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文章指出，要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习近平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第二，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第三，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第四，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的文物考古工作的历史，对于我们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四点要求，应该很有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在1970年代之交那短短几年中取得的成绩，正如原中共中央文献办常务副主任、原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指出的：“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谢辰生口述 李晓东，彭蕾整理 著《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 文物出版社 2016年8月 第2页）。
当时，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和农村水利基本建设都在展开。这些往往都涉及到文物考古工作。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性都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而使各地文物部门能够及时配合各项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珍贵文物。
1968年，北京军区工程兵某连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发现作业面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洞。具备基本文物考古知识的官兵，经过简单的探测，即确认是一座古墓葬。该连党支部当即决定，停止作业，禁止人员下洞，安排站岗保护，并迅速报告了上级。两天后，消息就传到党中央。周恩来对发现西汉古墓十分重视，在百忙中听取汇报，亲自部置了发掘工作。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精心挑选了19名同志组成了发掘工作队前往现场。经过4个多月艰苦奋战，在部队的协助下，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大量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其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当即轰动世界。
1971年以后，周恩来更加关心文物考古工作，对文物考古工作抓得更紧、更细、更具体。1972年，后来被誉为“国之瑰宝”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开始发掘。周恩来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先后作出五次指示。从发掘领导小组的组成到技术力量的安排，他都做了十分周到的安排。经历过此事的专家回忆，“有些细节，甚至比我们专业工作者还考虑得细密。例如，一号墓的女尸刚出土，1972年6月17日，总理就指示：‘出土尸身和衣着、帛文还有其他文物非变质不可……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非当机立断不可。’”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后，二号、三号墓的发掘接连开工。湖南向国家计委呈送了建设库房和二、三号墓发掘方案。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当天做了批示，确定考古发掘项目方案框架，并拨出专项经费20万元。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了中国文物考古史上最强的领导班子，参加的有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国家文物局局长、文物考古最权威的专家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等。之后，周恩来就马王堆的发掘保护等问题又先后作了三次批示。这个领导班子很快组合了全国相关领域的顶尖力量参与发掘保护研究和新闻宣传。这样的规格和规模，可以说是创造了一项至今未破的中国考古史上的纪录。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村民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据当年接到命令担任保护发掘的解放军某部首长回忆，当时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在发掘过程中，要妥善挖掘、考察，严格保护好出土文物。一定要指派战斗力强的部队协助地方把保护、挖掘任务做好，要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完成好这项重要任务。后来驻军派出了闻名全国、全军的“红九连”前往执行任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1972年4月10日，在山东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建筑工人发现了2000年前的西汉古墓，即银雀山汉墓的一号墓。接下来又发现了二号墓。在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地区文物组的发掘中，发现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现存最早的历谱等，共计4900余枚。由于山东方面技术条件有限，国家文物局批准运送到北京。1972年10月，国家文物局组织山东省博物馆和全国抽调的专家学者，共同对这批竹简展开全面的整理、保护和研究。1974年5月，竹简整理工作宣告结束。6月，周总理亲自批示，调拨专列火车将这批竹简运回山东，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1970年5月，周恩来说，许多外宾要求看文物，外电造谣称，故宫三大殿皆被红卫兵砸毁了，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1971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的慈宁宫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马上就出现了参观热潮，与此同时还吸引了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和各国访华代表团前往参观。特别是当时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参观并赞扬了展览。这使得中国文物在外交领域上大放异彩。外国谣言不攻自破。
那段时间的重大考古发掘及出土的无以计数的珍贵文物，不但对中国考古史产生深远影响，而且还引起了世界各国文物考古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为了进一步宣传中国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一贯重视，周恩来指示组织最新出土的文物到国外办展览，这是非常有深意的。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录。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齐齐亮相海外，顿时引起巨大轰动。以英国为例，从1973年9月28日至1974年1月23日，文物展览在伦敦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共接待观众77万1466人次。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主持开幕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亲临现场参观。我国“出土文展”的文物图片，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伦敦市双层楼的公共汽车上,也都挂上了“金缕玉衣”的巨幅彩色照。伦敦市的大大小小商店，紧跟这股热潮，在橱窗里摆上几件中国文物或是文物仿制品来装饰。伦敦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利用这种良机，就地举办起中国文物展览。伦敦许多知名的汉学家，则到处举行讲座，大讲特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服装”“中国古代发饰”等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报道评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来自欧美其他国家的游客也目睹了伦敦中国文物热的盛况，其影响力辐射到整个西方社会，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形象。
继英法两国的展览之后，我国又组织了展览到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处处引起轰动。这不但使国外人士领略到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风采，同时还为新中国第三次建交潮增添了新的动力。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后来回忆：“许多同志可能还记得，当时推动我们外交活动的两个重要项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等等来华时参观的重要项目就是故宫、长城、云冈、龙门等等。”“通过举办出国文物展览与许多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增进了友谊。这可以说是文物发挥作用的又一大举措，应予大书特书的。”
来源：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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