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品越 姚黎明：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同类国家”吗？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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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品越 姚黎明：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同类国家”吗？
2019-11-30
【摘 要】历史事实与客观现实表明：改变中国制度以迎合美国，使美国认为中国是“同类国家”，不仅会使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国，而且会误导中国走向解体与消亡。中国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综合国力，奉行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使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美国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有句“名言”：“美国同世界的关系就是锤子与钉子的关系，美国想敲打谁就敲打谁。”“只有符合美国政策的国际条约才会成为法律。”这些话语把美国对世界各国的霸权主义姿态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霸权主义面前，中国应怎么办？是改变中国制度以迎合美国，还是坚持中国自己的制度优势？这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内有一种论调：中国要躲过美国“锤子”的“敲打”，就应想方设法使美国认为中国是“同类国家”，进而提出使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同类国家”的途径，即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把中国塑造成与美国相同的国家，把中国向美国“趋同”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持此观点的理由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另类国家，尽管当时的中国很弱，但美国还是认为中国是敌人，是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政策。“同类国家”则不同，即使你强大，也不会轻易被视为威胁。美国为何能在20世纪初和平崛起？英国为何没有试图遏制美国崛起或跟它打一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英国看来美国是“同类国家”。这种观念一定程度的流行，导致有些人认为，为了不让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其的威胁，躲过美国“锤子”对中国的“敲打”，中国应当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努力使美国认为中国是“同类国家”。对于这一论调，我们不得不发问：“同类国家”的强大，就不会被认为是威胁吗？中国如果努力成为美国眼中的“同类国家”，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应当发展怎样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对历史事实与客观现实实事求是的分析表明：这种“同类国家论”乃是祸国之论、亡国之音，不仅会使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国，而且还必然会使中国走向解体与消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自身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底是否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价值判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我们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确有值得学习的一面：生产力水平发达，科技创新位居世界前列，具有强大的经济国防等硬实力，也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及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本质上的致命缺陷：整个国家被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集团以及它们之间的纷争所绑架，美国政府长达两个月的“停摆”就是明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垄断资本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引发各种危机，而为了转嫁危机，必然嫁祸于他国，最终还是祸害自己，逃不出历史规律的裁判。假设我们抛开这个价值判断于不顾，努力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国家”，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能不能逃出美国“锤子”的“敲打”？能不能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发达国家？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归根到底由经济关系所决定。那种认为只要被对方在意识形态上认定为“同类国家”，就会获得对方的谅解，甚至强国会放任“同类”他国崛起的观点，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古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制度和文化的异同只是各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付共同对手时，“同类国家”的概念的确可以成为团结的符号，而当对付共同对手的任务不再紧迫，这种“同类友情”便立刻烟消云散，甚至成为相互厮杀的对手。世界史上此等事实俯拾皆是。近现代欧洲各国可谓“同类国家”了，可是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恰恰发生在这些“同类国家”之间。至于说“美国为何能在20世纪初和平崛起？英国为何没有试图遏制美国崛起或跟它打一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英国看来美国是同类国家”，纯属“睁眼说瞎话”，完全违背史实。英国为了其霸主地位，与其“同类国家”进行了多次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对西班牙和荷兰的海战等。为了阻止美国建国和崛起，英美爆发了长达8年的战争（即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在20世纪崛起，的确没有发生与英国的战争，但这并非由于英国视美国为“同类国家”，而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把英国和欧洲各国炸成废墟，英国不仅无能力遏制美国，反而必须依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进行重建，而且这时它们面临共同的对手——苏联。所以，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绝不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英国看来美国是同类国家”，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背后，实质上是根本的国家权力和利益冲突。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东欧，从来都被地缘政治学认为是控制世界的脊梁，西方国家当然不能允许其由苏联控制，因此无论是否“同类”，两者间对抗不可避免。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旦成功，必然会引导全世界效仿，直接威胁到国际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双重利益冲突才是冷战的真正原因。正因如此，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后，尽管俄罗斯把自己打造成西方的“同类国家”，然而冲突并未从此消失。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趁机东扩，冲突不断加剧。就中国本身而论，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旧中国的确曾经效仿英美，努力从社会制度上成为资本主义的“同类国家”。1915年兴起的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曾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要废除汉字，主张“全盘西化”，“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然而正当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向往西方社会，以西方启蒙思想为人类公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向国人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启蒙教育时，却遭到当头棒喝：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那些作为启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国家，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宣扬的人类公理，把战败国德国占有的山东半岛归还中国，而是搞强权政治，欺凌作为弱国的中国，将山东交由日本并吞，西方文明国家对中国的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五四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要学习西方“同类国家”，不但没有获得西方强国的同情，反而招来其欺凌。