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炒作“债务陷阱论”只会损害债务国自身利益》”为题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第12期，为当期封面专题文章，刊发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斯里兰卡新任总理、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12月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债务陷阱”论如何摧毁债务国地位？
梅新育
在2019年11月17日揭晓的斯里兰卡总统大选中，号称“内战终结者”的反对党人民阵线党候选人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haya Rajapaksa）以52.25%选票击败获得41.99%的执政党候选人萨吉特·普雷马达萨，当选斯里兰卡总统。如果他领导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能在接下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预计其兄、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将被任命为总理。
由于拉贾帕克萨兄弟不仅曾联手消灭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终结连绵近30年的内战，而且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执政时对华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进而对斯里兰卡战后恢复和跃居南亚区域发展标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却被某些外部势力和国内反对派扣上中国“债务陷阱”的帽子；这一选举结果标志着斯里兰卡民众不仅对今年4月震撼世界的恐怖袭击作出了回答，而且对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债务陷阱”论作出了回答。
审视“中国债务陷阱”论如何损害、甚至摧毁债务国地位，正当其时。
一、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
为什么会损害债务国自身？
2017年初和年底，有国外地缘政治研究者先后撰写《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和《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两文，用富有想象力的笔调勾勒出一幅中国运用主权债务工具强迫他国依附的“帝国主义”形象，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干脆声称中国是刻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位于战略要冲的国家提供巨额贷款，使之落入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尔后不得不追随中国的战略和经济目标，名之曰“债务陷阱外交”。
“中国债务陷阱”论随之得到某些国家政客、媒体和所谓“研究人员”反复炒作，一度成为国际舆论热点。
其实，对于任何具备经济基本常识的人而言，某些国家媒体与“学者”充当始作俑者、部分发展中债务国某些势力如获至宝连篇累牍爆炒的“中国债务陷阱”论调之荒谬都显而易见。
因为中国并非那些发展中债务国的政治宗主国，没有权力、也从未强迫他们从中国借款，中国所做的只不过是凭自己多年锤炼出的综合优势在东道国的项目规划招标中胜出，是否借款、向谁借款、借款几何，均系东道国自主决策。
而且，中国向海外贷款的金融机构、向海外投资的企业都要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即使是在中国央企内部，懂行的人也都明白各级管理人员每年承受的考核压力何其沉重，更何况中国国内自2017年就开始着力加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中国严厉的问责制度下，主管的经理人没有兴趣在海外东道国制造“债务陷阱”而断送自家前途。
更糟糕的是，即使不考虑中国遭遇单方面违约时必然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不考虑中国规划、贷款、建设项目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重大利益，即使不考虑中国企业、金融机构能够在东道国的项目规划招标中胜出靠的正是包括利率成本、建设效率等在内的综合优势，即使不考虑被列为“债务陷阱”炒作对象的发展中债务国百分之八九十外债存量来自其它国家，[1]……发展中债务国倘若跟随某些媒体与“学者”的论调炒作“债务陷阱”，其结果也只能是在本来就已经恶化的经济增长和融资环境中进一步削弱他们自己的谈判地位，甚至摧毁它们熬过当前经济周期变动冲击不至于倒下的希望，还会长期抬高他们未来的融资成本。
为什么？因为倘若连提供了最高建设效率、最低建设成本、最低融资成本的中方投资者都在项目建成之后被扣上恶意的政治帽子，惹上大堆政治麻烦，其他提供不了这些优势的外国投资者又会遭遇什么下场？
第三国投资者即使出于竞争关系而“偷着乐”了一把，其后也必然也会感到这样的东道国信用不良，担心自己若与对方合作，日后会遭遇比中方目前遭遇的更大的政治麻烦。
出于这种考虑，即使仍然愿意冒险向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东道国贷款，他们也必定要索取更高的利率回报，以覆盖因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而大大提高的东道国预期风险。
还有些第三国投资者本身就是恶意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幕后始作俑者之一，之所以蓄意抹黑、排挤中方，本来就是为了自己独占市场之后能够向东道国索取更多。
正值全球经济贸易走势减缓并且可能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全球资本流动萎缩之际，亟需外部资金投入的东道国用莫须有的“债务陷阱”论排斥开出了最好条件的外部投资者，结果只能是显著削弱自己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殊为不智。
二、全球经济贸易及融资环境
不利债务东道国
纵览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及融资环境，不难看到，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不是经济贸易高速增长、流动性充裕、资金供大于求，而是相反，以至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下调自己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预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商品行情由此承受了较强下行压力。
2018年10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201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及其关键预测更新连续4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在新发布的2019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EO）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至3.0%，为次贷危机以来最低增长率，比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3.8%）低了0.8个百分点。且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4%，比该报告4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目前正处于景气峰顶的美国经济也日益逼近金融泡沫破裂、新一场危机到来的转折点，国内外学界和市场机构中，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重陷金融危机。如果这一预期成为现实，世界经济增长率还要进一步下行。
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仅有3.0%，低于世贸组织此前预期的3.9%；在世贸组织4月2日发布的2019—2020年全球贸易展望中，预计2019年货物贸易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至2.6%。倘若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能够缓和，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可望反弹，但预计也只有3.0%；与本世纪前10年的增长率相比，相当疲软。须知，根据世贸组织《2019年全球贸易报告》提供的统计，自2005年起，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6%。
