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沧桑巨变，中国崛起令世界瞩目，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本文为参考消息特别策划“世界纵论新中国70年”专题报道，推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撰写的文章。
■ 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并举的局面
■ 新时代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 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要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郑永年
上世纪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其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
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不断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时刻想“终结”人类历史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话，西方制度抱残守缺，不能与时俱进，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指的是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
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但这种忽视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
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新中国的70年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要务。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而民间资本提供的则更多的是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构造世界经济历史奇迹的同时，又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根本的制度。经验地说，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他国家也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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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来源：“参考消息”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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