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来沪出席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和陆家嘴论坛活动期间，谈了他对以色列创新特点以及上海发展知识经济的看法。现据记录整理稿刊发。
以色列人都在创新吗？
最近，我和三十几位做企业的朋友一起去访问以色列，那是真受到触动。我们通常是白天访问，晚上讨论一下观感。我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号称“创新的国度”里，我们究竟观察到哪些新东西？
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了希伯来圣经里头的一段话）。我说，这种东西国内一些地方也有，那是信教家庭的一个吉祥物，不信教当然没那个东西了，何况早就有了的。还有人说，进以色列海关不要求填表（不填入关表）。那么一个敏感地区，VISA审查很严格，但只要盖到VISA以后，入关手续极简单，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和安保技术有信心。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到圣城看满街的小商贩，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啊？他不也在那儿摆地摊吆喝，整天等着过路的人去买东西吗？特拉维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别的？固然比我们的宾馆朴实些（没那么奢华），但也谈不到创新。最后，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也没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东西；就直接观察而言，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还不是该干嘛干嘛。
现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万，只是上海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居然拥有三点八万名科学家！它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但你看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高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二，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科技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和以色列初创企业！
我就问同行的企业家们，究竟怎么理解创新？其实，创新是少数人的活动。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总是依托传统、远离创新，甚至对立于创新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创新”才变得强有力？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把有想法、愿冒险的人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恐怕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但是，一旦把创新的要素汇集在一起，创造了奇迹，会让其他看来平庸的部门和人口沾光。比如以色列理发师，就比中国理发师赚钱赚得多。他为什么赚得多？讲到底，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这些活动，有很强的外溢性。以色列企业家厉害、科学技术专家厉害，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厉害。剩下是外溢效果，各个部门包括生产率不高的部门和人，如以色列理发师，也可以分享创新收益的外溢。其实，人类从来如此。难道我们大家没有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我们没有享牛顿的福、沾爱因斯坦的光？所有没有直接参加发明创造纺织机、蒸汽机、铁路、飞机、电话、电报直到互联网的人士，其实，多多少少，都沾了瓦特以来创新分子的光。
所以，兴国之道，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创新，特别要把创新分子汇聚起来。同时，把创新成果覆盖到国民经济里头去。最后，连剃头的、扫地的，都一起沾光。
现在大家都承认犹太人厉害。其实，过去分散在各个地方，哪里看得出犹太人厉害？“二战”的时候，被纳粹杀了六百万。所以，现在回顾当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那么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聚到一块，构成一个国家，有个保护壳；然后让里头最厉害的人，创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厉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变。比如硅谷。
以色列人善于创新源于教育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国家教育、特别是中国教育，是完全不同。我们去了以后在IDC（一家商学院），正经请了一个高学位的拉比（犹太语“智者”的意思，多为传教的长老）给我们讲课。他的题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用不多的几张PPT，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他首先说，所有犹太人，人人从小开始，就要接受两本书的教育：一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两千年来，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思想集合（共二百五十万字，很厚、很厚一大本羊皮书），里头也记录了大量民间智慧、民间故事。
这位拉比讲，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拿这两本书读，要反复读一辈子。他说，所有犹太孩子的妈妈，第一责任就是教育孩子，奶奶也要教育孙子，教育是犹太妇女最重要的天职；从小家庭教育，世代遗传。一岁怎么教育？就是给他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犹太孩子到五岁，基本把这两本书里的故事都听过了。然后就正式跟拉比学习。拉比很讲究学习仪式：第一天上学一定要穿新衣服，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开心的事；对新来的同学，大家要热烈鼓掌欢迎；第一堂课教孩子些字母，是用蜂蜜写在干净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个“字”舔掉，或者给小孩发一块糖，每人吃一颗开始学习——使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着说，以后犹太人怎么来来回回读这两本书呢？靠讨论式的学习。两个人看一本书：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互相讨论式。它是有点怀疑论哲学，包括对上帝、对“圣经”，鼓励学生question它。犹太人提倡批评式教育，从小就这样。犹太人的教育，不是说拉比讲的就是真理，学生记住会背就行了；而是鼓励挑战、提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思维厉害？他就是从小受这套思维方法的影响。
