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国在科技领域再也不能走弯路

乔新生：中国在科技领域再也不能走弯路

2020-08-16

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已经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大飞机。这是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放弃自己的大飞机生产项目之后，重新振作起来，杀入国际民用航空领域，为中国制造的“复兴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正如《科技日报》刊登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原创科技领域，仍然需要奋力追赶。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科学家，而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决策机制，使得中国在科技领域错失良机。早在1972年，中国湖北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就已经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芯片光刻机，虽然起步晚于美国，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落后。1970年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机，1980年中国第四代投影光刻机就已经研制成功。中国研制光刻机元器件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绝对先进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中国在光刻机生产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等芯片制造设备，试图扼杀中国芯片制造产业。中国正奋起直追。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能赶上并且超过世界发达的芯片制造国家。

从大飞机到光刻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几乎是一错再错。正如一些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依靠中国科技人员的努力攻关，中国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领域仍然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不乏优秀的科学家，也不乏具有战略眼光的科技工作者，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缺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良好氛围，以至于中国在错误决策中失去了许多科学技术发展的机会。

所谓民主决策，并不是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投票决定问题。民主决策核心价值就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整个社会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充分表达意见的基础之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断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确保中国的科技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让决策者和有关专家充分解释决策的各个方面，增加决策透明度。科学决策一方面要求必须听取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要求决策者必须说明自己的理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决策的程序和决策责任制度。

由于缺乏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传统，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却忽视了经济建设的核心价值，忽视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在科学家的努力下，国家在一些重大科技领域，设立了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现在看来，这种决策体制，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科学决策领域出现资源配置严重浪费的现象。一些重大科研基金项目，不是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而是由少数科学家闭门造车，然后，由最高决策者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不符合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当然也违反科学决策的核心价值。如果少数科学家可以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让决策者拍板定案，那么，科学决策就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要求必须强化基础教育，通过普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基础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有些科学研究短期内看不到效果，但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有些科学研究看起来具有应用价值，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速度加快，那些过去看起来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历史的垃圾。

决策者的首要任务是打牢基础，通过加强基础教育，鼓励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的天空自由翱翔。不要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而应该允许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科学发展方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长期形成的门户之见，以及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现的揠苗助长现象，使得我国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许多科技工作者从事科技研究不是为了探索，而是为了获取现实的利益。这样的科技研究一定会步入误区。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可以积累长达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观察研究数据，可是，在我国科研领域，人们很少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科学领域的焦虑感以及紧迫感，使得中国科技人员很难伏下身子，踏踏实实，从基础做起，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如果不采取切实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一定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科学技术研究过程中，政府应当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府既不能做裁判官，同时也不能做运动员。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基础教育，为科技人员提供宽松的环境，让科技人员扎扎实实从事科技研究工作。科学技术研究需要刻苦努力，但同时也需要天赋和灵感。一些科技工作者兢兢业业，但是，终身无法做出令人欣喜的科研成果，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天赋，同时也缺少运气。必须鼓励科技工作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科技项目，并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科技工作者主动寻求市场支持，而不是通过编制各种经费申请报告，向政府申请财政资助。

我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金额越来越高。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战略。但是，如果对中国科技资助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人们就会发现，重复研究、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中国科技界声誉将会越来越低，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弄虚作假的现象将会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在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上，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原则。

第一，政府必须坚持宽松领导原则。重大科研项目应当由科学家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科学技术发展路线。大型科研装置建造，需要国家投入，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政府应当充分意识到，尊重科技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性。社会应当鼓励科技人员通过公开讨论，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且在争论过程中，逐步地寻求共识。如果科技投入变成了拉关系走后门，变成政府说了算，那么，所谓民主决策就会变成空谈，科学决策就会变成笑谈。政府在科学技术领域，应当保持适度中立，千万不能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揠苗助长。近些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丑闻，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如果在科学技术领域没有尊重基本规律，那么，政府投入越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急功近利而盲目拍板，因为那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出现越来越多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现象。

第二，市场主体应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主力军。科技成果是否具有价值，应当接受市场检验。科技工作者可以申请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是否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则不仅仅由专利注册登记部门说了算，也不仅仅是由政府说了算，更不是有所谓科技项目评估小组成员说了算。专利是否具有价值，应当由市场主体说了算。

政府应当号召市场主体加强与我国专利登记注册机关的联系，通过专利注册数据库寻找合作伙伴。科技工作者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市场主体是否选择投资，完全是市场主体自己的事情。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确定发展战略，并且选择专利项目投资。市场主体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如果市场主体认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储备，那么，就一定会通过专利数据库寻找适合的专利，就一定会通过知识产权积累，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市场主体在科技发展领域，应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华为公司之所以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制造领域积累大量专利，是因为中国华为公司决策者意识到，在未来的移动通信发展领域，必须占领制高点。不过现在看来，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单纯依靠中国华为公司很难组建全国性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我国通信企业应当与中国华为公司通力合作，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方面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如今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站点建设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电力问题。如果不能大幅度降低电力市场价格，那么，中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投入使用之后，服务费用可能会居高不下。期待更多市场主体进入我国的电力领域，通过分布式发电系统建设，大幅度降低我国发电成本，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当好先行官。

市场主体之间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五代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需要中国的通信企业，中国通信企业的发展需要电力企业，电力企业的发展需要新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的发展需要新材料企业，而新材料企业的发展更需要科技人员。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那么，单纯依靠政府鼓励，不可能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

第三，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国民的科技意识。我国已经颁布了科学技术推广法等一系列法律，为我国科技发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修改的规范。譬如，所谓“伪科学”就是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在科学技术领域，失败是成功之母，应当允许科技工作者大胆试验，勇于革新，即使失败，也能做出贡献。如果把那些事实证明失败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布出来，那么，可以让后来者少走弯路。因此，千万不能把科技工作者辛苦研究但最终失败的科技成果看作是“伪科学”。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扼杀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我国科技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只有允许失败，才敢于大胆突破。如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那么，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就会谨小慎微，他们不敢打破陈规，科学研究只能拾人牙慧。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之所以缺乏原创性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技工作者不敢失败，因此，选择那些技术路线相对成熟的科研项目从事科学研究。这样的科学研究不可能产生具有重大价值的科研成果。

可以设想，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打破陈规，那么，相对论就不会横空出世。正是由于对传统物理学进行逆向思考，才为物理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天地。只有鼓励科技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断地跳出传统思维定势，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才能促进科技向前发展。日本新闻媒体定期举办科技发明创造比赛节目，一些科技发明令人哑然失笑，但正是因为新闻媒体的宣传，使得越来越多日本公民投入到科技研究领域，从而使日本成为科学技术研究大国。中国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科研工作者另辟蹊径，在科学技术领域大胆幻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传统的“芯片”是建立在硅片基础之上的，中国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碳基材料，如果能在此基础之上研发新一代的“芯片”，那么，不仅会使传统芯片制造工艺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会大幅度提高存储和计算效率。中国科研人员正努力追赶。决策者不要设置条条框框，而应该鼓励科研人员打破门户之见，充分利用现有的科研成果，提出新的理论或者新的概念。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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