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5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时，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在大革命失败前，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经常变化，很不稳定。总体上既有淋漓尽致的热情探索，又有众声喧哗的直率争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艰难选择。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
如何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
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如何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制，也就是说，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少成熟的机制。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
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因路线之争而形成的宗派主义风气，这种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主要领导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党内虽然也常有意见分歧，但宗派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这些到各地组织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还在苦苦探索，难以对中央决策发挥影响。在中央，则先后有三拨“左”倾领导人主持工作，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一拨，主要是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被称为“青年共产国际派”，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在各个根据地也缺乏根底。他们统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决策指导思想，主要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句。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映在组织路线上，就是搞宗派。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中，在一些重大危机面前，认识不统一，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搞宗派，则常常通过所谓“反倾向”斗争来更换和选择领导人。
应该说，这种做法多少是从苏联党那里学来的。王明这批人此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便耳濡目染了苏联党内斗争风气，并以此方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搞宗派斗争，介入学校内部的所谓“教务派”和“支部派”的争论，一会儿反“托派”，一会儿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会儿反“浙江同乡会”，并逐步在莫斯科的中共成员中形成了被称为“二十八个半”这样的群体。他们回国后，当时没有任何优势，唯一的优势是拼所谓“路线”。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似乎谁能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谁就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而证明的依据不是国内斗争的实际，而是外国的经验。
博古等人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便写信给中共中央，抢先打出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帜，随后宣称“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要求“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如果在反倾向斗争中，态度客观一些，冷静一些，调子低一些，即使有能力、资历和经验，也不行。例如周恩来，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负责具体工作，三中全会时却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1930年12月2日，在准备四中全会时，米夫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说，周恩来、瞿秋白“遭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用了调和主义。周恩来更甚一些”，信中却表扬王明等人“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除了李立三、瞿秋白此前被指犯了错误外，能够发挥作用的既有一批建党初期的领导人，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等，也有项英、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似乎在路线上都不能入米夫之眼，他决意要把王明这批人扶上台。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宗派性的争论最为激烈。罗章龙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发展为分裂中央的极端错误行为。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宗派意识更明显了。当然，从客观上讲，由于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中的信息阻隔，他们在指导各地实践和选派干部的时候，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但从主观上讲，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却也是无所顾忌地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风气很不好，从而使有不同意见同时又有实际经验的上不来。他们派到各苏区的人，也是着力排挤有经验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就排挤和批判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193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到，宁都会议撤掉他的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中共早期领导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明显约束，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的主导安排，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插手选举。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为王明、博古上台作了程序上的准备。
二是事后认可。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认可。潘汉年出发前，博古便明确地对他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陈、潘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及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表达对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认可。
三是仲裁纠纷。张浩1935年回国时，正好碰到张国焘率部在川西北另立党的“中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下令“通缉”。在陕北的中央领导层对此分裂行为鞭长莫及，双方陷入僵局。这种局面下，张浩以共产国际“特使”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共产国际派我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可代转”。一下子就把张国焘镇住了，他明白，在当时的组织架构下，无论搞什么样的“中央”，都绕不开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尽管内心不情愿，还是对张浩的电报作了正面的回应。在张浩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后，张国焘才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
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在中共领导人的选择上拥有的特殊影响力。
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虽然支持王明、博古等人，但对毛泽东的才干和贡献也是认可的。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好评，还被在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译载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这个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1929年，朱、毛红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的名字便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层里耳熟能详了。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多次介绍朱、毛红军的活动，并称他们二人是“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极为出色的领袖”。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1月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仍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共产国际提议或同意的。
对此，博古在1943年写的一个材料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他说1933年1月他到中央苏区前，曾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爱佛尔托征求过进入苏区后如何工作，包括毛泽东的工作安排。爱佛尔托回答说：“要尽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线必须贯彻，领导机关不可成为讨论俱乐部。”“五中全会所选的政治局及书记处名单，是经国际批准并有增减的。”此后，共产国际不同意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坚持让他在中国党内“担负相当负责工作”。这些，渗透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毛泽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内决策层起根本作用的人选，但作为领导层人选是不能缺少的。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中共早期为什么那样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有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只能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这种“被指导”的关系非常容易演变为“被领导”的关系，由此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出能成为全党接受的权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被排挤和打击，其源也盖出于此。事实上，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周恩来的人才。”这样的概括未必准确，却反映出当时人们推崇毛泽东的实践之功，但还没有认为他是理论权威。
共产党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革命是一批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搞起来的，人们所崇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是理论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的期望和选择倾向。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思想界的“明星”，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不能说他没有理论。陈独秀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巨大的转变中，讲清楚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一时很难，就是出现了，也难以一下子被人们接受，于是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便成为主流。这是留苏学生一回来地位都很高的重要思想土壤。
反观“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能够和善于做事情，但当时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博古1934年5月派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并向王明等人报告国内情况，就带去一个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大事有错，就是认为他路线方针有问题；小事没错，就是觉得他具体事情做得来。当时扣在毛泽东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中共未因领导层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从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没有把名义上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环境中没有因为领导层的经常变化而失去凝聚力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的情况，邓小平晚年的一个回忆很能说明问题。他讲：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牺牲得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43年最终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局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没有总书记或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总负责”的名义，如博古、张闻天，有的连“总负责”的名义都没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在叛变前虽有总书记之名，但大家都知道是个摆设，做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等人。这固然是因为环境恶劣，没有条件召开党代会进行选举，但也反映出那时的共产党人确实是把干事放在第一位。
毛泽东1924年底离开中央二把手的岗位，没有参加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由此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4、5月间，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中，并没有毛泽东，他只当选为候补委员。这年召开的八七会议，陈独秀已经不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观点鲜明，提出“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于是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拒绝了，还开玩笑说，我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去当绿林好汉（指领导秋收起义）。这也反映出他那时的兴趣在于实干。3个月后，临时中央因不满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井冈山，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甚至一度误传为“开除党籍”。这种境遇，似乎也没有妨碍毛泽东、朱德率红军开辟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而开辟出中央苏区的红火局面，并且担任当时最大的红军部队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
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有人提出换上毛泽东更适合一些，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觉得应该让张闻天出来做一段时期。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但他还是服从集体决定，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不久，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并和共产国际联系，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伸手要权，张闻天又主动提出让出“总负责”这个位置给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商量的结果是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了张国焘。
这些事例透露出，那时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在党内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能视为寻常之事，并取比较淡然的心态。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凭的是忠诚，凭的是担当。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转自长安街读书会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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