访问期间，请到以色列第一位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来做讲演。他讲，从小他的妈妈就这样教他：“走进一条河，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奠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人们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反而容易”。
阿龙还说，每天放学回来，犹太妈妈不会问教了什么、学了什么，更不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她就问：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吗？你问了有意思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人家的宝贝。实际上，教育要开发智力，提倡好奇、把问题看得比答案还重要。这是以色列人思维真正厉害的地方。
犹太人永远相信：土地会被夺走，财富会被拿走，但知识拿不走（从小就教育孩子这个道理）。所以，以色列人最相信，就是human capital。这个人力资本理论，终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最彻底的应验场所。
以色列军队就形成一个创新体系
我开始觉得，以色列周边强敌环伺，保家卫国是第一优先，而军队靠纪律、以服从命令为主导，应该不容易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吧？这是我当时的一个问题。最后找到了答案。
第一，以色列全民皆兵，国家财力很大程度资助军队的研发系统，财力充分保证。因为以色列如果没有高科技，它是没法在残酷的环境里头生存的。
第二，军队研发系统全是最好的教授领导。以色列四所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都由一流教授主持军事科研。
第三，所有以色列高中生必须当兵，挑当中最优秀的人进军队研发系统。一流的青年学生感觉最光荣的，不是入美国哈佛、耶鲁名校，而是被挑进以色列情报部门或军队科研局。
第四，以色列是靠民兵打出来的天下，所以正规军队的等级制还不那么强，穿着军装的研发人员一般“没大没小”的，第一线的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包括立题，到底干什么谁说了算？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也鼓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
第五，当兵三年退役后，以色列还有预备役制——每年要有一个月重回部队去——这把等级制更加打乱了：你在公司是个老总、在政府你是个局长，但你回到预备役部队，遇到的领导，可能就是你原来的下属。这也有利于他们之间激发创新思维，没有被等级约束的桎梏。创新，就要这样的环境。
据说，硅谷的美国科技巨头们，对下属的以色列研发中心的犹太同事们，真是又爱又恨。这帮家伙出活，但可不容易领导，因为常常爱问他们的上司：为什么是你领导我？为什么不是我领导你？
有人问：他们的头头不反感吗？答案是：出活啊。最后会出创新成果，你认不认？其实，这也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别以为，仅仅是犹太人的聪明才智起作用。不完全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鼓励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氛围和环境？如果这个没有，聪明才智向别的方向用，创新就难了。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也要对基础科研下注
讲科创，其实里面包含知识经济的三个环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这三者需要的体制和文化条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的看法，中国目前最强的是知识传播，其次是知识应用，最薄弱的是知识生产。咱们的教育，论问题还有不少，但总起来看，教育普及还不错，无非就是把天才的思想或发明，批量变成大家都能掌握嘛。但是，知识生产（原创的创新），跟知识传播（教育），是不同的。
知识生产，还是要讲点特殊，要保护少数、尊重个性、承认天才，没有人人都行那回事。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包括陈景润，一共也没几个头脑；但知识一旦生产出来，经过教育普及和市场应用，可以让全人类分享受益。看到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支持知识生产，不受流行观念的干扰。
多数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但是，研究性大学，要给点特殊政策：怎么给钱，怎么建立比赛规则，怎么让它跟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
至于知识应用，还是市场机制、利润驱动最管用。对风险大、失败率高的事情，唯有开出“超级大奖”，才能动员人们前仆后继。
这样看，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可能要“高低杠”并举——“高杠”是“高杠”，“低杠”是“低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知识生产需要的，可能就是希腊城邦传统里的那一套：“精神贵族”衣食无忧（今天看花不了多少钱），对话、质疑、挑战，密集的思想交锋、冲撞，享受思维过程、不问收获和成果。要尽可能创造这种知识生产的空间。
另外，即使包括知识应用的创新，也不要以为一个地方时时处处都在创新。即使以色列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也做不到时时处处人人都创新；而无非就是集聚起那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我们要足够重视“群”的环境，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上海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也应当奋力对知识生产下注：上海坚持每年把GDP和财富的一个比例，拿出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上海要塑造起在全国、东亚对科学投入最慷慨的城市形象，且只管投入不问产出。上海能不能明确鼓励上海的重点大学、科研院所，冲着诺贝尔奖去奋斗？争取对基础科学研究作出贡献。
在以色列访问时听说，犹太人占人类总数的千分之二，但得过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包括国内国外有一百六十五人，占诺贝尔奖得主的百分之二十。我想，我们中国人口占人类百分之二十，获诺贝尔奖能不能占到千分之二？如果可能出这个千分之二，那么，国内最可能在哪里捷足先登呢？上海应该有机会！至少这方面的可能性，比广州、深圳、香港，总要大一些吧。如果说，“十三五”时期内，在知识的市场应用方面，上海不一定走得到深圳、北京中关村前面去，但在知识生产、即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则是完全可能做得比其他地方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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