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抗战这么多伪军，究竟从何而来？

 

  

7月13日，《解放军报》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文章追溯了“汉奸”的起源和定义，并且引用广为流传的数据称“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这一数字虽不准确，但如实反映了抗战中伪军数量巨大的实际情况。这么多伪军究竟从何而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外所有驻华伪军总数约为118.6万，超过200万伪军的说法一是期间有反复，二是包括了满蒙地区。至于抗日14年出了多少伪军，这个问题恐怕已经没人能清楚回答。日本自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一直致力于扶植各种各样伪军性质的武装力量。

 

伪军按照抗战中的隶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伪满洲国军、汪伪政府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皇协军）等所谓的正规仆从军，属于日本扶持的各个伪政权掌握，以独立形态配合日军作战；第二类是各县城内的警备队、以及各乡村的自卫团，由所在省县的地方伪政权组织管理，作战时直接归日军管辖；此外还有一些隶属交通公司的铁路警务机关、隶属工厂的警备队。从来源看，则分为两类：投日的国军、土匪以及就地征召的“良民”。

 

这些部队中，由原国军（包括中央军和地方各派军阀在内）投日的部队大都因为有一定战斗力，编入第一类军队。抗战结束后，伪军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其中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3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8.5万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2.4万余人。以上伪军共计50万余人，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战争末期伪军正规部队的规模。

 

这些由国军投敌而来的伪军，基本都是来自与日军交战前线的部队，且多为西北军、东北军等地方军。受汪精卫提出“曲线救国”的谬论影响，加上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获胜，国军内部民族失败主义抬头，导致投敌者接连不断。

 

以山东为例，国军各部1940年在山东约18万人部队，1941-1943年投敌人数分别达4万、6万和3万。到1943年底，山东国民党部队只剩下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以及地方少量，总数只有3万。即使1944年全球反法西斯形势好转、进入全面反攻，山东国民党军投敌者仍高达2万左右。加上这一时期日伪军对山东国军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多次扫荡清剿，虽然国军几经增补，但抗战结束时也只有2万左右。反观山东地区的伪军数量，1940年人数为8万，1941年增至12万，1942年15万，1943年18万，逐年增加的趋势正好与国军投敌相似。

 

国军高级将领的投敌情况有着相似的分布。1939年至1945年，至少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其中西北军投敌将领46人，几乎占国军投敌将领总数的二分之一；东北军投敌将领人数仅次于西北军，计11人；其他投敌的国军将领多来自地方武装、军统、晋绥军、粤系。

 

投敌中央军将领有8人，主要有曾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叶蓬，在香港只身投汪；第一战区旅长贺凯宪在河南率部投降，以及衡阳战役后，周庆祥等5人随方先觉降日，黄埔军校前3期学员可谓个个精英，也出现9人投敌。

 

不容忽视的是，除国军高级将领外，个别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人员也加入汉奸队伍。抗联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勋相继于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军，为消灭杨靖宇部出谋划策。

 

在国军体系下的杂牌军中，许多部队并不是在抗战伊始时就投敌，而是在与日军长期作战，甚至取得重大战果之后才逐渐出现。个中原因，除了抗战和二战整体战争形势造成的错觉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刊登的《论1939—1945年国民政府军将领投敌之原因》一文中介绍道，还与以下一些因素关系密切。

 

第一，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将这些地方军队大量调往前线，并配合种种措施加以限制、削弱。表现之一是分割使用，使其无法相互照应。

 

抗战八年，除“守土抗战”的晋绥军和“朝中有人”的桂系军队未受分割外，其他地方部队均被分散使用。抗战伊始，何应钦即电刘峙：“依最近所定战斗序列，旧东北军系以各军为单位分散使用。”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把川军中的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孙震第四十一军、邓锡侯第四十五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调往抗日前线。出川前夕，刘湘正患着重病，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劝他不要亲自出去，刘氏苦笑说：“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的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出川之后，蒋介石果然立即将唐式遵、潘文华两军划归第三战区，将邓锡侯、孙震两军划归第二战区，将李家钰军调往第一战区。

 

