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些朋友感觉，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时候了，就是因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总会有媒体和专家学者表现出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倾向。这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舆论的成功，却是我们媒体的耻辱。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的中国曾产生了400万汉奸。但是当年的汉奸想必远没有今天这样的舆论声势，没有这样大言不惭，冠冕堂皇。我们倒是应当庆幸美国今天的倒行逆施，帮我们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怀疑。但是，能否最终挫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阴谋，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心、毅力、智慧和行动。
我从事的工作是向国外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力争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国际舆论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国际上愿意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国际舆论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的舆论攻势的影响下，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价值观念也在和美国趋同。种种事实表明，我们现在有一些有相当地位和话语权的人，唯美国人的马首是瞻，说不清究竟是他们肩膀上长的是美国人的脑袋，还是他们的脑袋长到了美国人的肩膀上。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在我们眼前成为现实——当然，“不战”的是美国，“屈”的是我们。
不战而屈，靠的是什么?当然有实力的作用，但更有舆论的作用。我是跟美国新闻教授学的新闻，又访问过一些美国新闻媒体，我认为美国新闻媒介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但是在学习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舆论为美国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一面。在技术上向他们学习，并不等于我们应当在思想上成为他们的俘虏，把我们自己变成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我们毕竟是中国人，理应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不应被美国和西方资本牵着鼻子走。
我既不研究经济，也不研究法律，更不懂战略，对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也没有研究。但是从我的切身体验，我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兴趣。所以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从我收集到的这些资料来看，美国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非常推崇，对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手段，相当下功夫。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和运用上。
心理战
美国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心理战，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实践。在美国当代的军事行动中，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都出动了心理战部队，并且公开声称心理战在这些军事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直言不讳地说：
如今，心理战行动是美国政府用以确保国家目标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活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美国国防部对心理战的定义是：
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以影响敌对的外国团体的舆论、情感、态度和行为作为首要目的，从而支持实现国家目标。
对心理战行动的定义是：
向外国受众传达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的有计划的行动，以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到外国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
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上的解释是：
美国军事心理战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向外国受众传播支持美国政策和国家目标的真实信息，使敌对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国家和力量确信，应当采取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
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遵照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 门的授意，提交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的报告。当时这份报告被列为绝密。现在解密了，在网上就能查到。报告说：
一个自由社会的目标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念和维持使这些价值观念繁荣发展的物质环境的需要来决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仅是针对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我们保护这个环境的物质能力。这个挑战既是和平时期也是战争时期的，所以我们和平时期和战时的目标都要考虑这一点。
针对所谓“克里姆林宫的挑战”，报告提出了三点应对原则，包括：
“1、我们必须强大起来，包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在发展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都要强大。”
“2、我们必须领导自由世界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只有得到国内外对我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实际肯定，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完整，真正挫败克里姆林宫的图谋。”
“3、但是，在肯定我们的价值观念之外，我们还必须有这样的政策和行动，就是使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达到这个变化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败它的图谋。”
52年以后，200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篇就说：
“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大争斗以自由力量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这也是国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的胜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今天，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及政治影响力。在保持我们的遗产和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和暴君，捍卫和平。我们将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保持和平。我们将在每个大洲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扩展和平。”
