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晚,央视电影频道临时加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电影《英雄儿女》。这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掀起观影狂潮的影片,再一次引起了国人的热议。在热议中,很多人把话题转到了影片中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一个近年屡屡在各大媒体(含央视)上出现的“蒋庆泉”,又时不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英雄儿女》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巴金1961年发表的小说《团圆》。巴金是怎么看待这个原型问题的呢?
巴金有着浓厚的抗美援朝情结,他两次赴朝鲜前线。一直到他晚年,都一直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团圆》虽然对王成着墨不多,但他在志愿军某团六连生活的两个月,使他在脑海中形成了“王成”这个艺术典型。在那两个月中,六连的战友们向巴金讲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使他震撼的是六连的开城保卫战。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副指导员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当赵先友发现大批美国兵已经冲上来的时候,果断地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上级报告:
【“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回国后,他终于把这个他挥之不去的形象写进了他的作品。
《英雄儿女》作为经典电影,几十年间一直不断地在全国放映。进入1990年代后,报刊一度频频刊出寻找现实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文章。有人也向巴金问起了这个问题,他总是笑着说:“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1991年的夏天,赵先友烈士生前的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党委决定在营区为烈士立一座塑像。他们派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赴上海请巴金为赵先友塑像题词。在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交谈时,李小林对戴秀斌说:
【“父亲听说你们来,说他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感动,他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
之后,李小林带戴秀斌等人到医院探望了正在住院的巴金。巴金高兴地接待了他们。最后应客人要求,巴金写下了几个大字:
【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把《团圆》改编成电影,让王成形象丰满起来,是编剧的任务。恰恰编剧毛烽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在四年抗美援朝的战斗经历中,他和巴金一样,耳闻目睹了大量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英雄集体,这使毛烽根据《团圆》编写《英雄儿女》电影剧本的伊始是顺利的。他说他的创作一点儿也没有虚构和杜撰的成分,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凄美、惨烈的牺牲事实,至亲、至爱、至痛的感人事件多得“撞人”,因此写《英雄儿女》这个电影剧本和电影里的每一次战斗、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镜头,都有许许多多战场上的真实原型做基础。
毛烽回顾了志愿军很多感人的牺牲事例:如为了部队的前进,47军某团的4名战士先后用自己的身体堵敌人暗堡上的枪口而牺牲;为了作战需要,志愿军战士先后有10多人用身体做“支点”,手举炸药包在炸碉堡、炸炮楼、炸桥梁中英勇献身。但这些英雄壮举都被别人和别的电影表现过了。他想挖掘出一个新的形象。
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入朝作战中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的英雄人物于树昌。1951年秋天,47军某部侦察班班长于树昌,带领侦察小分队深入三八线以南的一个美军高炮营阵地去进行敌后侦察,途中遭遇敌人,随行的3名战士全部牺牲,于树昌背着无线电报话机钻进敌阵地不远的一个山洞里隐蔽。敌军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上山搜索。并通过对无线电波的寻找确定了于树昌隐蔽的山洞。见此情景,于树昌马上通过报话机向部队高喊:“敌人一个连正向我爬来,敌离我100米……80米……50米,快向我开炮!”指挥部问:“你的防炮基础有多少?”于树昌回答:“不要管我,敌人离我就10米了,快向我开炮、快向我开炮……”在炮火的硝烟中,侦察班长于树昌的喊声永远地消逝在山谷里。
2003年,毛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成的原型就是英雄烈士于树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要人物,像战地优秀政治工作者、军政委王文清,文工团员王芳等英雄人物形象都是真实写照,没有艺术拔高,整个电影中的英雄儿女都是一种真切的集中写实。毛烽还深情地说道:
【“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电影《英雄儿女》人物原型寻找的过程和他们产生的经过,其实就是重温纪念与学习抗美援朝所有英烈的过程,那种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的特殊岁月是永远都要铭记的!”】
那么,蒋庆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上对于抗美援朝的看法出现多元化声音。其中持否定意见的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比较多。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同样还是《炎黄春秋》创始人之一的洪炉,认为蒋庆泉也是一位“王成”。因为据他说,1953年4月,蒋庆泉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战役中,喊出“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后被俘。1953年5月,他写成《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由于此时传来消息,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