第二，蒋介石在粮弹补给上大做文章。他将外国援助的武器大都装备嫡系部队，而对地方部队作战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弹药都不予供给。因此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一般都较差，川军尤甚。出川前，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电请补充，蒋介石复电：“俟到西安后照办。”但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令川军原车东开，划归第二战区，武器弹药“由战区直接补充”。到了山西，阎锡山推说：“要南京解决”。结果该集团军未得到任何补充，与装备优良的日军苦战旬月，伤亡过半。随后被东调徐州，归第五战区辖制，经李宗仁“竭力请求补充”,“中央”才“破例补充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韩复榘在1937年7月16日向蒋介石密呈第三路军对日作战准备情形的电文中陈述：“第三路军各部之器械，多年久失效，轻重机枪平高射炮等武器极为缺少，弹药存储量亦不充分，均须仰赖军政部之补充接济。”蒋介石仅批一“阅”字了事。最可笑的是，当中央军撤退时，蒋介石指令孙良诚部留在黄泛区打游击,“孙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弹药，蒋介石竟要一粒子弹一角钱，还需现款交易”。这使孙良诚自感日暮途穷，在1942年春率领所部及8个高级将领向日伪投降。

 

这其中，西北军投敌最多，也最受蒋介石排挤。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的余部星散各地。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而去职；韩复榘因轻弃鲁省而被正法；石友三因勾结敌伪而被诱杀，继任高树勋恐军心动摇，率部从黄泛区西撤，汤恩伯秘设一陷阱拟将其包围缴械，不料被高树勋发觉，仓皇逃入第五战区才得以幸免；其余如张自忠、刘汝明、孙连仲、孙桐萱等部也是屡遭排挤，实力较弱的庞炳勋、孙殿英部更是如孤魂野鬼一样朝不保夕。

 

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令他们寒心。对于这些旧军阀出身的部队而言，他们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样坚定的抗日决心和在敌后恶劣环境下生存发展的能力。在明哲保守和“有奶便是娘”的错误指导下，他们放弃民族大义，选择了看起来更有利于自己的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对这些伪军虽然谈不上重视，倒也一度努力试图争取。日军一方面用此前与国军作战中的缴获武器弹药补充这些伪军，另一方面将这些伪军派驻各地，并许以种种权力，让其在该地自筹军饷“现地自活”。这样的待遇并不优厚，伪军所有行动也必须听命于日军，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伪军每每被怀疑通敌，或成为战斗损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华北战地参观团”的覆灭，日军便怀疑是伪军内线通报，大量撤换伪军。一旦被怀疑，伪军随时会被处死或拉到矿山做苦力。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挤压之下，他们也就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在沦陷区驻扎下来。

 

日本扶植的几个伪政府也在沦陷区实施强制征兵政策，强行征兵填充伪军队伍。伪满日军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在更多的地方，对于没有民族意识又穷困潦倒的沦陷区百姓，当伪军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八路军战士任旭东也曾问过被俘伪军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只讲自己的福利，能吃饭，伪军好歹能挣点钱养家，而八路军没什么军饷，连饭都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艰苦，所以他们宁肯去当伪军，也不愿意当八路军。”打入伪军内部，时任南通清乡区行动大队副中队长的恽前程的说法也有一定代表性：“就我们部队来说，当时一些人挂着伪军的牌子，心态很无所谓。这些人害怕离开家，不用离开家，发的钱还多一些，他们觉得很好，被收编了也无所谓。”

 

伪军的战斗能力和素质一般随其前身的风格和底子所决定。山西伪军继承了晋军的风格，善于守备据点工事；河北伪军大多有民军和西北军的老底子；西北军出身的伪军敢于白刃，后期善于上房压顶，敢拼手榴弹；伪蒙古军则是乱打，战斗力很差；华中忠义救国军序列出身投敌的部队原属于军统系统，正规军式的大规模野战打得不好，却对特务活动十分熟悉；至于特务队，便衣队、夜袭队等等，由于只有轻武器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只能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碰上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坚强的游击队就溃不成军。像爱护团、自卫团、维持会乡警这样就抓人头凑数的警察部队，除了日常治安，什么能力都没有。

 

由于伪军战斗力差而装备相对八路军优越，经常成为抗日武装“刷装备”、“刷成就”的重点对象。不少伪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甚至会与八路军主动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除了默许八路军在其防区内开展各种活动外，还有从日军方面领取武器弹药提供给抗日武装，再以作战损失的名义向上头“报销”，以至于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弹壳来给伪军核发弹药。在抗战后期，还有不少伪军受到共产党的爱国思想的影响，最终调转枪口反击日本侵略者。

 

作为中国民族意识形成和觉醒的最重要阶段，大规模出现的汉奸队伍正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演变的一个风向标。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两党对汉奸团体的大规模审判打击以及此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汉奸这个群体虽未彻底消失，却再也无法在中国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但现在似乎又在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