从这些陈述中，我们看到，从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时间里，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改变。凡是有悖于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凡是有悖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凡是有可能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潜在力量，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不仅针对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且针对着他们保护这套价值观念的物质能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意识形态和力量存在。从乌克兰到中亚，所谓的“颜色革命”几乎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定，要打败对美国的威胁，“我们必须动用我们军械库中的一切工具——军事力量、更好的国土防御、执法、情报”等等。但是，他们认为，心理战作为人类军械库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对战争的成功几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样必要”。
美国心理战行动网有一个专页，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论心理战的语录，也显示出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
关于心理战的重要意义和目标，有这样一些语录：
列在第一条的是孙子兵法《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第二条也取自孙子兵法，是《谋攻篇》中的：“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拿破伦：“世界上只有两大力量，剑和心。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被心所击败。”
克劳维茨：“心理的力量对卷入战争的各种因素有决定性的影响。”“消灭敌人的勇气和消灭他的军队同样重要。”
无名氏：“俘虏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心和灵魂就会跟过来。”
美国将军格利非茨：“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是远比其部队的躯体更重要得多的目标。”
美国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军事大灾难》的书中援引了戈倍尔日记中的一段话，挺有意思：
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样。因此，给出的理由必须没有加工的痕迹，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鸣，而不是理性的共鸣。真相并不重要，它完全从属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轻蔑必须针对具体的个人。
美国特种战中心学校的校长保拉准将认为，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心理战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美国军方已经接受了心理战行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战斗武器这个事实，要求每个军事指挥官都必须考虑采用。心理战行动已经列入了很多训练计划和战术演习，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采用了心理战。这还只是战术层面上的心理战。在战略上，他们心理战的目标和规模就更高更大。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而且这种战略上的心理战，是国家行为。
舆论攻心
心理战就是攻心之战，攻的是人的思想。美国心理战行动网页说，
“心理战行动或心理战，就是了解关于你的目标敌人的一切，他们的信仰，好恶，长处，短处，以及弱点。一旦你知道驱动你的靶子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开始心理战行动了。”
既然是攻心之战，那最好的手段就是舆论传播。他们认为，
“心理战行动可以从广义上定义为有计划地使用传播手段来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在目标群体中创立支持达到(美国)国家目标的行为、情感和态度。传播的形式可以是简单地通过口头隐蔽地扩散信息，也可以通过任何的多媒体手段。”
对于如何运用舆论传播的手段有效地进行心理战，美国政府和军方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拿出了大笔研究经费，动员了社会学、新闻学、心理学、公关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就是传播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建立。现代大众传播学理论公认的奠基人，韦尔伯·施拉姆，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美国军方的研究经费，为进行心理战而建立起大众传播学的。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创立，是美国心理战的一个直接成果。他本人40年代初曾在华盛顿任战争情报处和事实数据处处长。不知道行为科学的兴起是否也有这个背景，但是，美国军方承认，
“行为科学领域的巨大进展，使我们现在能够了解并理解人们行为的原因，再加上大众媒介传播的发展和完善，大大增强了心理战行动作为不需要流血便达到我们自己国家目标的手段的能力和价值。”
对心理战行动的运用，美国有具体的要求，就是：
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
向目标受众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国的意愿思考;
扩大展示实力的效果;
评估民意;
使敌方受众有行动的选择，也就是劝降;
克服传播中的各种障碍，如新闻审查、文盲或对广播的干扰阻断等;
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斗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经济的分歧;
支持欺骗行动。
这些对心理战行动的要求，决定了美国从事心理战行动的人员的条件：他们必须是大众传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多媒体等各种媒介进行传播或者说宣传，并达到心理战行动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国，从事心理战的组织和人员，数量很难估计。公开的资料只提到美国军队的现役心理战部队——第四心理战群，它的总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来格堡。我1988年去美国国防部访问时得知，当时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队和文职人员有2万3千多，其中专门做公关的有5000多人。所谓公关人员，其实就是和心理战行动有关的舆论传播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宣传工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机构中，并没有政治宣传部门的设置，尽管他们实际做的工作和我们概念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绝不标榜他们做的是政治宣传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传这个概念。因为在美国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传是个贬义词，会引起公众心理上的极大反感，从内心里拒绝接受。可是他们接受公关、接受心理咨询的概念。这种心理今天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对政治宣传很抵触，很逆反，不愿意接受。根据传播学原理，如果受众对你的传播有了先入为主的反感，你的传播就很难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么说，他反正不信。而对传播，对公关，受众这样的逆反心理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另外，作为传播者，一说是在宣传，自己主观上就难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生硬的灌输方式，这也会影响传播效果。而如果说是做传播，做公关，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众平等的立场，想方设法说服受众接受自己的推销，传播效果会比宣传好得多。所以，美国的政治宣传工作，是按着传播学的方式和理念来做的。