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年周年（1911-2021）——试论晚清重臣张之洞催生了辛亥革命

 

 

 新的解读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一个多世纪以来每逢周年都要纪念这场国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国运已经从谷底登上了世界的巅峰，古老的中国文明也获得新的生命。那么，今天在这个大背景下回顾110年前的这场大革命，我们会有什么新的解读？

 

宏观地看，中国的国运到了近现代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中华文明相对于朝气蓬勃的西方文明，已老态毕露。时代发出的信息是，必须彻底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辛亥革命就是国人对这个时代信息的积极回应。

 

在国史上有过汤武革命，此后只有朝代的循环更替，没有再出个类似的革命；甚至像蒙满外族入主这样的大变动，史书也未曾冠之以革命，而仍然视之为朝代更替。于此可见，辛亥革命在国史上的显赫地位。

 

辛亥革命衍生的重大变革

 

那么，辛亥革命到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事实证明，这场大革命对中国社会带来了全面的变化，其荦荦大端者例如：革了满人爱新觉罗王朝家天下的命，进而革了君主、帝制（国体政体）的命，公天下当道；革了帝王之学的命，为人民之学开拓了道路；革了郡县地方政制的命，地方自治的试验；革了庶民不议的命—民选议员问政；革了科举功名的命，行行出状元，西学西艺代兴；革了旧教育的命—新式学堂勃兴；革了纲常名教、经典祖训人治的命，宪法法治代兴；革了君臣民的命，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革了信仰礼制习俗的辫子、缠足、包办婚姻的命，婚姻开始自由；革了男权中心的命—女权运动初兴，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绝不是说，这些大变化就完全被人们接受而成为常态了，辛亥革命只是开了个头，也即启动了这些大变化的进程，要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甚至到了110年后的今天，其中有些变化仍然在继续进行，有待继续努力；例如公天下、人民做主、男女平等，就是有待继续贯彻的时代任务。

 

质言之，辛亥革命一石激起千层浪，为尔后的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纪元，中国的历史从此真正地从东亚的历史轨道进入世界历史的轨道，与各大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开展激烈的碰撞竟存。

 

张之洞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物质和文化思想资源

 

关于催生这段革命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一般都归功于孙中山、黄兴（革命先行者）、袁世凯、黎元洪（直接推翻清朝）的正反历史人物。但本文要特别突出的却是一般意想不到的一个历史大人物，就是晚清的重臣张之洞，是他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辛亥革命；如果没有张之洞，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多半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武昌，就是座落在张之洞担任十八年湖广（湖南湖北）总督的辖区内，是总督府的所在地。在这十八年的漫长时间里，张之洞推行的一系列的新政举措，本来是为了巩固延续清帝国的国祚，实则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形成了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和思想的大气候；并为辛亥革命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干部和兵员、资金和武器等，结果反而是加速了清朝的覆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为张之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具体而言，在这十八年湖广总督的漫长任期里（1889-1907），张之洞在湖北的施政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兴办现代实业；二是推行现代化文化教育；三是建设现代化军事系统，操练新军。现在分别简述如下：

 

在兴办现代化重工业方面，监督修筑卢汉铁路（也即京汉铁路，是内陆腹地最重要的交通干道）、兴办中国第一家也是亚洲第一家的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创办的第一家钢铁厂——八幡制铁所的建成还早七年，日本人赞之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设立枪炮厂(也即“湖北兵工厂”，有中国之克虏伯兵工厂”之称)。在民生的轻工业方面，设立布、纱、丝、麻四局，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武汉涌现了一百多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涉及采矿、机器制造、榨油、火柴、卷烟、棉织、造纸、水电、面粉、制药等三十多个行业。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誉之为“东方芝加哥”。

 

在兴办近代学校方面，张在任内大刀阔斧地兴办新式教育，创办了几十所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横跨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师范教育、湖北“自强学堂”；还创办培养外交、外语人才的湖北方言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又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两湖高等学堂（前身为两湖书院，文、理、法三科兼修）；由于严重缺乏师资，张遂特别重视培养师资，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两湖师范总学堂等一批师范学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

 

此外，张也非常重视留学教育，陆续选拔、派出大批学生赴日研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1907年的统计数字，留日学生在全国各省共计五千四百多名，湖北派出的即有1360名，占四分之一，这给湖北博得了“先进省”之称，以致湖北人才毕集。

 