经济、贸易增长预期不良，导致2018年以来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先扬后抑，打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即使在需求最旺盛的能源市场，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商品价格指数（2010年=100）的能源价格指数在2018年第三季度攀上92.6的高峰后，第四季度也猛跌至83.8，2019年前3个季度分别为77.0、79.7、72.9。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2017年为83.8，2018年为85.2，2019年前3个季度分别为82.1、82.2、80.7。[2]
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本国主要出口商品行情下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平常年景更迫切需要外部资金弥补他们本来就存在的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问题是他们正面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萎缩的局面。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月21日发布的第31期《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初步数据，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约1.2万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19%，而且是连续第三年下降，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
此前十年，中国大型银行是亚洲基础设施跨国融资的头号大户，根据金融市场数据供应商迪罗基公司提供的数据，2016年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跨国融资最多的7家银行中，中国占了6家，他们合计提供了354亿美元资金；但在“中国债务陷阱”论鼓噪声中，中国大银行正在快速撤出这一融资市场，今年前3个月亚洲基础设施跨国融资排行榜前20名中无一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此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项目。[3]
中资银行撤离留下的市场空白，别国金融机构真能完全填补？跟风起哄“中国债务陷阱”论的东道国各方势力需要三思。须知中资银行已经连续数年包办全球十大银行前四名。按照标准普尔4月份刚发布的最新排名，当前全球资产规模最大银行前四位依次为：
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40274.4亿美元；
中国建设银行，总资产33765.2亿美元；
中国农业银行，总资产32873.6亿美元；
中国银行，总资产30922.1亿美元。
相比之下，第五名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总资产28128.8亿美元，与中国工商银行相差1.2万余亿美元，声名显赫的美国花旗银行、富国银行资产总和才抵得上中国工商银行一家。
交一个朋友要很长时间，毁一个朋友只需片刻；在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外部融资投入之时大肆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排挤此前向他们提供了最优惠建设和融资方案的中国，爱之抑或害之，明眼人一看便知。
在更大背景和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可以判断，推动1990年代及本世纪初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已经消失，全球经济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在2014年前后已经进入经济周期长波的萧条阶段，并将继续延续数年。
换言之，发展中国家未来数年仍将持续面临上述融资压力。
三、汲取中国经验，
以扩大外资准入化解债务压力
对于面临债务和国际收支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务之急绝非跟风起哄鼓噪子虚乌有的“中国债务陷阱”论，从而进一步恶化自己的处境；而是扩大开放，争取更多海外直接投资流入，一方面弥补投资缺口、外汇缺口而不承担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改善本国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提高效率，扩大生产，从而持久地提高本国创收能力。
在这方面，中国自己的经历就能够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众所周知，19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席卷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许多国家由此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一二十年，然后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其实，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当时同样一度遭遇进口、贸易逆差猛涨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困局，但通过调整、改革成功应对了这一外部挑战。
1978年，中国贸易收支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1979、1980两年，我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进口支出迅猛高涨，贸易逆差猛增，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水平长期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国际金融学界和业界通常认为，一国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鉴于黄金储备与外汇储备功能定位不同，上述标准中“国际储备”通常仅指外汇储备，即3为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的安全底线。
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当年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下降到0.18，换言之，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仅够支付0.18个月（不到5天半）进口，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上述储备安全线的1/16。
1979年，我国外汇储备支付进口比率仍处于0.64的超低水平，仅相当于上述储备安全线的1/5强。1981年，即使在采取了停止执行进口合同的极端措施，我国外汇储备支付进口比率仍然只有1.48，不足公认储备安全线的一半。
由于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为保持储备资产流动性，我国被迫于1981年抛售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4]
如此百般罗掘，我国仍感无法偿付进口技术和设备，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5]
面对如此压力，我国除大力扩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之外，还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资重心从外债转向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这一转变，我们不仅减轻了偿债义务的负担，而且为我国经济引进了一支扩大出口、赚取外汇收入的新生力军，从长期看显著改善了我们的贸易收支，直接间接增加了我们的外汇储备。