他们诋毁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些消息，就用一句话：那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消息的可信度和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除了美国军队的心理战部队和五角大楼的公关人员，美国新闻媒体也是美国政府心理战行动的重要同盟，在美国的心理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2年2月初，美国军方召开了一个军事研讨会，提出，“军方应当加强同大媒体的合作”。美国政府主办的“美国之音”，是美国心理战行动的当然参与者。另据西方媒体揭露，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与美国军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战群有一个专门的“业内培训”，就是在CNN总部进行的，由心理战部队选派军人到CNN总部，作为正常雇员参加新闻报道工作。直到阿富汗战争开始后，一位荷兰记者披露了此事，第四心理战群才宣布这个培训计划已经结束。而荷兰记者在2002年1月披露这件事以后，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对此事出奇地沉默，没有一家报道或评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方让记者“嵌入”一些参战部队做报道，更收到了为这次战争大造正面舆论的积极效果。
美国官方也很会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心理战。比如2004年10月1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高级军官接受CNN五角大楼记者采访时说，对伊拉克费卢杰的军事进攻已经开始。事后人们才知道，当时进攻其实并没有开始，而是这次采访播出后3个星期以后才发动的。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网站说，美国海军陆战队那位军官的新闻发布，其实是一次心理战行动，目的是欺骗伊拉克的武装反抗者，并使他们暴露真正的攻击发动以后他们会如何行动。
协助美国政府和军方进行心理战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莱坞。美国军方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像我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样，也没有我们那样齐备的部队文工团。但是，五角大楼和好莱坞的关系极其密切。据美国军事史学家斯泰德披露，美国军方与好莱坞的合作关系已有100年的历史。军方与好莱坞的互动，创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们熟悉的所谓“好莱坞大片”，树立了众多生动的美国男女军人的正面形象。这些形象，从《巴顿将军》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无不张扬着一种颇具个性的英雄主义。而且似乎满足了不同时代美国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莱坞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战为背景的银幕上的美军英雄，从《第一滴血》到《兰博》、《野战排》，不了解历史的人看了，还以为美国在越南打的多么漂亮，忘记了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从越南狼狈撤兵的历史。这些影片，不仅能鼓舞美军的士气，也使美国公众从越南战败后的低迷状态走出来，重新振奋了精神。可是好莱坞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爱我美国，振兴美国”之类的口号。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呼风唤雨。而这时好莱坞又推出了《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扬美国军人人道主义形象的影片。这些影片，很少政治说教，艺术感染力极强，对“树立有利于美国及盟国的形象”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媒体的自觉
美国新闻媒体在参与心理战行动方面，或者说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方面，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高度自觉。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命令他们，要求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但是他们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国家利益的“看家狗”。
有人会问，美国不是有新闻自由吗？美国的媒体不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总统和政府官员吗?对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不错，美国确实有一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新闻自由。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多限制，比如不得诽谤他人的限制，不得泄露国家机密的限制等，所以实际上，那种自由度，并没有我们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时有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很多带有党派政治斗争或利益集团的背景，而且无损于甚至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塑造美国的国际形象。比如，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双边谈判时，中国方面对谈判的情况守口如瓶，中国媒体的报道则充满了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向往。反观美国媒体，却不断发出鼓噪，生怕中国占了什么便宜。他们死盯着双方谈判的进程和内容，及时报道中国在哪些地方仍没达到美国的要求，生怕美国政府会对中国做出什么让步。这样的批评，对美国政府来说，应该是有益无害的，因为这种表面上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其实对中国保持了一种舆论压力和主动，使美国政府可以运用这样的舆论来增加他们同中国谈判的筹码。
美国的新闻媒体虽然都标榜自己独立于政府和党派，或各有其政治倾向，但是在捍卫、伸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他们，尤其是发行量、收视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约而同地非常一致。综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东部十三州扩张到西海岸，夺走墨西哥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几乎赶尽杀绝，吞并太平洋中的岛国夏威夷，这短短200多年的历史其实是相当血腥的。但是这些侵略扩张行为，大都获得了美国媒体的舆论支持，被媒体说得冠冕堂皇。所以，我们在看美国新闻媒体的时候，不能光看到他们所谓“自由”的一面。好象我们不能报、不让报的东西，他们能报，他们就自由。
美国历史上的媒介精英在赚钱的同时，都是很讲政治的。美国新闻史上的成功的新闻家们，无不有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且将这种主张贯穿到他们的报刊中，并且让它赚钱生利。他们最大的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他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要比我们中国很多媒体强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国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办《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曾公开说明，办新闻周刊，是为了“宣传美国思想，振奋美国精神”，“使美国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岁的卢斯就在给耶鲁大学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鼓励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写道：
