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8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信仰正在崩塌的一个侧影。香港最近的动乱，背后无疑有着某种敌对势力的做局和挑唆，意图打压遏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的崛起；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缺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所作为的结果。然而，“苍蝇不叮无缝蛋”。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香港的乱局也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我们既要揭穿少数暴乱分子的险恶用心，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反对暴力、抵制暴力；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并把握动乱背后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趋向。
一、“全民基本收入”
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一位年轻人（以下简称“年轻人”），最近在电话中，忧心忡忡地与我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前途。
事情起因于美国的下届大选竞争。有一个竞选者的施政纲领引发了年轻人的高度共鸣与关注，这个竞选者名叫杨安泽。据媒体报道：
“美国当地时间6月26日与27日，民主党总统初选首轮辩论分两场拉开帷幕，多达20位候选人迎来他们在竞逐总统宝座的首场挑战。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辩论开始前，在乔·拜登、伯尼·桑德斯等民主党重量级候选人之外，华裔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也吸引了众多关注。”
杨安泽的竞选主张有两个要点：一是“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后果十分严峻。（注1）
所谓“全民基本收入”，杨安泽称之为“自由分红“（freedom dividend）。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每个月无条件给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发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杨安泽主张通过调整政府现有的福利项目，增收10%的增值税，以及增收“超级富人税”来为该方案注资。杨安泽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在于：
（1）应对人工智能发展以及“自动化”所带来的失业；
（2）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陷阱”（因贫困而导致个人资源匮乏，从而加剧代际贫困）；
（3）提高医疗和儿童抚养待遇；
（4）促进消费，提升就业市场流动性；
（5）缓解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失衡等诸多今日美国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所谓“人工智能发展后果十分严峻”，也称之为“情况比你想得更糟”。杨安泽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自我学习的迅猛发展，会有效替代如卡车司机、电话客服员、售货员，以及种种传统的蓝领职业；而亚马逊，谷歌这些跨国科技企业却能从中大为牟利。在一起网络节目中，杨安泽甚至警告，已经存在着“潜在社会动荡”的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当某些候选人提出“再就业培训”之类的传统政策主张时，杨安泽却悲观的认为，现有的蓝领工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他们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再次获得进入新行业的就业机会。在杨安泽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对大型科技企业进行征税，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加强就业流动性。也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失业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
基于上述主张，杨安泽提出了“人道优先”的口号，并提出了100多项他称之为“人道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他声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分法已经过时。所以，改革的重点是让社会财富来服务于社会大众，以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杨安泽强调，衡量经济的标准不应当只是GDP、就业率这些宏观数据，而更应该是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等生活指标。
比较一下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的竞选纲领，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杨安泽的意义
年轻人告诉我，“全民基本收入方案”（UBI）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并不新鲜，并非杨安泽的创新。早在N多年以前，这一类缓解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的理论主张就已经有人陆续提出。
令这位年轻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被视为“养懒汉”“吃大锅饭”“低效率”，且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今天居然引发了相当多的美国年轻人的共鸣和认可。
这位年轻人不无深刻地告诉我，“全民基本收入”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原则的否定。或许是为了淡化该方案的颜色，以免于“政治正确性”带来的麻烦，杨安泽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在这位年轻人看来，这种回避在资本主义语境中，或是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策略考虑罢了。
这位年轻人预测，杨安泽在竞选中胜出的概率或许并不大。但是，这位年轻人肯定地告诉我，从杨安泽获得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和支持的情形中可知：“全民基本收入”肯定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听了年轻人的看法后，我告诉他：
（1）的确，“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理论依据不仅之前就有人阐述过（比如，较早的有卡尔.马克思，托马斯.潘恩，等等；晚近的有前国际工会主席安迪.史登，荷兰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等等），而且在欧美也已经有人将这个方案付诸于实践（比如，在加拿大、芬兰、荷兰和美国的部分城市，已经有“全民基本收入”的局部实验）。
（2）然而，杨安泽提出该方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这样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分配方案，居然开始介入到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且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认可。
（3）“全民基本收入”是目前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最为“激进”的措施。但是，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背景下，这个方案并非如杨安泽所说的那样，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陷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样的分配关系。若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任何“激进”的分配方案都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试想一下，在以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全民基本收入”被资本主义的“主流”认可并广泛实施，可能么？