1978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决策层日程。1979—198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30.60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06.90亿美元，占总额的81.85%，外商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仅占13.55%。到1983年，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2.61亿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资就占到了9.16亿美元，占比40.51%。1984年，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8.66亿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资占14.19亿美元，占比49.51%，超过当年对外借款规模（12.86亿美元）。
中国在较短时间里就跃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整个1979—2008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10498.1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8526.13亿美元，占比高达81.22%。[6]
四、吸引更多外资流入的关键是互利
中国摆脱债务危机、实现持续发展的经验值得汲取，其它发展中国家要想复制这一成功，需要铭记关键一点：东道国与海外投资者之间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续的关系。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国外经贸的李岚清同志在回忆录中讲过这样一个案例：
改革初期刚刚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时，我方许多谈判者因缺乏经验、害怕吃亏而往往一心只考虑我们单方面的利益。1979年中方与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谈判时，我方一连提了多项要求，包括技术转让及其价格、培训、外销比例等等；对方听后，承认其中不少要求原则上是合理的，别的要求也可以接受或可以谈判，但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到同你们合资对我方有什么好处呢？”[7]
这一质疑启发了我们调整思维方式，追求互利共赢。我们正是始终重视外商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改善商业环境，方才得以取得前述成功。
由此进一步上溯，中华文化根本特色在于两点：格外强调自强自立，格外强调自省自律；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非常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友善的商业环境。
即使通常被认为奉行“闭关锁国”对外政策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二百年自主决策时期，其政策取向也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
如一视同仁保护来华外商的生命财产安全。1830年代在华经商的美商亨特于1882年撰写出版了《广州“番鬼”录》一书，追述西方对华强加不平等条约之前的在华业务和生活，书中评价：
“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在世界各地，在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于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注意的了。”[8]
对成因复杂、处置棘手的中国商户拖欠外商款项案件，清政府也对外商合法权益给予了平等保护。对长期拖欠外商巨额资金的行商，清政府一直本着“拖欠夷债者必寘之重法”的指导思想，按“交结外国、诓骗财物、发远边充军”的律例处理。
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发，在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提高，以求最终实现“赶超”目标。
对中国文化传统在创造经济奇迹中的关键作用，认识到这一点的海外有识之士已经不乏其人。2016年5月18日，伊朗副总统苏塔尼法尔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就表示：
“伊朗人民一直很敬佩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培养下，有着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打造出中国奇迹”[9]
讲述这些历史，不是为了充当盛气凌人的“教师爷”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与贸易伙伴分享我们发展进步的经验，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所助益。
初稿2019.4.14，修订2019.4.20，第三稿2019.11.18，仅代表个人意见
注 释
[1]典型如菲律宾的“中国债务陷阱论”。该国总统杜特尔特提出了8万亿比索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被政治反对派爆炒“中国债务陷阱论”。其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3月29日声称，一个灌溉项目的协议规定，倘若菲律宾无法偿还中国贷款，中国可以借此拿走资源丰富的礼乐滩。菲律宾财长多明戈斯为此专门表态辟谣，声明任何贷款协议都没有允许中国或其它债权国在违约情况下拿走菲律宾财产。而且，他表示，截至2018年底，菲律宾从中国获得的项目贷款总额合计只占菲律宾债务总额的0.6%，日本债务占比为9%。如果8万亿比索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顺利进行，到2022年多数基建项目资金到位之际，中国贷款占菲律宾债务总额比例将达到4.5%，日本贷款占比9.5%，是中国贷款占比的两倍还多。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9.10）》，表6.6“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第24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3]《中国国有银行退出有风险的海外项目》，【英】《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4月4日报道。
[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8、76、1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5] 1981年1月我国宣布停止执行已签约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经过参见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191、2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6]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表53“全国利用外资概况”数据整理计算，第66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7]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8]郭小东：《打开“自由”通商之路》，第41—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9]《伊朗副总统回应伊朗人对华“扭曲看法”》，《环球时报》，2016年5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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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新育论衡”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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