“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有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后来，《时代》周刊果然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杂志，发展成为美国统治阶级最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对美国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个22岁的青年就有这样的抱负，而且将它付诸实施，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政治主张同我们怎样不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今天的《时代》周刊继承了卢斯对美国的忠诚。美国“9·11事件”一周年时，《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专辑，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通向巴格达之路》。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表达了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只要世界上还有“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国打他们，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该文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阿富汗政权，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权，都应该改变。
“说服、改变、影响”
舆论攻心，方法非常重要。美国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将心理战的原则浓缩成三个英文词，就是：“说服、改变、影响。”他们把这三个词作为心理战的行动指南，放在心理战部队的徽标上。
说服、改变、影响的实例很多，我们挑选几个来看看。
例1，美国之音的一条消息。
这是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1997年发给我的一篇文章，原载一家海外华文电子杂志《枫华园》，作者佚名，题目是，《对美国之音一则报道的技术分析》。这则报道是美国之音记者1997年6月5日所发，全文如下：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自由之家”上个月在中国五个省秘密会见了地下基督教的成员，加拿大多伦多基督教学院的马歇尔教授是这批“自由之家”专家人员的领队，他说，1994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基督徒的镇压活动在一年前升级了。他说：“人们对我们说，现在对地下教会成员的普遍处罚是三年劳教，地下教会的牧师或领导人初犯时可能被处以这样的刑罚。”
据保守估计，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有五千万，这是1990年估计的数字的三倍。他认为这个数字的爆炸性增长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最近大规模镇压基督徒。马歇尔说，这是在中国唯一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组织，这个组织不受官方控制，中国政府非常害怕任何不在官方控制之内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枫华园》的文章首先对这则报道进行单句分析，指出：
“1994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基督徒的镇压活动在一年前升级了”这句话有语病，“所指的镇压升级时间可猜测为93年、94年或96年”。
“人们对我们说”一句引语前后两句互相矛盾。
“据保守的估计”引入了一个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具有强烈的暗示效果”。
“他认为，这个数字的爆炸性增长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最近大规模镇压基督徒”一句，是一个不知道来源的估计数字的爆炸性增长，报道没有说明这个估计数字的增长是否涉及地下教会，但是马歇尔依此作出的推断“暗示这个爆炸性增长是属于地下教会的”。
最后三句话组合在一起，起到暗示其因果关系的作用。但是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
接着，文章对这则报道做了整体分析，指出，听了这条报道后，听众会得出这样的印象：
1）中国的地下教会在爆炸性增长;
2）中国政府对它的镇压行动急剧升级;
3）千百万基督徒正面临严厉处罚。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第一点结论完全没有新闻五要素的支持，即没有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因)，how(如何);而第二点结论的这五点支持要素，何时不清，何地不详，何人及如何也没有说明，何因则由全无五要素支持的第一点结论支持;第三点结论还算有何时(即现在)、何因(即“害怕全国性地下组织”)和如何(“三年劳教”)这三点要素，其他两点又是语嫣不详。因此，这篇报道“作为消息来说其价值非常小”。
但是，这位海外作者在文章中指出，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篇报道可以十分成功地在听众头脑中建立起上面说的三个结论。”“怎么样用最少的信息去最大限度地改变人的想法，这是一门技巧性非常高的信息深加工技术，也可以称之为改变别人思想的技术，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技术应用得非常成功，令人赞叹，在这短短300字的报道中用到的技术有：暗示、逻辑圈套、对语句进行模糊处理、似乎无心的遗漏、对常识的巧妙应用以及看上去象是无意识的错误等等。”
文章作者说，
“美国之音非常关心自己的声誉，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大量中立的消息上做到忠实报道，不做任何直接威胁自己声誉的事，即使在进行信息深加工时也以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声誉为原则，不使自己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长期积累了‘公正’形象，如此这般，在关键问题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
文章特别强调：
“美国战略家声称，美国将使用其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优势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硬件优势包括：军事、科技、经济等，从外部强制性地改变别人的行为;软件优势包括：文化、舆论、意识形态等，通过改变别人的思想从而改变别人的行为。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说明它忠实地执行和出色地完成了美国政府的任务，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战略家的构想。”
美国之音这篇报道，确实把新闻报道的主观选择性和反观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吃得很透，玩得纯熟，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中了他们设好的套。这则报道，完全扭曲了新闻的真实，而不了解情况的听众，却很可能相信它，就因为它好像一直是在客观地报道“事实”，一听之下，似乎每句话都有出处，虽然细究起来，那出处是可疑的，但一般听众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不可能细细品味出它的新闻要素的缺失。于是，这则报道就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在相当一些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中国政府在加紧镇压基督教徒”的错误印象。
《枫华园》文章对美国之音这条消息能够成功地误导受众的原因也分析得很正确。就是这种误导，必须建立在多年积累的在受众当中的可信度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种可信度，它就不可能有误导受众的影响力。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战案例教科书上所说的：
如果给一个人正确的信息给7年，那么在你认为必要时，他可以在第8年的第一天就相信不正确的信息。你首先要建立起你的宣传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说服敌人信任你，即使你是他的敌人。
例2，蓝登书屋的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美国蓝登书屋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私生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这本书被当成近距离了解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信史，在海外影响极大。尽管书中所回忆的内容，很多活着的当事人都说是编造，但是他们说明李志绥编造事实的回忆，却根本无法与李志绥那本书的影响抗衡，就连国内很多人，也宁可相信那本书，而不相信对它的驳斥。
