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帝国和世界政治的未来

 

 

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