、历史地评估人才中选拔好人才并最终用好人才。
8. 与党的全面领导相应的是党的自我监督。党内监督无死角全覆盖，党成功解决了自我监督的问题。
9. 统一战线的文明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扩展于党外，则是统一战线，其动态灵活性，使得其能把各种新群众、新阶层不断进入到其组织动员体系中。
（三）党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固有的集政、教于一身的伟大传统
10. 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尤其重要。
“政者，正也”，中国共产党要求党纪严于国法，不分私德与公德。整顿作风需要集中的运动，这是基于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需要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运动式的主题教育、整顿。
11. 党的学习品格：学习型政党与党的各级党校。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各级、各部门党校，其不仅承担了党的干部培养，更承担了党的思想、理论统一的重要功能。
12. 党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意识的精神品格。
就中国历史书写而言，其承担了政治秩序正当性与文明意识的双重功能。党史与党建以及中国化马克思理论承担了中国文明传统的经学、史学的功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经史合一的关系。
13. 党员干部的无神论要求与普通群众自由信教的宗教政策的并行不悖。
党员干部的无神论要求是由中国文明所具有的人文性所决定的。明朝万历年间焦纮、袁宏道、董其昌等一批朝廷官员与李贽一同被处分，就是因为他们将佛教带入政治中。
党还负有对于全社会的正人心、厚风俗的德性责任，这是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政教合一，即政治与教化合一的传统的承继，而这有别于西方政教关系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14. 中国共产党有其作为党的认识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辩证法、矛盾论、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又在中国化中具有中国文明的品格。
15. 党性、共产党人精神的政治学意义与文明意义。党性是对于士大夫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不同于士大夫精神的是其现代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党性与人民性在中国共产党这里获得统一。
游客在井冈山的“井冈红旗”雕塑前参观留影。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16. 革命精神、斗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政治品格，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国文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的基础上，更增加了新的文明气质。新与旧的精神熔铸为一，包括“统一战线”等“各条战线”的说法，其实是对于战争经验的抽象继承。
斗争精神表现在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挑战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斗争精神还体现在内部的思想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对于左右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获得团结。
与斗争精神相联系的是对于矛盾的深刻把握，这要求能不被纷繁复杂现象所炫，而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看到事物所具有的内部联系，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毛泽东早年的“心之力”到共产党员的初心、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心、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意义。毛泽东《心之力》：“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萤萤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毛泽东早年强调对于大本大源的把握，从而能深刻地把握内在的心性与外在的国家、文明的由内而外的透显关系。
（四）党对于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的自觉继承与发展
17.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将会愈加激发其自觉的文明意识。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这体现在经学以及《资治通鉴》等史学所凝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文明意识。“文化强国”在“体”上而言，根本的最终目标是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政党制度，成为一种文明样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的自觉认识之后，则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国文明亦有相应的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18.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与中国文明的“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时其继承中国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美国赢者通吃的思维。
因此，认识今天中国面向未来的新文明的想象力，首先要深刻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要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出现各种扞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来想象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必须意识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生长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不断深入、延展的三层文明意义。
作者：谢茂松 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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