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认这本书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心理战行动，但是它完全达到了心理战行动的效果。很多通过各种渠道看了这本书的中国大陆读者，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这本书，使他们“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完全破灭了”。让一个国家的公众对当政者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产生怀疑，离心离德，不正是心理战行动所谋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吗？
而且，这本书有着相当耐人寻味的背景。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1988年，李志绥初到美国时，曾经跟人说过，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些年月。他开始写回忆录后，最初的两稿均被出版社否定。否定的原因，就是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形象，不符合美国出版商的要求。
如果以上的情况不足为信，那么下面的事实则是确凿无疑的。
首先，李志绥作为一个只会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人，却需要别人把他的中文草稿译成英文，再由母语为英语的美国汉学家润色甚至改写，然后出版一部以英文为母本的回忆录。一个人的回忆录不能以自己的母语为母本，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后来出版的这本书的中文版，都是以英文版为蓝本。
第二，据李志绥在英文版中开列的致谢名单，除了两位给他写英文的捉刀人，包括一个华裔教授和一个老美，蓝登书屋另派了9个人帮助此书的写作。此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所谓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自始至终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并为他撰写了前言;参加评审英文稿的还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心理医学和人类学家，包括麦克尔·奥克森伯格、罗德里克·麦克法加尔等八、九位。一个医生的回忆录动用这么庞大和高规格的阵容，所为何来?李志绥有所披露：这些专家“将我的回忆与写过毛的那些人的其他记述加以对照”，“使这本书能够为非中国读者所理解”。
其结果就是，李志绥参与了很多身为保健医生的人不可能参与的政治决策，包括他就任毛泽东保健医生之前就召开的中共八大，以及庐山会议、尼克松访华等等。
第三，蓝登书屋号称世界最大的普通英文图书出版公司，长期致力于出版美国和世界最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蓝登出的书获得的文学奖和图书奖，比其他任何出版社都多，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美国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奖等。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的李志绥，连作家都谈不上，更不要说“优秀作家”了。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如此兴师动众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出书，这里面应该是很有奥妙的。
例3，苏联东欧的垮台。
1989年到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被西方学者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和西方价值观的胜利。关于苏联东欧垮台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这里，仅摘录几段西方人士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舆论攻心的作用。
这些人士不约而同地指出，令西方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最大惑不解的，不是它们的垮台，而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失去了维护他们政权的意愿，真正做到了不战而亡。这是为什么？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助理教授威廉·沃尔福斯2000年在一篇题为《苏联的离奇死亡》的书评中，分析说：
“一些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在这个制度转而不利于他们的时候，丧失了对这个制度的信仰，比如在他们被腐败、卑劣或无能的上司解雇或虐待的时候。然而，意志消沉的最普遍的原因，还是了解到这个制度在物质上的失败。这通常有两个过程：一是了解到西方生活的现实，二是发现铁幕背后的普通公民的实际状况有多么糟糕(后一点对衣食无忧的精英分子来说，往往更触目惊心)。渐渐地，这个制度的越来越没有效率，加上它多方面的残酷和愚蠢，便蚕食了那些领导这个制度的人的信心。”
1994年2月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题为《里根和俄国人》的文章说：
“卡特-里根的军事发展并没有打败苏联。恰恰相反，它延长了冷战。戈尔巴乔夫搞经济改革的决心，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所要的国防开支的制约，但是更大得多的制约则是结构的僵化。而他的改革决心促使他不懈地追求与西方的和解。结束冷战的，是这不懈的追求，而不是战略防御体系。”
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一书第51章，《苏联和冷战的结束》这样说：
“(苏联的)解体发生在非共产党国家多年来力图与苏联‘和平共处’、谈判、签定协议和进行文化交流之后——那些妖魔化共产党的人，那些错误地把与苏联讨价还价并且交朋友的人与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相提并论的人反对这样做。缓和苏联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划算的。冷战结束了。”
2001年12月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基斯·范德皮尔在反战评论杂志《日食》上刊登文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局限》说：
“戈尔巴乔夫最后转向西方求援，试图取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妥协……，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对确信自己的力量胜过一个已经削弱了的对手的西方来说，根本没有必要接受这样一个妥协。”
我们已经知道，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敌人的思想和其领导人的意志”。从苏联东欧的垮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众多的因素中，领导人信念和意志的崩溃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联想一下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向美国总统提交的那份《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我们可以说，经过40年的较量，美国和几代苏联领导人打交道，终于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获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获得成功，是因为信念和意志崩溃了的，已不是个别领导人，而是整个领导阶层。
例4，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
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美国的武装力量节。2000年的武装力量节，我恰好在华盛顿开会，赶上他们开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并举行航空表演，使馆的朋友带我去参观。我在好多展台上看到了一些传单，介绍并号召人们参加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活动。我看了那些传单，惊讶地发现，美国正在准备一场规模很大、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纪念活动。这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
