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毅：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伟大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胜利六十二周年。60多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为了抵御美国的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夺取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对于巩固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获得的革命成果，争取到和平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对于打击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侵略气焰，对于提高中国国际地位,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战场上涌现出无数个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的英雄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把他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

 

可是，不能不看到，这些年来，国外敌对分子和国内少数人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做足了文章。他们把朝鲜战争歪曲成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战争，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诬为支持侵略者，利用某些片面的资料来印证他们的所谓观点，对于美国这样的分裂朝鲜和利用朝鲜问题发动侵略战争的始作俑者却不去追究,甚至加以美化。他们的做法,也搞乱了一些涉世不深、对那段历史了解不多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因此，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应保持沉默，而应理直气壮地澄清事实，还历史的一个公道。

 

 

一、是谁分裂了朝鲜?

 

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1910年被日本呑并后，朝鲜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从未停止过战斗。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本应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开始新的历程。然而，当时的美国为了防止南下中国东北打击日寇的苏联军队进而解放整个朝鲜，便匆忙向苏联提出在朝鲜划定38度线作为美苏双方分别占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这一提议居然得到当时奉行“安全带”政策[①],害怕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苏联的同意。美苏两国无视朝鲜人民要求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为了一己私利,强行分割朝鲜,不能不激起全朝鲜人民的强烈愤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选定三八线作为一条分界线，立即引起了朝鲜人的愤怒。它将这个国家不自然地分割开来，这使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群情激愤，他们都强烈希望将其清除掉，把国家统一起来。”[②]

 

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美苏两国意见尖锐对立。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方受美国政府扶持的李承晚集团上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针对这种情况，朝鲜北方于9月9日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南北朝鲜分裂。同年12月，苏军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从朝鲜北部撤出。次年6月，美军也从朝鲜南部撤出。这样，如何实现民族统一便成为朝鲜内部的事务[③]。

 

根据以上史实，所有持严肃态度的人都看得清楚,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制造朝鲜分裂的人。

 

如一位中国资深学者所指出，“40年来，世界上一直在议论朝鲜战争是谁发动的。对此，作者拟谈三点看法：

 

1、当时朝鲜南北双方解决民族内部分歧，自然以和平方式最好。但是如果有一方诉诸武力，那是朝鲜民族的内部事务，他人无权说三道四。

 

2、苏、美是分裂朝鲜的祸首，‘三八线’是它们炮制的势力范围分界线。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在任何情况下，苏、美都对引起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3、中国不是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国，也不是‘三八线’的划定者。对于苏、美承担的义务，中国是不受约束的。

 

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40年来的争论放过了苏、美乃是造成朝鲜爆发内战的共同责任者这个核心问题，根本就没有论到点子上。”[④]

 

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许多美国著作都承认,朝鲜战争爆发前,南北双方都在准备作战,38度线上,南北双方零星交火不断.这些都预示着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仅强调一方的准备而忽略掉另一方,是不科学,也是不严肃的。

 

二、是谁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的范围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亚洲地区。6月26日，美军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派遣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杜鲁门声称，“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并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荒谬主张。6月27日，美国乘苏联代表缺席，中国席位仍被台湾国民党集团占据之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韩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接着，组织“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从而使朝鲜问题成为国际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不顾中国一再警告，于9月底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继而直逼中朝边境达到鸭绿江南岸，从而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和生存。正是在美国侵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赴朝作战，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后来回顾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⑤]

 

可见，正是美国的侵略行经逼迫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中国抗美援朝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就连美国有识之士也是理解的。例如，基辛格博士指出，“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他还指出，“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对朝鲜没有战略野心，无意侵犯它的主权：战争打响前他们注意的是和苏联争夺对朝鲜的影响。他们也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犹豫再三，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⑥]

 

正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之战，中国志愿军才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全中国人民才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正是这种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解放、国内工农业总产值只及世界首富美国1/28(1950年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在军事装备方面基本上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的国家，敢于跟拥有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相对抗。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中国的东北边疆得到巩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美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进行欺侮和侵犯中国的尝试。[⑦]

 

三、研究抗美援朝历史必须以全部事实总和为依据，坚持长时段和整体观点

 

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研究应“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这里所指的事实不是一两件事实或部分事实的片断，而是与事件相关的全部事实的总和。同时必须坚持以长时段整体观点来考察历史，特别是像朝鲜战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猛烈抨击那种只注重历史“事件”的短期研究的做法，认为“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⑧]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如果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而这种深度分析丝毫不亚于(甚至于要超过)任何非当代史的研究。我们认识在当今世界起实际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唯一希望是严格从历史出发来加以探求。遗憾的是，这样做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他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指出，“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时事分析家把这场战争仅仅看作是第二次大战后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一系列冲突对抗中的一个事件，但是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实际上就是为了占据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未见有分析家片言只字的论述。”[⑨]

 

既然是涉及“为了占据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研究朝鲜战争就不能轻描淡写或根本不涉及美国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在东亚地区的整个战略和策略，不能不揭露他的全球霸权主义在该地区的表现。事实上,美国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参与帝国主义列强对势力范围的角逐。19世纪末,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目的在于以其雄厚的资本同列强竞争，以扩大美国在华经济扩张的地盘。二战结束后,美国更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全球霸权主义。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947年以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1949 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彻底失败,以及美国国内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相互指责,等等,等等,都是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评价朝鲜战争问题时避免仅仅抓住谁放第一枪这个问题不放，而忽略了或有意无意掩盖矛盾各方的其他一系列事实真相。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理直气壮地说,仅仅依据当今已经面世的种种史料，已足以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打败美国侵略军的义举，是任何人都歪曲和抹煞不了的。

 

　  参考资料

　　[①]苏联安全带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积极的，即保证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另一方面则是保守的，同时包含着大国沙文主义因素，这就是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对各国革命采取并不积极支持的态度。

　　[②] (美)见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③]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④] 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页。

　　[⑤] 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转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第73页。

　　[⑥] 见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6页。

　　[⑦]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 第89 页。

　　[⑧] 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⑨] 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