顺便提一下,在寻找王成的原型时,无论是赵先友,还是于树昌,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当时健在的他们的战友和首长,都通过口头材料和书面材料,还原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洪炉不断写文章讲述蒋庆泉的故事,各种媒体也纷纷转发,一个新的王成原型就这样出现了。有的还进行深入发掘,其中最给力的一篇是蒋庆泉口述的,发表在2011年11期的《<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此文的责任编辑是那位打“狼牙山五壮士”官司败诉的洪振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与洪炉的文章,在衔接出现“掉链子”。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写道:蒋庆泉被俘后,“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叫蒋东阁,我承认了自己是通讯兵,但是敌人问我都给首长传过什么信,我啥也没说。”而洪炉此前称,当他要发表蒋庆泉英雄事迹时,传来消息,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
这也就是说,按洪炉的说法,唯一可以证明蒋庆泉有过王成那样英雄事迹的资料就这样夭折了。但怎么会把“蒋东阁”认定为“蒋庆泉”,则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当人们对蒋庆泉是王成原型这一观点产生质疑时,洪炉就一句话解释:“我认为王成这个人物形象是杨根思、于树昌、蒋庆泉的英雄形象的集合。”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的文字表述风格和巴金、毛烽有明显不同。
例如在写到战场时:
【“4月18日早晨,敌人再次冲上来,这次足有几百人,我又立刻调炮攻击了,但是大炮不知怎么了,都打在前后左右,敌人进攻的势头一点都没有被削弱,他们渐渐对我们的阵地形成了合围。”
“就在这危急时刻,我方的炮击突然停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没炮弹了,所以才停止炮击。当时我就在阵地上一直呼叫:‘要炮啊,要炮啊,炮、炮、炮……’但大炮一直也没能打过来。”
“敌人突击队攻上来了,距离我们越来越近,40米,30米……我就在那里一直喊开炮,最后情急之下,我干脆喊出:‘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没能守住阵地,请向我的碉堡顶开炮,向我开炮!’”】
例如,他在写美军给他治疗伤口:
【“这里的医生对病人照顾得都很好,他们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之间都会来给我们换药。这里的伙食也很不错,一日两餐,早餐是一杯牛奶、两片面包,晚餐是西餐。他们在一个方形的钢盘里放了四样菜,有蔬菜、鱿鱼、火腿肠、卤肉、鸡蛋、牛肉罐头之类,每日轮换,有时候还有雪糕和果汁。”
“有一天,医生又准时来给我换药,还为我打了一针,然后为另外一位难友处理伤口。我趴在床上,歪脖盯着医生,看他如何处置那位断肠难友的伤口。”
“那位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揭开难友肚皮上的纱布。我看见难友裸露的肠子在冒泡,喷出来的东西是黄色的粪汤。这时候,病房内许多难友都用手捂住了自己鼻子,然后把头扭过去,我也忍不住,憋了一憋气。那位医生和护士却没有扭头,也没有捂鼻子,看不出有丝毫厌恶的反应。医生用镊子夹住一块棉花,一遍一遍擦拭,直到清理干净后才离开。”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大夫的模样,谢谢,美国人有恶人,但是同样也有好人。”】
例如回国以后的遭遇:
【“我们在朝鲜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数有2.1万多人,最后回到大陆的只有6064人,其余战俘全部去了台湾。我们回归大陆的这6000多人其实都挺悲惨,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改造完毕,我被责令复员。于是我回家了,回到锦州大岭村,在那里耕田种地,劳作了大半辈子。”】
关于蒋庆泉所说的这些,笔者个人看法,不能说是没有依据。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有不少欠缺的地方。但是,如果由于有这样的遭遇,就延伸到对整个抗美援朝看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0年,《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记者对蒋庆泉的采访:《蒋庆泉:一个人和他的战争》。文章写道:
【“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
“我和洪炉老师良久无语。”
“蒋庆泉喜欢看书,学知识,他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最显眼的是四大野战军战史。洪炉老师送给他自己写的抗美援朝书籍和一本23军战史,他爱不释手,当场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很想知道自己四年的从军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到底打了两场什么样的战争。”
“不过,当洪炉老师跟他讲,根据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许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说,他内心的战争从未停止。”】
文章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还有多少个蒋庆泉就在你我身边?
同样在2010年,《英雄儿女》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王凤阳、邱瑞贤采访时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是报告文学里的原话,不是为了戏剧编出来的,所以才能打动观众。王成的故事是真有其人,他的原型是一位叫于树昌的志愿军战士。于树昌牺牲后,排长孙绍军和记者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向我开炮》,这篇文章后来入选了由周扬和郭沫若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志愿军一日》里面。近几年来,有些人说王成的原型还活着,王成的原型有好几个,我觉得这是亵渎历史上真实的英雄。起码,在我们拍片的时候,王成原型只有一个,就是于树昌。
9岁就参加革命的刘世龙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说过一些过头话和牢骚话,受到留党查看处分。他所在的剧团负责人告诉《英雄儿女》剧组:“刘世龙思想严重右倾,要控制使用。”但刘世龙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他下到部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3个月下来,刘世龙身上充满了英雄的气质。导演武兆堤一看露出了笑脸。从此,他一直作为正面人物的演员出演了多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
1994年年末,《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和“王芳”,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金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巴金的病房时,久卧在床的巴金激动起来,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
笔者以为,如果蒋庆泉、洪炉真正想做、或者尊重志愿军中千千万万的王成,就应该向巴金、毛烽、刘世龙、刘尚娴他们学习,而不是到四处寻找新的“蒋庆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