朝鲜战争是1950年爆发的。由于美国并没有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当时回到美国的大兵们，没有像以往出国作战凯旋时那样受到欢迎，而是长期默默无闻。以至多年来，朝鲜战争在美国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美国国会在1985年通过了在首都华盛顿建造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的决议。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将这场战争描绘为抵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正义之战”。199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亲自为朝鲜战争纪念碑奠基培土，1995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定43周年时，这座花园式纪念碑正式落成。
这个纪念碑隔着林肯纪念堂和越南战争纪念碑遥相呼应，同样以光可鉴人的黑色大理石幕墙为主。墙边的草坪上，竖立着十几个成散兵队形的真人大小的美国军人雕像。他们一个个神情严峻而坚毅。雕像前的地上，刻着这样几行字：
“我们的国家向她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国家和他们从未谋面的人民的儿女们致敬1950-朝鲜-1953”
在旁边的黑色大理石幕墙上，则刻着一排醒目的大字：
接下来的一片幕墙上，是许多美国士兵的肖像。园区内还刻着当时参加所谓“联合国军”的各国的国名。
为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美国国会授权国防部组织美国朝鲜战争50周年的纪念活动，国防部为此专门成立了朝鲜战争50周年纪念委员会。纪念活动从200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整整50周年那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003年11月11日结束。
这个委员会的网站和它所发的各种宣传材料说，纪念活动的举办宗旨是，“向朝鲜战争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记住了他们50年前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此外还要“使美国公众对朝鲜战争的教训、历史和遗产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并且“告诉未来的世世代代，美国军方为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对国家的贡献”。委员会的一份文告称，该委员会已经组织了很多活动向朝鲜战争的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谢和敬意。
在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各军兵种连手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同时号召全国各地和各种社会团体、机构、学校积极参与并组织更多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调是：
“（朝鲜战争是）在联合国旗帜下打的第一次战争。由美国领导的来自22个国家的联合国军队使共产主义陷于停顿。我们那些老兵50年前所做出的牺牲拯救了一个国家使之免受共产主义的奴役，并帮助创造了它今天所享受的和平和民主自由”。
2000年6月25日下午4点至5点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附近，举行了朝鲜战争50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开幕式由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主持，克林顿总统做主题发言。开幕式上有直升飞机和朝鲜战争时期飞机的飞行表演，克林顿还向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献花圈。
对于各地应开展什么样的活动，纪念委员会有很具体的建议，如：举行队列表演或游行，出版对某一兵种、部队、战舰或军事行动专门介绍的小册子，表演当时的音乐剧和戏剧等;穿着朝鲜战争时期的军服游行，请老兵讲战争故事，安装一个朝鲜战争时期飞机的50年密封舱，让朝鲜战争老兵的后裔在2050年到2053年开封;以朝鲜战争作为毕业典礼、比赛乃至舞会等节庆活动的主题，用朝鲜战争的领导人、英雄和战役来重新命名街道和建筑物，组织志愿者访问朝鲜战争老兵，种纪念树;办各种类型的展览，收集并展出朝鲜战争老兵的照片、纪念品、书信和日记;鼓励图书馆展出以朝鲜战争为主题的书;复制当时的宣传画、照片、标语等创办一个“朝鲜战争走廊”;展示朝鲜战争的飞机模型;组织学生去朝鲜战争培训场所、博物馆和纪念地，了解老兵做出的牺牲与成就，鼓励他们去参观军事设施，讨论朝鲜战争的意义及其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出版以朝鲜战争为主的问答和填字游戏;就军事战略、联合国声明和经济或政治决策等重大问题开辩论会、研讨会。委员会要求，各部队代表参加社区或州朝鲜战争纪念委员会的代表不仅要积极参与其事，而且要始终身着制服以强化军人身份。与此同时，该纪念委员会开了专门网站，便于公众了解和参与纪念活动。
朝鲜战争5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方网站分为纪念活动的参与伙伴(我们叫主办单位)、主要活动、历史、教师参考、英烈馆、图片、新闻通讯、专访等专项或专门网页。所有人物专访页的上部，都有这么一行字：
“记住朝鲜战争的老兵；记住‘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美国朝鲜战争老兵委员会的网站主页，写着这样的话：
“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被遗忘的士兵不再被遗忘了！”“你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你受到了高度的赞赏”。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一本叫《鹅卵石》的杂志。它的宗旨是“发现美国历史”，发行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就是9到14岁的孩子。它在1999年的秋季，也就是美国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开始之前，就和美国国防部合作，出了一期图文并茂的朝鲜战争专刊，用儿童易懂的语言，从方方面面介绍了朝鲜战争。这一期的开头，是主编玛格瑞特·乔里安写的编者按：
多年来，朝鲜战争(1950-1953)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这场战争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和随后很快发生的越南战争(1954-1973)之间，历史学家和美国人民往往都忽视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在国家间有着巨大的不信任的时代发生的。曾经一度是盟友的美国(一个民主国家)和苏联(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彼此发生了摩擦。它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一个政治紧张和军事对抗的时期，被称为冷战。虽然技术上相安无事，但是两个国家都以为会有武装冲突而建立起各自的军事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被分为两个区域。北朝鲜由苏联占领，南朝鲜由美国军事人员和顾问占领。本来打算这个局面是暂时的，到朝鲜统一时就可以自治了，但是分裂的朝鲜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较量的实验场。哪一方都不能容忍另一方政治制度的扩散。双方都要支持和自己的哲学相一致的国家。到1948年，共产主义的北韩和民主的南韩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府。两年后，朝鲜战争开始了。
2000年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这期《鹅卵石》里，我们聚焦于这场武装冲突的历史——从两年的和平谈判，到妇女和美国黑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到对朝鲜难民的救济工作。通过考察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希望年轻一代不仅会记住这场战争本身，也记住所有那些在战争中服务过、战斗过和牺牲了的人。
这一期《鹅卵石》打头的文章，题为《地平线上的战争》，是个专业记者写的，详细介绍朝鲜战争的背景。语言通俗易懂，没有说教，好象是在用事实讲话，却很容易让小读者得出苏联和中国帮助朝鲜都有自己的私心的印象。比如，