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铁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力图成为西方的“同类国家”，只会使自己成为被欺凌与瓜分的对象。想使中国成为美国等资本主义“同类国家”的努力导致中国被欺凌与瓜分，甚至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使中国摆脱这条亡国之路，恰恰是因为中国革命的主流告别了欲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同类国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发生了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这是由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果。（二）历史规律决定了中国欲成为美国“同类国家”之路必将是亡国之路国际资本在进行全球扩张时，的确可以允许极少数后发中小国家成长为现代化的“同类国家”，以成为其对付对手的“盟国”，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不可能如此，而只能成为国际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来源地，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资本体系中只能充当霸权主义国家攫取剩余价值的供应地，霸权主义国家绝不允许中国成为像它们一样的发达国家。因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中国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成为其封杀对象。最近发生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就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对华政策的本性：绝不允许中国强大。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为了使中国发展为像他们一样的强国，而是要给中国的发展套上由他们摆布的“紧箍咒”：就是要使中国成为其“同类国家”，从而能够用他们确定的关于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等的“国际标准”来制约中国，使中国沦为听命于他们摆布的附庸，从而成为其盘剥剩余价值的对象。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必然是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因此，在中国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同类国家”的道路乃是一条亡国之路，这是由中国作为大国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中国如果力图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同类国家”，不仅必然导致成为任凭发达国家宰割的附庸国，还可能会进一步分裂解体，走上亡国灭种的不归路。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承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中国人民必然要建立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国家——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伟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三）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中国绝不能迎合美国而成为其“同类国家”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核心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于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一书，该书出版后立即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颁发的“杰出贡献局长奖”，哈佛大学教授称该书令人“大开眼界”，并且迅速成为美国当局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此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把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称为与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百年马拉松”，猛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在于没有实现美国希望达到的根本目的。那么，美国对华政策要达到怎样的根本目的呢？该书列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五大错误假设”：一是“中美接触能带来完全的合作”，由此可见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对美国“完全的合作”。所谓“完全的合作”是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完全听命于美国，也即美国“锤子”打到哪里，中国就跟到哪里。中国必须完全配合美国对外政策：美国要打击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朝鲜等，中国必须完全听命于美国，跟在其后面亦步亦趋，从而成为国际事务中美国的附庸，甚至要求中国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国际道义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多么霸道的要求啊！中国能够不顾国格和自身利益，去迎合美国，满足这样无理的要求吗？二是“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从而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所说的“民主之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灭亡。书中坦言：他与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沮丧地看到，中美接触并没有能够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濒临消灭，反而有可能继续存活数十年”，他由此判断美国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可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只要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错误的。可见美国的统治者们把是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其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和中国接触的目的是颠覆中国政权，中国能够迎合如此包藏祸心的美国政府吗？三是“中国是脆弱的小花”，“我们被告知，中国有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崩溃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事实上并未如此，正当我们还在替中国忧心忡忡，它的经济已经翻了一倍以上”，这使美国当局非常失望和担心。由此可见，虽然他也曾担心中国“崩溃”太快会给美国带来冲击，但中国没有崩溃而变得强大，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可见美国对华政策以中国经济“脆弱”为目标，希望中国经济逐渐衰退与崩溃。中国能够迎合这样的美国政府吗？四是“中国期望和美国一样，而且正如美国一样”，其含义是：“美国人往往喜欢直截了当的行动”，而“中国人则认为奇袭和诡计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文献经常凸显尔虞我诈的角色，以及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诡计，洞悉真相”。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要看穿“中国的诡计”，而这个“诡计”不是别的，正是中国想要走向强大的目标。如此忌惮中国强大的美国，无论你怎样迎合它，它也会认为你的表现只是“诡计”。中国能够迎合这样的美国吗？五是“中国的鹰派观点薄弱”，中国对美国的温和派占上风。白邦瑞知道“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以落后国家的姿态出现，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协助，中国否认它有实现全球领导或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意图”，但他认为这是假象，中国的那些想要称霸全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鹰派）将会占上风，左右中国对美政策。可以说，这是把“称霸”这样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贯称霸的美国总是时时刻刻担心别人称霸。他们不理解：深受霸权主义危害的中国人民，深知霸权主义是害人害己的东西，怎么可能奉行这样的主义？因此，对于这样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中国无论怎样真诚，他们都会疑神疑鬼，他们压根儿不相信社会主义中国只是在追求自身的和平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惠及全世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发挥制度优势，让事实来说话。