（4）我同样感到惊讶，“全民基本收入”居然得到了美国很多年轻人的广泛认可。值得深思的是，一个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定义为“养懒汉”的“社会主义”分配方案，今天却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相当部分年轻人的认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位年轻人告诉我，由于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所以，支持该方案的基本上是20世纪末以来出生的年轻人。而反对该方案的之所以基本上属于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乃是因为这一代人的思想，已经深深打上了敌视和恐惧共产主义的“冷战思维”印记。
“存在决定意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代人有着极为不同的认知和评价。
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对于两代人的认识分歧，这位年轻人做出了如下展望：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正在老去，未来属于年轻人。
于是，我想到了鄙人之前写的文章：《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
（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期）；《互联网——比马克思更危险的革命家》
（http://m.cwzg.cn/theory/201512/25878.html）（载《察网》2015年12月20日）。
从杨安泽的主张以及这位年轻人的思考中，我再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三、“最大化”是作死的逻辑
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是“最大化”：人的行为目的就是力图“最大化”各自的私人利益——马克思称之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
“最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还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最大化”逻辑内生出来的严重问题在于：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牺牲一切而在所不惜！
这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资本主义版本。
“最大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醒悟。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相比较，与马克思“真正的经济就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的“最小化”逻辑相比较，资本主义的“最大化”逻辑就是作死的逻辑。
与我讨论资本主义前途的这位年轻人，他们这一代都是在“经济人假设”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资本主义“最大化”的坚定信仰者。
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经济学的计量实证检验时时刻刻都在证明“最大化”是宇宙真理，然而资本主义现实的“实践检验”，却对“最大化”提出了越来越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资本主义“三观”动摇了，他们的资本主义信仰正在无可挽回地崩塌。
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8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信仰正在崩塌的一个侧影。
香港最近的动乱，背后无疑有着某种敌对势力的做局和挑唆，意图打压遏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的崛起；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缺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所作为的结果。
然而，“苍蝇不叮无缝蛋”。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香港的乱局也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我们既要揭穿少数暴乱分子的险恶用心，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反对暴力、抵制暴力；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并把握动乱背后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趋向。
有学者指出：
“香港全球价格最高的房地产业，就是典型的吃人行业，不仅把一代人吃得骨头渣都不剩，甚至把三代人的血汗钱全都吃进去后，仍然让老百姓负债累累，成为现代社会名副其实的奴隶——房奴。……彻底断绝了年轻人对明天的希望。”
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多的年青人断绝了对未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认可。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正在大概率地进入更为深刻的总危机时代（注2），并出现了总危机时代的阶段性征兆。
值得关注的是，8月14日，美国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盘中倒挂。美债长短期利差倒挂，反映了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也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注3）。有趣的是，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刚好过去了10年。
与以往经济周期的常规性循环不同，当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所以日趋尖锐化而看不到有实质性缓和的前景，其生产力的原因就在于，“自然力取代人力”的过程已经进入一个历史节点：被AI（人工智能）逐出工作岗位的人力，已经越来越“无业可就”。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业可就”的残酷情形越来越难以被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所改变。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呈现出日益尖锐化的趋势。
如果说，之前的科技革命和创新尚能把资本主义从周期性危机中拯救出来，那么自从人类社会进入AI（人工智能）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吼不住”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了。所谓“吼不住”，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就是“不适应”。
事情越来越清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这一判断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一种理论假说和预测，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活生生的现实。
注 释：
注1：有关资料来源于：《美国大选民主党首轮辩论结束，唯一华裔候选人杨安泽能走多远？》
注2：据有人考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概念最早是斯大林于1927年提出来的。前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这样的定义:“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其特征是战争和革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
注3：所谓“先行指标”，是指在经济增长或衰退尚未来临之前，就率先发生变动的指标，以此可以推测经济波动的趋向。历史经验表明，一旦10年期与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宏观经济就会步入周期性危机（学界文雅地称之为“衰退”）——最快1年之后，最慢3年之后，平均2年左右。依据美债收益率倒挂的数据由此推断，即使不能确定美国经济短期会陷入危机，但是中长期将步入危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注意，美债收益率倒挂仅仅是市场预期的结果，并不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本次10年期与2年期美债收益率之所以出现倒挂，与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升级固然有关。但毛衣战只是外因，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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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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