“通过帮助朝鲜，苏联可以接触朝鲜的不冻港，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北韩高度发达的工业基地。”“中国出兵是担心北韩垮台，又希望换取苏联的援助。”“联合国说朝鲜人自己应该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然后所有的外国军队都应撤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观察和监督选举。苏联安置在北韩的朝鲜官员拒绝允许选举。但是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人选出两百名代表到大韩民国的新国民大会。为北韩留出了代表席位。”
一个社会学教科书的编辑和撰稿人为这期杂志写了《被遗忘的战争》，讲朝鲜战争的经过。杂志中还一目了然地列出了美国参战部队的序列;用漫画肖像展示朝鲜战争的主要人物，包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李承晚、麦克阿瑟、李奇微、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等;用漫画的形式介绍关于朝鲜战争的一些常识或趣闻，如：朝鲜这个名称的来历和意思。三八线是怎么回事。1950年11月8日，北韩的米格15和美国的F-80C交火，是历史上第一次全喷气式飞机的空战。此外，还有专门的篇章讲朝鲜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工作”，美军如何救济难民的;讲朝鲜战争中的女军人，不光有美国女军人，还有南韩部队中的女军人。最后，还有编码解码游戏，填字游戏等，用给出的条件填出和朝鲜战争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如苏联、麦克阿瑟、鸭绿江、仁川、停战等。
美国孩子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因为不是灌输，不会引起他们的警惕和抵触。这才是宣传的高段。人家从来不说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之类的话。可是人家的工作不动声色就做到9岁到14岁孩子的心里。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我们当年的对手在举行这样声势的纪念，在这样向下一代解说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在质疑当年中国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这实在太可悲了。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才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才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的尊敬。我们的前辈在那样百孔千疮的情况下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霸权主义图谋相抗衡，真正捍卫了世界和平，令中国人在全世界扬眉吐气。然而50年之后，这样一场为中华民族赢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美援朝战争，却几乎在中国成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这才叫令人扼腕。
舆论导向
舆论攻心，导向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那么，在美国，承担舆论导向的主体是谁呢?
分析一下美国新闻媒介的消息源，不难发现，它们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其他则来自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和企业。所以，承担舆论导向的主体，是美国官方。他们并不说让新闻媒体担任他们的喉舌。但是他们以提供新闻的方式，使他们的观点通过新闻媒体影响公众，左右舆论。
美国官方的这种舆论导向，在危机时刻尤其明显。在这种时刻，他们的高层官员往往亲自出马。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发表谈话，说，这种恐怖行为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攻击！”“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这就马上给这个事件定了性。而他们的调子，立刻成了新闻媒体的标题和报道基调。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主要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
“开始对付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干掉他们，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CNN，9月11日)
“对这种不可想象的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的反应应当简单干脆——杀掉那些杂种。冲他们的眉心给一枪子儿，炸得他们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话毒死他们。至于那些庇护这些蠕虫的城市和国家，把它们炸平了拉倒。”(《纽约邮报》，9月12日)
“被一种正义的愤怒激发起来的美国向来是正义之师。支持本·拉丹那样的人的国家需要狠揍。如果我们荡平了一部分大马士革或者德黑兰或者随便哪里，那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华盛顿邮报》，9月13日)
“对阿富汗实施核打击的时候到了。”(《里士满时报快递》，9月13日)
“现在不是讲究把直接卷入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的人找准的时候。……我们应当侵入他们的国家，杀掉他们的领袖，让他们皈依基督教。我们过去就没有拘泥于只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军官加以惩罚。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我们也杀了平民。那是战争。这也是战争。”(《国家评论在线》，9月13日)
在美国当权者的引导下，这些报道和评论，把美国烘托成正义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国带入了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状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打恐怖主义，“捍卫自由和民主”，那还不是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出异样的声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从这些报道看，美国官方在9·11之后的舆论导向，相当成功地凝聚了美国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绪统一到政府和当权者所希望的轨道上。
美国在2001年10月7日开始了轰炸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战争刚一开始，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马上亲自出马，在福克斯电视台开了一个谈话节目，向美国公众介绍反恐战争的进程。这个节目几乎天天从五角大楼直播，观众从中可以看到国防部长如何回答记者们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
拉姆斯菲尔德的这档节目，被称为“拉米秀”，拉米是对拉姆斯菲尔德的昵称。据福克斯电视台网站2001年11月27日的报道，这档节目非常受观众欢迎。
《华盛顿邮报》2001年12月12日以《最好的国防》为题介绍拉米秀说，通过有线电视看这档节目的观众有80万人。按电视网的标准来说不算多，但是对有线电视来说就很可观了，和华盛顿的吹风会相比，这更是天文数字。报道说，
“9月11日使拉米成为随时可以出镜的国防部长。他和他的参谋们决定，他应当在为公众框定这场战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他的助手说。‘让他出来解释时局似乎是非常恰当的。’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种美国公众从未经历过的冲突，而拉姆斯菲尔德‘非常善于解释它的实际意义，’这位助手说。”
报道在结尾援引拉氏的话说，
“说到底，战争不是统计数字，不是标题，不是过眼烟云或者24小时的新闻循环。它是意志，意志的表达，美国总统明确而毫不含糊的决定……还有美国人民要看到的必定的胜利。在以往美国参加的战争中，敌人的统帅已经怀疑与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她的人民的决心相抗衡是否明智。我期待着在阿富汗的某个山洞里，有一个恐怖主义领袖此刻正想着同样的事。”
这篇报道无意中泄露了一个“天机”：国防部长应当“在为公众框定这场战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所谓“框定战争”，就是领导战争中的舆论。