二、提升综合国力才是中国对美关系的根本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各国采取的国家制度是各国人民根据本国的需要，解决本国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而不是要把自己的国家模式强加在他国人民身上。因此，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要求别国实行与自己同样的制度，而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国家形态，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美国制度是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政府和人民尊重美国人民对自身国家制度的选择，非常希望建立和平友好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能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习近平概括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如何建立这一关系呢？首要条件是必须以强大的中国国力为基础，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不是指望中国被美国视为“同类国家”以获得“恩赐”，放弃自身制度本色。实力政策是所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都无法回避的客观规律。事实表明，美国对待他国的态度，并非看他国是否与它“同类”，而是看他国的实力以及对美国的重要性。即使是美国的盟国，也并非清一色的“同类国家”，其中包括中东一些实行君主制的国家。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政治”的“阿拉伯之春”，实质上是领导一批与民主制完全异质的君主制国家来推翻世俗国家。因此，发展中美关系必须以中国的实力为基础。这也是为近现代以来中国外交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如前所述，中国在20世纪初一直效仿西方国家，要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可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所谓“同类国家”的欺凌与摒弃，原因只有一条：弱国无外交。旧中国一直奉行亲美政策，仍然无法避免被美国玩弄的命运。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仍向日本供应大量钢铁、石油，使铁矿、石油奇缺的日本能够大量生产武器侵略中国，虽然美国在口头上声称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直到1940年日本与德国结盟，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时，美国才开始对日本实行钢铁、石油的禁运。可见，在外交关系中，所谓“同类国家”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起决定作用是国家实力和从外交关系中得到的利益。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1971年，美国主动派遣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探路，努力拉拢中国，并在1979年正式与中国建交。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国成为美国的“同类国家”，而是新中国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造出了“两弹一星”，成为世界少数核大国之一。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并非因为中国在向美国“趋同”，要成为美国的“同类国家”。在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叮嘱：“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恰恰因为中国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制度优势，经济发展成就显著，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否则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大国地位绝无可能，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深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成为其未来的竞争对手，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因此，扼制中国发展，使中国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战略就是用极限施压和解除制约的利益引诱，迫使中国放弃自身的制度优势，成为听命于美国的“同类国家”。在经济制度上要求中国取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府规划，取消“一带一路”倡议，限制国有企业发展，解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禁止中国共产党在外资企业的组织活动，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土地私有化。进而便会要求中国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我们对此务必高度警惕，这从反面提醒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提升国家实力，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
三、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非常希望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当然也希望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发展友好关系，这就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真诚地希望在对美国的友好合作中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美国各方的利益，甚至愿意为此作出适当的让步妥协，减少自己的获利以让利于美方，从而达到中美之间合作共赢。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当代中国要强大，必须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由此建立的中国，不是朝资本主义“同类国家”的方向走，而是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引进了国外资本，同时也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并非向资本主义“趋同”，而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习近平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中国与美国是本质不同的国家：美国是垄断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霸权国家和战争国家，中国是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国家。两者本质如此不同，何以成为“同类国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包含了美国一直在推崇的价值理念，像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由此证明中国正向美国看齐，要变成美国的“同类国家”。这些人忘记了我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与美国政府倡导的由垄断资本操控下的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有本质区别。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发表的《美国的人权纪录》等文献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美国政府人权的虚伪性，彰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美国政府所主张的价值观的本质不同。由此可见，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不可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同类国家”，而是要建设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非同类国家，能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呢？当然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二）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力基础中国能够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勇敢地实行全面开放，根本原因在于具有西方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优势。第一，发挥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建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牢固中国的政治实力，才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受垄断资本支配和操控的“部分利益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建立了能够将13亿人民组成强大整体力量的政治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的这一政治制度优势，创造稳定和平统一的大国社会环境，建立明确而具体的国家发展规划以及高效率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所有对外关系的政治保证。