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带着浓厚的红色印记。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艾青、聂绀弩等一批文学新人，给白色恐怖下的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气。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当时会员有50多人,实到40多人。自“左联”成立后，先后开过四次全体大会。据夏衍回忆，1930年5月29日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二次全体大会是“左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鲁迅是左联的旗帜，他一般很少参加左联的会议，左联的四次全体大会，鲁迅亲自到会就是这第二次全体大会。这有《鲁迅日记》为证。据《鲁迅日记》1930年5月29日记载：“晴。上午季市来。午后往左联会。”此处“左联会”就是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二次全体大会。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深记念。
“左联”的第二次全体大会，1930年6月《新地》月刊 曾作过报道，但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有些问题语焉不详，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会议参加者写的回忆文章，在很多细节上有很多出入。笔者作 了些调查研究，愿意抛砖引玉，求正于方家。
首先，会议名称。这有两 种情况，一是会序不统一。据纪文编的《左联大事年表》和有关回忆录，左联开过四次全休大会，即1930年4月29日在上海爵禄饭店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1930年5月29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 大会，1930年7月下旬召开的左联第三次全体大会 ，1930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体大会。但有的回忆录和研究者，将左联的成立大会算作第一次全体大会，而将以后的全体大会，以第二、第三次等排之，这样势必造成张冠李戴，有的学者为此打起了笔仗；二是会议名称不统一，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有的称左联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有的称左联第二次会员大会等等。
第二，会议地点。据夏衍《关于左联一些情况的回忆》：“左联很少开大会，……也很少请鲁迅参加。当时许多人在一起开会不容易，我记得成立大会之后最大的一次，是柔石、胡也频、冯铿开了苏维埃区域大会回来后的汇报会议，那是借日本记者俱乐部开的” 。而王任叔（巴人）《鲁迅先生的艺术观》中说：“地点在银行公会”；茅盾则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回忆说，他是1930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后参加左联的，“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 三个人三种讲法，其实都 不对，会议地点是在虹口的日本人俱乐部。
在《虹口区志·旧址遗迹》中是这样介绍“日本人俱乐部”：“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三十三年与实业俱乐部合并，仍沿用原名。址初设东本愿寺别院，民国三年（1914 年）迁入文监师路（今塘沽路）309号新馆。内有酒吧、弹子房、餐厅、剧场、和旅舍等设施，为日侨集会和社交的主要场所。日本居留民团和实业协会也设于此。反华的重大会议大都在这里召开。”解放后这里曾是上海浦江电表厂（不是有的研究者说的上海浦光电表厂）的厂址，笔者曾在这里工作过十多年，对它的前世今生多有了解。
“日本人俱乐部”是座四层楼高的洋房，进出的大门左右各有一个，上有别致的雨篷。底层是酒吧、弹子房。2楼是餐厅，后有一蜿蜒小石梯通花园中的小楼，可作密室、包房。3楼为剧场（舞厅），可容纳近千人，也可分隔为小间作会场、展览厅。中间高敞，直达四楼穹顶，边饰七彩霓红灯。4楼围舞厅有一圈房间，可作包房、旅舍。楼顶中央竖有旗杆，当时整天飘着太阳旗。大楼后有花园，植有广玉兰等花卉，有二三幢两层小楼点缀其间，疑似密室。“日本人俱乐部”坐北朝南，4层钢筋水泥结构，占地约266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人回忆当时参加在“日本人俱乐部”召开的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是“坐电梯到三楼的”，其实“日本人俱乐部”楼高四层，并无电梯设备。
第三，会场介绍人。茅盾说“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那么，洪深所托之人是谁？据《虹口区志》披露，此人为日本进步作家尾崎秀实。他当时是日本《朝日新闻》驻沪特派记者，租居在离日本人俱乐部不远的昆山花园路，由他出面租借会场，自然而得体,不易招人怀疑。而这位尾崎秀实要多说几句，他的生平好生了得，之后他参加苏联远东情报局，“潜伏”到日本首相身边，最后获得日本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同英美开战的绝密情报，致使斯大林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关头扭转了战局。
第四，会议内容。根据《左联大事年表》载：“首先由左联各部及各研究会代表、‘五卅筹备会︐代表、社联代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左联代表分别作了报告；接着是讨论总结工作，通过 了全体盟员参加‘五卅︐示威纪念和联盟改组及干部改选的提案。”这与1930年6月《新地》月刊所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基本一致。大会不论是报告，还是提案，都充满了革命色彩，可它却在敌人的眼皮下经过讨论通过了。你说神秘吧！令人惊奇吧！这印证了那句名语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五，鲁迅发言。鲁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最后讲了话，但《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报道未提及。他的此次讲话，《鲁迅全集》也未收录。以后当事人的回忆各有讲法。据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潘颂德先生《鲁迅在左联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上的演讲考略》一文，鲁迅当时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主要的是“左联”的每个成员思想上要坚定。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二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同志们要勇敢地写，批评家标准提得太高，创作家就不敢下笔，这是不对的。历史不能脱节，伟大是在历史的继续中成就的。可见,鲁迅的这次讲话，与他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精神是一致的，是左联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理解夏衍为什么说“左联”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是是“左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议了。因为“最大”一般指参加人数多，也指会议内容重要。据《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中说，第一次全体大会“会员出席的，只占全体三分之二光景”，“开得并不十分好”。可见出席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会员，只有二三十人。而第二次全体大会“开得比较好了”，据此推算会员出席的比较多，应在四五十人,当时在上海的“左联”著名人物，鲁迅、茅盾、夏衍、巴人、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基本上都到会了。而且会议内容丰富而重要，《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说，此次会议还检讨了“左联过去工作，发言的人非常多，并且很热烈，在这项上超过预定的时间”。左联的灵魂和旗帜鲁迅最后还讲了“半个小时”的话(茅盾语)。因此“左联”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是左联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次大会，带着深深的红色基因，值得我们写上浓重的一笔。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本文原刊于<上海鲁迅研究第78辑>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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