这样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危机时刻的舆论导向，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是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在美国的媒介上，我们看不到“舆论导向”之类的话。可是美国政府领导的想法却几乎都能通过新闻媒体体现出来。他们不是用行政命令来让媒体听命于他们，他们完全是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想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来左右舆论。拉姆斯菲尔德9·11之后在媒体的频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这些亮相中，媒体对他的报道都是有实质内容的，甚至是有个性的，这就很容易打动受众。
其次，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媒体的舆论声势造足了，国会就会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国防预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国国会匆匆通过的《爱国法案》。这个法案赋予执法机构很大的权力，包括对可能无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经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没有经过充分讨论或辩论就得到了通过。
第三，影响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可以说急剧右转，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总能在美国国内的民意测验中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像打伊拉克，在国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国内的支持率仍高达半数以上。
第四，不仅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影响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媒体，几乎也是这样。轰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冲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几乎美国一刮风，我们这儿就下雨。造成很多新闻媒介甚至政府官员，都围着他们的思路转。
关于美国的舆论导向，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忧患报道。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军事力量现在是世界上最强的，没有什么对手。可是他们却常常报道说，美国空军的防御如何需要更多的经费来更新、增加情报、监控和侦察设备;美国军队对打城市战争如何毫无准备，缺乏成功地进行城市作战的能力。这样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面会提醒美国军人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就像会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饱还是喊饿，喊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关注，政府和国会都给他拨款。美国的防御战线远远超出他们的疆界，达到欧洲、中东。可是他们还是在大喊大叫他们的安全有问题，喊来了NMD，喊掉了束缚他手脚的《弹道导弹条约》。是不是也有迷惑对手的作用，就不好说了。
比较一下美国受到打击、挫折之后媒体反应的措辞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措辞，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受到打击，如9·11这样的打击之后，毫不遮掩地说：美国愤怒了!美国人被激怒了!而我们，遇到类似售台武器这样的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告诉人家我的感情被伤害了，是完全无效的传播。谁在乎你的感情被伤害了?而从鼓舞士气的角度看，表示一个国家的愤怒更积极呢，还是表示一个国家的感情受伤害了更积极？
潜移默化
美国和西方舆论的攻势，对我们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在我们的媒体上已有所体现。比如2002年9月1日北京一家报纸有一篇报道，题目是“《9月11日》吓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组成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引起轰动”。报道说，法国一个制片公司从全球各地请来了11位有“突出表现”的大导演，
“给每人11分钟来描绘去年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撼和灵感”。“制片人给所有导演‘完全自由的表达方式’，例如埃及导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员对9·11的看法令人惊愕。该片还讨论了从越战到入侵索马里的数十年间，关于美国政府‘对文明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数百万牺牲者’的问题。”
我注意到，记者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并没有点明越战和入侵索马里都是美国所为，而且“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都加了引号。不过，这还罢了，耐人寻味的是下边这句话：“当然，如此偏执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在大多数短片中，电影工作者都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
一部11分钟的短片，因为表现了美国侵略别国造成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的历史事实，就“偏执”了？“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就不偏执，就正常了？这好像应该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说的话吧！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思维逻辑。
我还不只一次在我们的媒体上，看到以积极赞赏的调子正面介绍美国一系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些人再优秀，再出色，他也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你中国利益服务的。他们有很多对中国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人家跟你过不去，你还赞美人家，这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钞票有什么区别？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向中国受众介绍这些美国政客，而是质疑这种正面介绍的做法。美国的媒体是绝少这样介绍中国领导人的，以至邓小平上了《时代》封面，我们都会当新闻报道！
我和一些朋友感觉，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时候了，就是因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总会有媒体和专家学者表现出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倾向。这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舆论的成功，却是我们媒体的耻辱。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的中国曾产生了400万汉奸。但是当年的汉奸想必远没有今天这样的舆论声势，没有这样大言不惭，冠冕堂皇。我们倒是应当庆幸美国今天的倒行逆施，帮我们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怀疑。但是，能否最终挫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阴谋，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心、毅力、智慧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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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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