在西方各国不断发生政党恶斗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的这种制度优势特别突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屈服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在这种政治制度上有丝毫动摇，就有可能失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各种分裂中国的势力就会趁机挑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策划与制造各种极端事件，而这正是某些国家希望对中国“不战而胜”所要达到的目的。第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创造不断优化的经济环境，提升中国经济实力，才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公有制为主体是国民经济稳定的前提，使各种基础性生产要素价格自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创造了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使在国外需要几个月配置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几天就能完成。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有所提高，这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提高资本运行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产业升级，使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从而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稳定的经济环境对外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为中国外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可能由新产能取代旧产能的空档期带来短期GDP减少，但这种减少正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压缩的产能所要付出的短期阵痛，是从速度型扩张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坚持战略定力，发挥社会主义大国内部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相互协调的优越性，困难总会渡过。第三，发挥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优势，实施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掌握关键技术与关键部门，提升我国生产力水平，才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对各种产业需求量巨大，不能依赖他国。因此，中国必须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进行政府指导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市场自发力量造成大起大落。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如金融、粮食、国防、通信、材料等部门的核心环节，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只有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实力，才能在外部压力面前挺直腰杆，同时也才能向世界提供丰富的产品。这是建立中美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生产力基础。第四，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优势，大力推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在意识形态上迎合美国，而是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发展具有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当下西方政治体制遭遇一系列制度性危机，“美国优先”等种族主义右翼思想开始泛滥，美国为了本国利益在全球发动一次次践踏人权的战争，使西方从启蒙时代就鼓吹的“普世价值”千疮百孔，正在失去其占据的“道义制高点”。国际意识形态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我国务必充分发挥文化优势，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与认同。24个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总方向，远远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以货币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中华传统文化素有崇尚和平统一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包容胸怀、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远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动辄以伤害他人的制裁为手段、以消灭他人的武力相威胁的战争文化。而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成果。这一思想成果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必将为我国的外交、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三）发挥中国对外关系的制度优势，创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全球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使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从而使美国某些人强加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中国威胁论”彻底破产。这就要发挥中国对外关系的制度优势。一是要发挥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制度优势。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是两条本质不同的道路。西方现代化是依靠血腥暴力掠夺他国土地和资源，屠杀他国人民，强行在世界各地殖民，为此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开辟发展空间。即使在今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依然不断发动战争，倚仗政治军事霸权来垄断全球关键资源。而社会主义中国在短短70年间，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却没有侵占他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国任何资源。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最大优势。我们必须继续发挥这一优势，使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走向强大的过程，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是与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福祉、走向强大的过程。二是要坚持不结盟站队的对外制度优势，对世界各国全面开放。中国如果要做美国的“同类国家”，就必然成为其他一些国家的“异类国家”甚至敌对国家，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开放。与此相反，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输出革命，不输出意识形态，不搞军备竞赛，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超越零和思维，走合作共赢之路，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就以我为主，平等地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开放，吸收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东西，与世界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通过全球正义力量，化解少数国家对中国各种可能的施压与威胁。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它必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上的制度优势，使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同时，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者：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姚黎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毛邓理论研究”，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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