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家间关系：竞争中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化、多极化、非极化等大趋势作用下，国家间关系呈现出与冷战结束前大不相同的特征，可以说发生了部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强化，并且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竞争中合作是国家间关系的新常态

 

　　冷战结束后，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国家间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竞争中合作成为新常态。

 

　　如果用矛盾来描述当今国际政治的话，那么主要矛盾仅限于议题、问题上，在国家间关系中，主要矛盾并不突出。如果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像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那样影响全局、危及世界和平的矛盾;南北矛盾也未体现在哪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不同的人在观察世界政治时，会因关注点不同而强调不同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矛盾。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9·11”后一段时间内，可以说存在着相对突出的矛盾。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并不是在大国之间，而是在美国与恐怖主义及极端伊斯兰势力之间。这些挑战美国的“小角色”们实际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并不受某个大国的控制和操纵。虽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防范崛起大国的挑战一直是最重要目标之一，而且奥巴马政府正加大对崛起大国的关注力度，但是，美国并不想与之走向对抗，而是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在“9·11”后的近十年间，美国曾宣称它正处在一场“长期化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并不是同其他“极”之间的战争，而是同某些“非极力量”之间的战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美国还要联合这些“极”。与之相应，其他“极”们，也并未将其与“一超”之间或相互之间的竞争作为本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强”经常与“一超”站到一起，共同对付某些“非极力量”。近年来，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及日本、德国在朝核、伊核问题上保持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个别国家则试图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同大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国际矛盾错综复杂除了表现为主要矛盾不突出外，更反映在针对不同议题的国家间关系上。近年来，在不同的议题上，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组合：在反恐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为一方，国际恐怖组织为另一方;在防止核扩散上，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一方，伊朗、朝鲜等寻求核力量的国家为另一方;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日俄韩五国为一方，朝鲜为另一方;在伊朗核问题上，中美俄英法德六国为一方，伊朗为另一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形成了欧盟、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发达国家、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穷国及小岛国四个利益不同的阵营;在欧洲军事安全上，北约为一方，俄罗斯为另一方，而且双方的对立因乌克兰危机而更加尖锐;在东北亚军事安全上，美日韩为一方，中俄朝为另一方;在“推进民主”上，“民主共同体”近130个成员国为一方，其他非“民主共同体”成员国为另一方;在推进共同发展上，发达国家为一方，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美国试图维护美元霸权，而中日德法印俄等制造业大国则谋求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建设上，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阵营，发出不同声音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在石油安全和价格问题上，石油出口国为一方，依赖石油进口的工业国为另一方，而美国则为比较超脱的特殊角色;在日本历史问题上，中俄韩朝为一方，有时美国也加入这一方，日本为另一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日德印巴组成的“四国集团”为一方，“团结谋共识运动”则是与之针锋相对的另一方，而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则为第三方;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上，中俄法印巴等有希望成为一极的大国为一方，而不可能成为极的中小国家以及美国为另一方;在南海争端上，近年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尖锐对立，而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则相对温和，但是围绕“九段线”问题，越菲马文印尼则为一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则为另一方;在北极争端上，俄罗斯为一方，挪威、丹麦、加拿大、美国为另一方;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为一方，以色列和美国为另一方;在人权问题上，美欧为一方，中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在防止世界大战上，全世界国家为一方，个别国家的军工利益集团为另一方，等等。

 

　　由于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不存在截然的敌对关系，在竞争中合作是当今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一方面，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没有消除，大国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9·11”后形成了两个竞赛场：一是包括大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二是大国之间争夺战略、经济、政治等方面利益的竞争仍然相当激烈。

 

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是综合国力较量

 

　　与竞争中合作相适应，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方式，军事竞争退居较次要地位。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以及核武器、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国之间竞争已主要不是军事竞争，不再是攻城略地、抢夺财富。竞争的主要方式转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有限。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的美国用了10年时间，也没有完全摆平阿富汗和伊拉克，充分体现了军事实力作用的局限性。

 

　　与军事实力作用减弱相适应，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军费开支的增幅明显下降。从2011年起，世界军费基本上是零增长。

 

　　军事实力作用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着的大量现实安全威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应对这些威胁，军事实力虽然有时能派上用场，但更多的时候是无用之地，尤其是耗资甚巨的先进重型武器，更难展示威力。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面临历史机遇

 

　　冷战后国家间关系的新特征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际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集合，所以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旧型国际关系而言。旧型国际关系主要有两种形式：对抗和结盟。欧洲曾出现过像瑞士、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其对外关系是一种特殊形态，但属非主流。这些国家或者因为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或者在国际事务中作用较小，从而能以中立国身份存在。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从理论上讲其对外关系也是对抗与结盟之外的一种形态。但是在冷战对抗大背景下，这些国家中的多数都或多或少偏向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中的某一个，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自主。

 

　　冷战结束后，对抗型国家间关系逐渐淡出国际舞台，除了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之间都不存在明确的敌对关系。结盟型国家间关系虽然仍然存在，但是这种关系是旧时代的产物，盟友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性，特别是通常以存在共同对手为结盟基础，这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对抗。所以，结盟型国家间关系不符合时代潮流，因此其影响力也逐渐式微。当今世界，只有美日等双边同盟关系在加强。作为美欧同盟载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一度有所强化，但从长期看趋于弱化，欧洲大国对美国这个盟主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

 

　　新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既不对抗也不结盟、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奉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政策，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伙伴关系，这可算是新型国际关系的萌芽。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别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种情势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以及全球化等大趋势的作用下，国家间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合作共赢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对外取向和理念。随着中国崛起并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理念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必将推动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