当时的有识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其中投靠张之洞有管学务的梁鼎芬，管洋务的辜鸿铭（学贯中西的“怪杰”）、蔡锡勇（张最为倚重的洋务干将）；负责中学的有汪康年、蒯光典、陈三立（陈宝箴之子）；负责农学的有罗振玉；武汉清军（武汉新军）的一个协统黎元洪（被迫革命）。著名实业家、“南通才子”张謇，“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杨锐，以及沈曾植、章太炎、郑孝胥、赵凤昌等不一而足，真可谓人才济济。

 

最后也是直接催生辛亥革命的代化军事建设方面。张从事军制改革，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堂，聘请日本教官，要求官兵必须体健、品端、学优；当时恰逢1905年的科举制废除，大量青年学子选择投笔从戎，进入湖北新军。从学员中选拔一批前往日本留学，像吴禄贞（同盟会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烈士）等一批革命军事将领，都是从这些学生中走出。

 

组建湖北新军，选募新兵，聘用德国人为总教习、来自天津、广东的武备生为教习，将护军营进行扩编。到1902年，一支七千多人的新军编练完成，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至1906年，湖北新军已练成“一镇一混成协”，由他的亲信、武将张彪和军官黎元洪分管，共16080人。

 

因此，湖北新军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文化程度最高、全国最精锐的军队之一（另一个就是袁世凯操练的北洋六镇），从而为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干部和兵员。

 

在兴办新式教育系统方面，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如工业学堂、农务学堂等等，这些人才，许多在日后投身辛亥革命，成为推翻清朝帝制的利剑。

 

搞革命一是要钱，二是要武器，那么钱和武器从何而来？起义当晚的那一批起义士兵，一打开府库，发现里面竟然有存银一百二十多万两。还有其他处存有的银两、铜钱，富得很。武器有张之洞购置的大量德国造步枪万余支，日本造的万余支，大可一用。这样，武昌起义这场革命，有了钱和枪，才轰轰烈烈展开了。

 

张之洞催生了辛亥革命

 

综上所论，可以证实张之洞直接催生了辛亥革命，因为：一、张之洞18年在湖北的新政措施，创造了一种客观的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社会的现代化大环境，已经与大清腐朽不堪的宗法帝制不能相容；二是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不在现场策划领导指挥，孙在美国、黄、宋在上海，而且孙中山是在事发三天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家餐馆的英文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的，而黄兴则是事发后应武昌同盟会会员再三的催促下才来到现场接过指挥权的。

 

就孙中山看来，他一直是把起义放在两广边境，他不相信，在他没有指定、没有发动的地方，在没有他组织、金钱支撑的地方，居然会起义，会成功。所以当孙中山看到起义的消息时，他的直接反应是，不过又是一次大兵闹事而已，闹闹也就过去了。但想不到，武昌起义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十几个省都宣布独立，这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再就是，辛亥革命的策划者、执行者、领导者都是张之洞创办的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最后被硬推手革命领导人宝座的黎元洪，也是湖北新军的协统军官。除了领导人和兵员之外，起义行动所需的武器、弹药、金钱，也都是张之洞1907年北上之后在湖北多年艰辛经营留下物质资源。没有这些物质资源，要发动武昌起义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证明张之洞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据说辛亥年（1911）正月初一，辛亥革命的发起人蒋翊武、刘复基与王宪章等人在奥略楼聚会，密商革命大计时，在楼上偶尔看到张之洞的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有感而发，于是决定干件「整顿乾坤」的大事而「江汉」的武昌发动首义。

 

小结：张之洞是讳言革命的革命家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一心维护清朝的张之洞没有料到的，是一心革命的孙中山没有料到的，更是一心篡清的野心家袁世凯没有料到的。所以，这场革命是偶发催生的，是早熟的，是完全出乎当时几个当令人物意料之外的一次历史大地震。

 

那么，既然这些大人物都没有料到，又怎么能说辛亥革命是张之洞催生的呢？

 

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来到武汉首义之区参观访问，他见到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一系列的近代化工厂、实业、学校之后，深有感触地赞叹道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也即讳言革命的革命家；换言之，最后归结而论，辛亥革命是拜张之洞之所赐。由此可证，张之洞的催生辛亥革命，是「反者道之动」历史辩证法最有力的经典范例。

 

（作者系美国华人学者、历史学家，美国《侨报》创始股东、主笔及资深记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联合国中文处专家。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