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是2019年年初刚刚成立的崭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该院的公众号最近发表了作者为“阿蒙”的几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金融领域革命历史的文章。阿蒙的文章，我还没有细看，我还会认真研究。
根据粗略地研究，我觉得，很可能，阿蒙的文章问世，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学新生”。
其次，阿蒙文章的“新”，是方法论的不同。阿蒙的文章，是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济金融斗争的实践出发，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立足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概念、公式。从实践出发，而非从理论、概念出发研究认识问题，这是马列主义和其他主义的根本区别。我们常讲辩证法，其实，如果不从历史实践出发，辩证法，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从历史实践出发，就是完整地、深入地、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是考察历史实践，而不是举例子！实践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和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所谓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的概念、论述出发是完全对立的方法论，后者是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的做法，是专属于剥削阶级的方法。这种唯概念、唯理论、唯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逻辑混乱的、自相矛盾的。
阿蒙同志的研究方法，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是从考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金融斗争实践出发，这个与主流经济学界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其理论质量上的悬殊。无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金融斗争，并非是什么“崩溃”的边缘，并非是什么“贫穷”，是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强”，是“一天赛过二十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微弱之力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东、华南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建立了公开和隐蔽的人民政权，支撑了长达８八年全面抗日战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胶东根本根据地的北海银行的货币，甚至打入了日战区、蒋管区，继而在解放战争期间甚至是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结算货币。这不就是货币的“国际化”吗？
所有这些伟大的革命斗争尤其是战争的胜利，没有经济金融方面的伟大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或许，可以这么说，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这个面貌的最突出特征，应该是：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是从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济斗争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而不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概念、理论出发来研究问题，这就使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研究跳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成为可能。在立场上，坚决站在维护中国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和市场主权的立场上，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就使中国挣脱新殖民主义枷锁、重新独立自主成为可能。在对敌斗争上，就是揭露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骗子本质，协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枷锁、金融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就使“世界人民大团结”再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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