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高层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如何构建“国内大循环”？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夏季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谈到这一话题时表示，在他理解来看，内循环应该包括八个要点。“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八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若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余永定说。
余永定表示，关于“内循环”的提法，他认为可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对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调整。以他理解来看，内循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从全世界来看，在大国中，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占GDP比重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2018)，日本是14.7%(2019)。事实上，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35.2%的峰值，以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提高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多年来也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德国的贸易顺差位居第二，为2752亿美元，明显落后于中国。日本自2014年之后已经基本是贸易逆差国。净出口（贸易顺差）对GDP比不仅是衡量对外依存度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失衡的重要指标。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仅导致顺差国资源跨界配置的错配，而且极易引起贸易冲突。中国净出口对GDP比也有了很大下降。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8.7%，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0.77%和1.49%。2006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14.3%，2008年以后，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是负的。2018年是-7.4%，但2019年是11%。2019年的情况显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大大下降，但当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是可观的。
第三，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我们实际上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政策，同时也有进口替代成分，但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出口，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出口换汇。今后我们应该继续重视贸易，继续重视出口，但由于贸易战和美国的封锁，未来在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的生产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实行进口替代。 “中国制造2025”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意愿的反应。
第四，为了适应发展战略的变化，对引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在引资政策上，坚持国民待遇的政策、坚持竞争中性。我们过去实行了不少出口鼓励政策，如出口退税。过去，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实行出口鼓励政策是正确的。但凡事都有个度，例如，出口退税率如果超过了应有的度，出口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另外，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尽可能少地干预外汇市场。我们的许多对外经济政策，说到底，是通过恶化中国自己的贸易条件来扩大出口。这些做法不利于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扭曲了资源配置。只有调整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才能真正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调整。
第五，要对中国海外资产的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是海外资产的净持有国，拥有大约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入，十几年来都是负的。这就相当于年年把钱存到银行，不但不能从银行收到利息，而且要向银行付利息。美国则正好相反，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负债是9万亿美元，但是每年都收取利息。这样等于说，负债累累的美国反倒成了债权国。而中国之所以作为净债权国，却要向美国这样的债务国付息。这所有出现这种荒诞的情况是因为尽管中国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中国负债（主要是FDI）的成本很高，资产（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却很低。除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畸形之外，令人扼腕的是，尽管中国持续输出资本，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不见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接近两万亿美元，但到2016年底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大约只为1.75万亿美元。此外，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元、以美元计价，其安全性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对外经济部门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而不是重要推动力。
第六，大大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引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引资或其他方式引入国外先进技术。为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必须对整个教育和科研体系进行必要调整，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不再迷信于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而让中国企业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各种高新技术重大项目的研发过程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第七，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除了更多强调产业链的本地化外，我们还要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美国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但我们有反制措施，使得美国知难而退，以保证我们 CHIPS 不会被踢出去。
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向胡焕庸线的西北方转移，使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地区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区延伸，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国有更均衡的分布，让更多的产业环节留在中国。重庆能够做到的，其他地区也应该能够做到。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构建内循环格局上，一定要深化市场改革，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同时注意发挥体制优势，发挥政府必要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会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若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中国经济就可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十年、二十年，直至我们逼近或者赶上美国，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余永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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